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中间之道在变法中的特殊表态

北宋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標誌了亘貫18年的熙豐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涉及各階層的利益調整，也關乎官僚的政治理念，當時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站隊表態。文同在此期間的政治態度及政治實踐獨具特色，值得深究。

對於新法的態度，大體上可分爲反對派與支持派。一時名臣，如司馬光、范鎮、范純仁、韓琦、富弼、歐陽修、吕誨、吕公弼、蘇軾兄弟諸人，上書反對，態度激烈。如吕誨上疏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①又如蘇軾《再上皇帝書》曰：“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這些人也爲自己的任性直言付出了代價，或被迫退休（如范鎮），或遭貶逐（如范純仁、韓琦、富弼、歐陽修、吕誨、吕公弼、蘇軾兄弟等）。其中，蘇軾的遭遇尤其慘痛，險些丟掉性命。另一方面，一些投機分子興風作浪，借機撈取官位，王安石“飢不擇食”，只要擁護新法，“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招用”②，很有些曹操“唯才是舉”的意思，從而提拔了不少德行有虧之人。李定，靠着違心地講青苗法如何便民，而獲升官③；鄧綰本寧州通判，因上書稱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又謂新法“誠不世之良法”，王安石提拔他做了諫官。鄉人在都者皆譏笑他官路不正，他却説“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④

文同可算是極少數的第三種類型：他采取不爭論、不站隊的做法，不公開表態反對新法，也不攀援投機“以取乎榮耀”。⑤他作於知陵州期間的《遣興效樂天》一詩，明確表達了他對借新法撈取好處之人的不恥，勸勉自己及他人正道直行，不要爲一時的利益誘惑，不顧事情的是非曲直，即“勸君聖賢術内好潛心，勸君邪佞黨中休入手”。屈節獻媚、結黨營私，“雖然一時身暫好，其奈千古名常醜……左纏右繞不可脱，誅竄還當逐其後……一朝摧折靈氣盡，龍如蛇兮虎如狗”。儘管没有公開站隊，但文同的政治立場也以較爲迂回的方式傳達出來了。嚴格説來，他的情感立場傾向於反對派，但其表態方式與反對派差距很大，對比文同與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態度，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態度之温和。正因爲如此，他没有受到政治衝擊，得以平穩過關，這一點又與蘇軾的命運大相徑庭。

文同同年、好友范百禄在《宋故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墓誌銘》（以下簡稱《文公墓誌銘》）中，寫文同（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時，身處京城政治風暴的中心，當大變法轟轟烈烈展開時，不爲時勢所動，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靜：“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厘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文同不僅“獨遠之”，還對變法緘默不言，令當權者無從下手。蘇軾《黄州再祭文與可文》中回憶變法開始時，文、蘇二人在京師的交往，“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寫出了文同對京師發生的變法與反變法鬥爭所持的獨特態度。文同本人《往年寄子平》一詩中對此亦有記載：“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可與蘇文中相印證。

文同之“中道”態度，見於其《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詩中寫道：“朝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爲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壓制大官僚、大地主的作用，國家的財政狀況也有所改善，但新法很多内容是苛剥百姓、與民爭利，且在推行過程中，因官吏的素質不高及邀功求賞等心理作祟，産生了很多弊端。對當時全國上下雷厲風行的新法，從動機上，文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對於其很多内容及實施方式却並不認可。新法目的是造福天下，但操之過急，過於苛嚴。文同身爲朝廷命官，不能抗拒朝廷命令，故表面上推行以免責，内心却不以爲然。文同采取“行之以中道”的態度，儘量做到不傷民、不害民，仁慈爲政，這是對變法催逼行爲的糾偏。他認爲，爲了加官進爵而去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是會遭到報應的。作於熙寧七年的《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文同對自己執行新法的表現予以評價：“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爲兩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爲辦職。”文同以“中道”來執行新法，在地方州郡任上興利除弊，務實地解決一項又一項弊政，因而頗有條理次序（“倫緒”）。因是出於“僅免敗闕”的心理，在感情上並不積極。這樣文同的“中道”做法，與借變法撈取私利、而無堅定人格操守的士林小人有着天壤之别，但也異於那些公開表態反對變法的任性直行之士。稍作對比，即可看出差異，如范純仁任成都轉運使期間，以新法不便，戒州郡無得遽行；又如富弼，任職地方時亦拒不執行新政之青苗法。

文同“中道”的行事態度，實際上是避禍全身的人生智慧。在“中道”原則的指導下，變法開始，文同就“默無所言”；在因議事奪官之後，更“請外尤頻”（《謝就差知興元府表》），請求長期在外地州郡任職，先後知陵州、興元府、洋州，再未任過朝職。文同不僅本人身體力行，還以“中道”勉勵他人。作於熙寧八年的《送張學士知嘉州序》中，文同勉勵友人張益孺行“中道”，序曰：“夫士之所以恃而立於世者，固在於知此道而已矣。……惟能常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的態度，與文同在京師期間的“獨遠之”，及任職州郡時的“行之以中道”，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質都是以中間之道立身行事，不偏不倚、避免偏激。(www.xing528.com)

