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母城侨界口述历史：海外经历、抗战与新中国的初生活

1940年，杨震华和母亲寄居在新西兰

母亲杨俊英怀着我的时候，仍在基督城演出。偶然的机缘，母亲结识了当地一位姓Denton（丹顿）的夫人，我该叫她Grandmother（祖母）。她非常喜欢我母亲，一定要我妈妈做她的女儿，所以我一出生就有一个洋外婆，还有一个洋舅舅——比我大4岁的John（约翰）。这位外婆很照顾我妈妈，在我父亲还在新西兰各地演出时，丹顿夫人就让我母亲住到她家里去。她是做文职工作的职业女性，她丈夫在港口的修船队管事。我母亲在海伦医院生下我以后，我们又在她家生活了一年多。她非常善良，非常爱我们。1941年，刘老板要“精武团”去澳大利亚演出，妈妈带着我要离开新西兰了，丹顿夫人舍不得我，她对我母亲说：“我把儿子给你养大，以后再还给你。”我是家里的长子，我妈妈也舍不得。丹顿夫人哭着送我们上船，没想到一别就是永远。在香港时，我们还收到过她寄来的礼物，回到大陆后就断了联系。母亲时常给我和家人讲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后，我父母与精武团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等城市巡演。1941年12月8日，日寇侵略香港，香港被炸得到处都是瓦砾废墟。1942年2月，日寇发动了对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空袭，局势非常紧张，澳大利亚的各大港口布满了水雷进行防御，即将断航。“精武团”的青壮年全在澳洲，我爷爷奶奶却在香港。全团想尽办法登上了回香港的船，3岁多的我也随着父母历时两个多月终于从澳大利亚回到了香港。

我爷爷早年在上海的经历，使他非常痛恨日本人欺负、侵略中国。因为“精武团”当时在香港的名头非常响，日军三天两头派人来家里叫去劳军，给“皇军”表演，爷爷先以各种理由推托，日军的威胁则越来越大。当时也不可能再去剧院演出，全家几十口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爷爷因为在香港演艺界很有名，之前也结识了夏衍、田汉等进步人士。爷爷给夏衍、田汉以及天津同乡会说了这个情况，大家商议决定：绝不给日军演出，香港不能待了，马上回大陆。

爷爷说在夏衍、田汉和天津同乡会的帮助下，他们租到了一条大捕鱼船。团里都是练功夫的年轻人，身强力壮的，大家很快就把东西搬上船。乘着月黑风高，80多人连夜悄悄出海，向大陆偷渡。我和几个月大的妹妹是船上仅有的小孩。只记得大人把我抱着，风急浪大，颠簸不停，害怕被日军军舰发现，发现了就要开炮啊！大人叫我“不准哭，不准闹”。我一哭，大人马上吓唬我“鬼子来了！”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紧张。偷渡到哪里呢？广州湾，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当时日军还没占领那里。到湛江不久，1943年日本人又打到湛江来，全家就只能往桂林方向走。当时的桂林相对安定，我们就在七星岩那边租了一个大院儿住下来，在桂林周围演出。不演出没收入啊，几十口人要吃饭。在桂林，爷爷又遇到了田汉，原来他也回国了。田汉介绍爷爷到国民党军队去慰劳义演，到医院给伤病员演出，部队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口粮。我们也给当地老百姓演。有时也给财主演出，收到的钱一部分捐给军队给伤病员买药。1944年，日本人打到桂林，桂林沦陷，爷爷只好又拖家带口往北朝贵州方向撤。

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们沿途坐的火车，不是现在这种客车，而是运货的闷罐车。那时候有闷罐车坐已经不错了。我们全家80多口人，坐了两节闷罐车，男女分开。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只要闷罐车的铁门打开，外面看到的全是尸体：生病死的，日机轰炸死的。当时霍乱流行，我母亲得了霍乱差点死了。火车进站要停很久，因为一个火车头要拉好多不同的车厢，一列一列都要排队，经常三五天火车都动不了。火车顶上坐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睡在火车下面，火车突然开动哐啷一声，有些人就被火车轧死了。

路上还遇到不少土匪。那时候太艰难了，农民地里种不出粮食、蔬菜，饿得不得了，只有出来抢人。拿着土枪土炮大刀来抢，那个大刀把子特别长，前头是弯的像镰刀，磨得快得很。田野里到处能看见死人。那个惨状啊，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日本鬼子太残忍了！像水灾会引发次生灾害一样，日军的暴行引起国内大动乱。我们没有吃的，别说肉了，连菜都买不到，经常三五天才能吃到一点蔬菜。

