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中正之道》-詩歌人物臧否

如前所示，文同的“中道”首先是一種自保策略，這主要是受到了道家清靜無爲、避禍全身、知止待變等人生智慧的滋養；但是，我們不能將文同的“中道”視作無原則、無是非的鄉願之道，實際上，它是一種有原則、重操守、講正義的儒家正道。蘇軾《文與可字説》中評價文與可爲人：“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禄之千乘不顧也。”⑦我以爲，這裏所説的“守道”“行義”“修德”這幾個關鍵詞，是文同“中道”思想中更爲關鍵的内容。這幾個關鍵詞表現了儒家智慧對文同的滋養。這又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首先是以“詠史詩”來表達對新法苛政的批判。

王安石變法，動機是富國强兵，總體實現方式是取利於民、與民爭利。宋人畢仲遊評論王安石變法説：“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⑧打個比方，蛋糕總量没有增加的情況下進行的改革，只能是對切分蛋糕方式的改變，其實質是將老百姓口袋裏的錢，轉移到政府的口袋裏，這就不能不對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所調整。變法反對派司馬光更是一針見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⑨實際上，熙寧、元豐變法，利益受損最嚴重的群體主要是上户富豪和人口最多的下户百姓，中户基本上未受到利益觸動苛剥百姓、與民爭利的行爲，是具有濃厚儒家民本情懷的士大夫所極力反對的，文同就是其中一員。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纔能理解，爲何文同對其家鄉歷史上的“鄉賢”——漢武帝時期開闢絲綢之路的第一人張騫——予以了無情抨擊諷刺。文同《張騫塚祠》尾句曰：“君不見武帝甘心事遠略，靡壞財力由斯人。”漢武帝好大喜功、開邊拓土而靡壞財力，文同情感的天平傾向了當年與桑弘羊據理力爭的“賢良方正”一邊，對搜刮民財之舉極爲不滿，連帶地對張騫也大表不敬了。在文同看來，漢武帝之政是苛政，今日變法之諸多舉措，也是苛政。但不能公開批評，只能借古諷今，借題發揮。

文同還有《蓋寬饒》《諸葛豐》詩，以西漢時期兩位具有法家行事特點的酷吏型官員蓋寬饒、諸葛豐爲詠歎對象。蓋寬饒爲漢宣帝時司隸校尉，是監察官，爲人剛直清廉，志在奉公；另一方面却有法家嚴厲苛刻、急躁暴戾的作風。對於蓋寬饒，文同肯定其“廉質”，但批評其“不以儒術正”，最終的命運是“時雖衆所憐，終爲端士病”，是一個悲劇人物。漢元帝時的司隸校尉諸葛豐，“刺舉無所避”，當日京師人士爲之作歌謡曰：“間何闊，逢諸葛。”對於諸葛豐，文同肯定其“上書擿章惡，此舉誠可喜”，但詩中主要是對其嚴酷寡恩行政作風的批判：“奈何少恩恕，春夏常繫治。人多訟其短，遂徒城門尉。復列堪猛過，上爲之切齒。……失職乃自取，不内省諸己。反惑怨其他，轉譽以爲毁。不欲加以刑，上憐之老矣。庶人終於家，反覆豐可恥。”古代歷史人物衆多，文同選取這兩位法家酷吏型官員，以抒發自己的胸臆，並非出於巧合，而是别有用心。對此二人，文同雖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批評更甚。不難看出，文同對新法的某些做法是質疑的，不認可的。故兩詩雖爲詠史，實則是針對現實。細讀文詩，自會發現其中的皮裏陽秋。

法家行政的特點，一是嚴酷苛刻，一是察察細碎，文同對此亦有所批評。作於熙寧五年的《謝張度支啟》，對朝廷所派監察官員糾纏於地方官政務細枝末節的做法予以批評：“庶事末節，若次第皆指以爲罪，則煩碎下無其所安。”提出監察官員應該“示人不疑，通達以該乎物情，文雅以飾乎吏事，凡閲諸目，止求大端，但觀爲治者何如其人？曾莫更問其至小之過”。這基本上代表了儒家的治吏理念。文同的思想，在今天可能已經過時；但在當時，對於糾正法家苛碎之偏，是有一定意義的。