文同的“中道”態度，固然受儒家“用舍行藏”思想的影響，但更多地是受道家文化的滋養。這種道家滋養，首先表現爲强烈的仕隱傾向和清靜無爲的人生態度。“身在魏闕，心繫山林”，是古代入仕文人常見的思想傾向，不過在文同身上，似乎體現得更加明顯。文同早年的《杳杳堂》一詩，對“放身依曲几，忘慮若枯株。莊老題書册，喬松列畫圖”的生活表示了羡慕。《傲吏》詩曰：“管馬心何在？排車意自閑。問時將手板，拄夾對西山。”對東晉名士王子猷的“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的處世態度深表欽羨。作於知普州時的《碧崖亭》詩寫：“軒窗誰是客？詩酒自稱仙。”“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表現了對神仙逍遥生活的嚮往，追慕道家的人格境界。作於變法第二年即熙寧三年秋冬間的《和子平弔猿》詩，亦是一首託物寓意、借題發揮的言志詩。詩寫：“重巒複岫本其樂，大薄長林違爾志。苦將韁鎖强維摯，不究天年良有自。”文同感歎猿猴離開山林爲人所豢養，失其天然本性，實是對居官局促心態的寫照。這類詩篇，在文同全集中貫穿始終，比比皆是，此不一一抄録。有了這種清靜無爲的人生態度，必然會將心靈的寧靜看得至高無上，無論端居廟堂或者任職州郡，就不會過分執着於名利追求，更不會爲撈取好處而投機攀援。

道家文化的滋養，還表現爲文同“知止”的人生智慧。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關注福倚禍伏之間的轉化、有爲無爲之間的轉换。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文同深諳此理，在居官處事之中，懂得與時舒卷，從而在官員動輒得咎的恐怖氣氛下得以自我保護，免受傷害。

作於知興元府期間的詠史詩《趙壹》，文同以西漢時期狂儒趙壹的命運告誡自己，同時也警示他人。詩曰：“壹也本西縣，狀貌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不可。世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勸君莫學壹，學壹終坎軻。”趙壹爲東漢狂儒，憤世嫉惡，語多譏刺，是個一往無前的正直人士。但詩中對趙壹却有所批評，如“行有所不可”“勸君莫學壹”等。從熙寧變法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來考慮，其本意似不在批評趙壹，而是自我告誡，即時時提醒自己注意言行，不要像趙壹那樣過分張揚，免得給自己造成坎坷。

文同不僅本人以“中道”處世，也同樣以“中道”智慧勸誡摯友蘇軾，叮囑其收斂鋒芒，以免引火焚身。熙寧五年春在知陵州任上，文同《依韻和子瞻遊孤山二首》其二，對蘇軾加以勸誡：“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此身之外何贏餘，栩然而寐其覺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文同希望蘇軾學莊而逃於物累之外，如西湖邊梅妻鶴子的林和靖，盡人生之樂而避其禍災。熙寧五年春的另一首《寄題杭州通判胡學士官居詩四首》，其三《方庵》詩的小序曰：“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按：《釋名》：‘庵，圜屋也。’”文同以《釋名》爲依據，指出蘇軾“方”與“庵”二字連用的矛盾，實際上是借題發揮，不時地尋找機會對蘇軾加以勸誡。文同詩曰：“衆人庵盡圓，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異常？勸君刓其角，使稱著月床。自然制度穩，名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蠍四面人恐傷。”文同勸蘇軾化方爲圓，或者説是堅持内方外圓，内在本質具剛方之性，但外在處事則須圓融，令敵無隙可找。這是方、圓之間轉换的辯證法，是老子“曲則全，枉則直”的人生智慧的啟示。不幸被文同言中，故有後來元豐初年的“烏臺詩案”。同一年，文同又撰《紆竹記》一文，以告誡蘇軾。文同稱曾入山采藥，見二竹，其中一纔三尺，“未脱籜時蠍害之使然爾”；一爲垂巖壓制，“力不得競，乃求虚以伸，所趣觝礙無所容，屈己自保，生意愈堅，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碻磝，蔽蓊蘿，曾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以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紆’。”他並爲之畫《紆竹圖》。“紆”而求生，“屈己自保”以“求虚以伸”。退是爲了進，屈是爲了伸，這是屈伸進退的辯證法，這同樣是老子“曲則全，枉則直”的啟示。

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載文同與蘇軾之間的軼事，對文同的政治預見性描寫得頗爲傳奇：“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⑥此則材料雖非信史，但符合文同、蘇軾的性格特點，合情入理，可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