亏得我们有在部队里义演的经历，后来军方护送了我们一段，把我们送到了贵阳，那时已经是1945年了。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可是这么多人要吃饭，又怎么维生呢？我们租了贵阳一个叫“南明”的烟厂的仓库住下。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用盐炒黄豆下饭。不管大人小孩儿，全家人每天都这么吃。在“精武团”最危难的时候，我的奶奶，号令全部女眷，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换钱，买米买面，做成稀饭、馒头、包子、烙饼、饺子去卖。早上卖早点，下午卖茶，就像重庆人摆的老鹰茶摊一样。我爷爷、舅舅他们习武懂气功，就摆摊儿用中医气功给人治病，专治跌打损伤，接骨斗榫。家里有祖传的膏药，还有黑沙丸，老百姓也信这个。就这样，一家人勉强度日熬到了1946年。当时我们一心想回家乡天津，找了部队，请他们带我们去重庆，再想办法从重庆回天津。(https://www.xing528.com)

杨震华（后排左二）少年时代的全家照

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今天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对面的大众游艺园，当时各个剧团班子都在里面演出。管事的科长是山东人，因为他邀请我们去“大众游艺园”演出，我们才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刚到重庆时，这里经济非常萧条，交通很不便利，没有火车、飞机，只有水路。怎么回天津？回去不了。家里就商量，暂时留在重庆，就在四川省内演出，内江、雅安、成都、自贡、宜宾、泸州……但是那个时候有多少人看杂技啊，看两次人家就不看了。怎么办呢？我爷爷就和家人商量，把杂技和戏曲结合起来。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布景、灯光、舞台、舞蹈，这些都可以和杂技联系起来。他们排了很多戏，比如《十三娘》《梁红玉》，那些都是打侵略者的戏，观众看起来特别感同身受。宝剑在天上转啊转啊，配合后面布景的灯光，效果非常好，上座率立马提高了，在各个地方演出都很受欢迎。这样就解决了大家庭的生计问题。后来家里在飞来寺附近买了房子，一直住到1951年重庆杂技艺术团成立。

1952年，母亲杨俊英受邀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演出的请柬

1953年，杨震华母亲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演出合影

我们还是一直在筹措回天津的路费，但是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能回去。要回去，必须先坐江船到武汉、上海，再坐海船到秦皇岛、大连，最后到天津，一大家人要回家是很麻烦的。后来，我们给西南军区的解放军部队慰问演出，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都来看了。演出地址就在解放碑实验剧场。演出太受欢迎了！田汉还为那次演出写了节目单，上面有很多人的签名。贺龙很喜欢我们家的节目，他听了我们家的经历，知道我们爱国，是放弃了财产回到大陆来的。贺龙对市文化局艺术科的科长说：“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团留住。”市文化局的领导多次到我家来做工作挽留，我爷爷被感动，同意留下了。于是1951年5月，以我们杨家班为核心，结合了另外七八家小团体，比如“怪人团”等，组建了“重庆技艺团”，我爷爷任第一任团长。1955年，重庆技艺团改名“重庆杂技艺术团”。成立大会上，奶奶也被请上了主席台，戴上大红花，表彰她在最艰苦的时候勇挑重担，把家里的铁盆碗盏都捐献出去，才把这个团保留了下来，渡过了难关，又把这个团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政府。所以大会上，我奶奶被赞颂为“团的母亲”，大家都很受感动。当时我们家里有一辆道奇卡车，出去演出的时候装道具服装用。道具里面最贵重的是两幅舞台大台帐和三重耳幕，是我父亲当年在上海花重金请人用湘绣手工绣制的，主题是八仙过海，非常生动华丽。

我的父亲母亲、姨母姨父、舅舅舅母、叔叔婶婶等，都在杂技艺术团工作，不但创作奉献了很多精彩的杂技节目，而且培养出不少杂技名角。皮条、顶杆（爷爷独创的用头顶，上边有两人，其他团的是用肩扛杆）、耍坛子、转碟、蹬技、晃板、柔术滚杯、走钢丝、魔术、戏法等节目的技巧和难度均居全国一流，尤其是我母亲独创的“舞流星”引起了轰动，成为每场的压轴节目。抗美援朝时期，我母亲先后两次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后又赴西藏慰问驻藏部队。她表演的《叠罗汉》蹬人节目在部队轰动一时，她是底座，蹬四个人在上面表演，负重量惊人。这个节目轻重并举、软硬功夫相辅相成，最能体现中国杂技艺术的特点。重庆杂技艺术团在当时的中国杂技界拥有响当当的名气，与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广州杂技团等并驾齐驱。还为成都军区杂技团、昆明军区杂技团、广西杂技团、武汉杂技团等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杂技演员。文化部组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欧洲国家以及苏丹等亚非拉国家，都多次选派了重庆杂技艺术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