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工人，在厂里必须完成生产任务，参加演出属于业余活动，一般情况下，我决不因为演出而影响生产。我在机台工作时坚持每天完成定额，如果是中班，我就利用演出后的时间补上。尽管领导对我业余演出非常支持，在各方面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但我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50年代化妆用油彩，卸妆费工夫，所以我散场后来不及卸妆就带着油彩进车间是常有的事。铁路文工团的杜来同志向我学习演唱，由于没有辅导时间，他就跟我白天到车间，晚上回宿舍研究鼓书艺术。由于我生产上搞得也比较好，在厂里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954年天津市总工会在文化宫成立了天津市职工业余艺术团，下设七个团和一个工作队，我担任了其中业余曲艺团的团长。文艺活动多起来了，有时要几处赶场，东奔西忙。那时候，业余演出完全是自己解决经费，没有一分钱的补助，但是大家热情非常高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创作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唱段。我开始多是演唱别人写的节目，后来就自己动手写段子。从50年代起，我一直坚持编新唱新，为群众服务，用自己的鼓书艺术，为社会服务。曾经有人说我的段子跟形势太紧，唱完就完啦，没有生命力，我觉得这话不全对。及时反映现实是文艺“轻骑兵”的特色，也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艺术生命力的长短那也是应该由群众来决定的，我认为群众喜闻乐见是很重要的。
1956年第一次全国调演，我创作演出的《治安模范孙桂珍》，反映了当时的一件实事，得到了评委的肯定，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演员二等奖。在抗美援朝期间，我演唱过《邱少云》。在60年代学习雷锋的高潮中，我创作演出了《雷锋在列车上》。为了宣传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我创作了鼓曲《白雪红心》。创作的过程也是我向英雄学习的过程，我读着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一边写，一边用毛巾擦拭不断涌出眼眶的泪水。记得一次在蓟县演出《白雪红心》，下台后，几个老人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原来是敬老院的几位老人，听了唱段以后非要见见我。在文安演出《娶女婿》，一个大娘听完后，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感到很奇怪，这和《白雪红心》不同，这是一个喜剧小段，别人都笑，为什么大娘伤心呢？原来大娘只有一个女儿，前不久结婚走了。她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地说：“你们要早来就好了，俺也可以娶个女婿呀！”大娘的话，使我更加增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使命感。即使在前一段出现“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我仍然坚持这种责任感，和伴奏的王继文、张大奎二位同志结合佘安立冰窟救儿童、人口普查、贯彻执行交通新法规、计划生育、引黄济津、引滦入津等工作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编演了一些新段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www.xing528.com)
在一次区选民代表会上，我根据选区的模范民警、模范教师、优秀街道干部的真实事迹，创作了一个小段，在马路边上搭起一个台子，真人都在下边坐着呢，我唱到哪个同志，街道干部就介绍给市委领导同志，演出后群众的反响非常强烈。还有一次，我在剧场后台听到中国体育乒乓球代表团的捷报，即兴创作了一个小段，演唱时，我是连唱大鼓带报新闻，听众很受鼓舞。像这样的节目，也许只能演唱一次，但我认为，由于宣传效果较好，多费点力气是值得的。
我演出有一个原则：不健康的节目坚决不演，来路不明的钱不收，不通过组织的组团不参加。因为拒绝收钱，竟得罪了一些人。我觉得，钱虽然少挣了点，可心里是踏实的。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台上当好演员，在台下做好工人。在我负责厂外加工活期间，有一个业务员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厂什么活都能干，今后你要是把厂里的活包给我，我给你提成。”我听了这话，心想，这不是让我违法吗，有活也不给你干！一口回绝了他。我把自己演出和做人统一起来，决不能在台上头头是道，台下另搞一套，让群众说三道四。厂里的同志们曾跟我开玩笑：“老董你真行，台上大鼓是这么唱的，台下实际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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