其次，文同以送别、悼挽、唱和等詩歌形式，表達對正道直行人士的聲援與支持。

文同以道義交友，而非以利相交，故少而精。他説自己“同常自念性偏僻，凡取交遊最精慎”，“生平所得無幾人，既已得之心自信”。（《送提刑司勳》）在這種交友原則之下，我們來檢視文同在熙寧變法期間所作的一些送别、悼挽、唱和之作，就會從中體會出意味深長的特色。(www.xing528.com)

《送范堯夫》作於熙寧四年秋，爲上級范純仁（字堯夫）送行。范堯夫，北宋名臣范仲淹次子，神宗時拜兵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守河中府，徙成都轉運使，與文同在成都相遇二年。范在成都，以新法不便，戒州郡無得遽行，王安石怒其沮敗新法，以事左遷知和州，徙慶州。文同在其送行詩中寫道：“感公來二年，免我於無聊。今公舍我去，何由借諸朝？願君富且貴，壽命等松喬。直似先令公，巍巍佐唐堯。涕淚逐公行，不憚公更遥。公誠上下通，和如奏笙簫。所以得如此，人情不相遼。”表達了對范堯夫的親近、欽敬之意。

文同另有《送范堯夫二章》，其二更集中表達了文同的政治態度，全詩曰：“欲與民爲利，先求正所妨。紛更初下議，旁午遂交章。不爾毛安傅，其如體自傷。西南餘弊在，歸爲對明光。”詩作於范堯夫還朝述職之時，詩中既有對變法動機的理解，認爲變法關係國本，意義重大；但同時又提出了“欲與民爲利，先求正所妨”，也就是説，應先變革當務之急的弊政；“西南餘弊在，歸爲對明光”，建議范堯夫借還朝面聖之際，爲西南百姓陳情，解決實際困難。文同在蜀變法行中道，不過分刻剥百姓，當有范堯夫的支持，因范在任成都轉運使時，勒令州郡對新法不得遽行。在范堯夫觸怒權相王安石被貶之際，文同大張旗鼓地爲被貶之人作送行詩，依依惜别，這不是文同特殊形式的“站隊”嗎？

熙寧五年秋，文同爲結束任期即將還朝的工作搭檔——陵州通判喻之彦作《送通判喻郎中二首》，其二中表達了對喻通判的喜愛、親近之情，説“群居五百日，日日如初見”，贊其“愛君性渾厚，殊不與時變”。“不與時變”，不是説喻通判冬烘迂腐，而是指他不隨政治時局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節操和道德原則，這是文同“不與時變”的本義。“不與時變”，不僅是對喻通判的讚譽，也是文同本人最爲看重、一生堅守的品德。與此相反，在變法轟轟烈烈展開之際，一些人（如吕惠卿一流）却迎合當權者的喜好，如變色龍般隨時而變，爲自己撈取政治資源，踏上了晉身之階。文同對此予以嘲諷：“何苦於其間，喜愠費顔面。兹緣勝心在，胸内每交戰。既欲多上人，計校須自炫。於事固無補，在己亦非便。仕路繁此徒，可謂丈夫賤。”試問還有什麽詞句比評價一個人“丈夫賤”更爲嚴厲的呢？

吕公弼是文同的昔日上級，仁宗朝時知成都府，爲政崇尚寬厚；神宗朝時擢爲樞密使，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判秦州，不久病死。文同爲其作《吕惠穆挽詩四首》，其一中有“至今清論在，常滿紳中”的美譽，這實際上是變相對王安石變法表達了反對。

《寄宇文公南》作於廣漢期間，詩中寫道“彭澤長謡便歸去，君辭曲水亦其徒”“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楊雄識壯夫”。宇文公南爲曲水令，時轉運使以輕縑命令縣官以高價賣給百姓。公南以爲不可與民爭利，上疏反對，疏奏不報。公南喟然請求致仕，時年不滿四十。宇文公南對變法期間官吏侵剥百姓的行爲，做柔性的反抗，以斷絶自己政治前途的方式，保住了士人氣節。對於宇文公南這種光明磊落的君子之行，文同在詩中稱其爲“彭澤之徒”、爲“壯夫”，是道義的聲援。

綜上可見，文同這些發自肺腑的送别、弔挽、唱和之作，並非是敷衍應付的應景文章，而是“别有懷抱”的政治表態，它們表現了文同的“中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