汉代学制：官学和私学，博士的职责和特点

汉代学校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又可以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中央官学和由地方政府办理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50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需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做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做法为后代所效法。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开设的宫邸学和为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学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他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此名。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www.xing528.com)

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做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但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

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官学有很大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东汉时私学更加兴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则避世隐居，收徒讲学。

汉代的私学就其程度而言，有两种类型：

（1）初级程度的蒙学。汉代启蒙阶段的教育，除了有条件的人家自行教导子弟外，主要是在私学进行。教师称“塾师”，教学以识字、习字为主。并且有了比较适用的教材。西汉初，塾师将秦代留下的三种识字课本《苍颉》、《爰历》、《博学》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王莽当政时，扬雄作《训纂篇》。现仅存《急就篇》，且被广为流传，童子皆读。此后如南北朝梁朝的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他摹写王羲之书1000个不同字，编为四言韵语，共250句。此书主要供儿童识字，内容包括天文、自然、历史、地理、建筑、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身修养以及语言等各方面知识。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并被译成满蒙文字，曾传到日本。

初级程度的蒙学还有“乡塾”。“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学《孝经》、《论语》。这一阶段的教育，一方面巩固“书馆”的识字成果，另一方面为专经研习作准备，同时让学童学会做人。这一阶段学完后，可到社会谋职，也可入太学或私学专攻一经或多经，这些传统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直得到延续。

（2）高级程度的专经研习。汉代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多属专经研习阶段的私学，这类私学，有的设在经师家里，也有经师带领弟子在外传授的。此类私学的教学水平往往不亚于太学。有的大师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欲拜为师，但又难于亲往门下直接受教，于是只在大师门下“著录其名”，其实就是注个册而已，但同样具有弟子的身份。亲身前往教师处受教的则称为“及门弟子”。

因此，汉代经学大师的弟子能多至万人，但同时在教师门下受教的至多不过数百人。这么多的弟子教师仍然难以遍教，于是采取先由教师教给先来的高足弟子，再由高足弟子分头去教其他弟子的方式，可以二传、三传乃至更多，这就叫“次相授受”，或“转相传授”，董仲舒就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师，比英国贝尔·兰卡斯特创立的导生制要早近2000年。次相授受使一个教师可以通过逐次相传的方式教授众多弟子，大大扩展了教育范围和成效，缺点是弟子难以直接得到教师教诲，有的弟子甚至长期见不到教师一面，转相传授的过程中也难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