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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学:中间之道在变法中的特殊表态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變法涉及各階層的利益調整,也關乎官僚的政治理念,當時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站隊表態。其中,蘇軾的遭遇尤其慘痛,險些丟掉性命。寫出了文同對京師發生的變法與反變法鬥爭所持的獨特態度。文同采取“行之以中道”的態度,儘量做到不傷民、不害民,仁慈爲政,這是對變法催逼行爲的糾偏。這樣文同的“中道”做法,與借變法撈取私利、而無堅定人格操守的士林小人有着天壤之别,但也異於那些公開表態反對變法的任性直行之士。

新宋学:中间之道在变法中的特殊表态

北宋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標誌了亘貫18年的熙豐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涉及各階層的利益調整,也關乎官僚的政治理念,當時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站隊表態。文同在此期間的政治態度及政治實踐獨具特色,值得深究。

對於新法的態度,大體上可分爲反對派與支持派。一時名臣,如司馬光、范鎮、范純仁、韓琦、富弼、歐陽修、吕誨、吕公弼、蘇軾兄弟諸人,上書反對,態度激烈。如吕誨上疏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又如蘇軾《再上皇帝書》曰:“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這些人也爲自己的任性直言付出了代價,或被迫退休(如范鎮),或遭貶逐(如范純仁、韓琦、富弼、歐陽修、吕誨、吕公弼、蘇軾兄弟等)。其中,蘇軾的遭遇尤其慘痛,險些丟掉性命。另一方面,一些投機分子興風作浪,借機撈取官位,王安石“飢不擇食”,只要擁護新法,“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招用”,很有些曹操“唯才是舉”的意思,從而提拔了不少德行有虧之人。李定,靠着違心地講青苗法如何便民,而獲升官;鄧綰本寧州通判,因上書稱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又謂新法“誠不世之良法”,王安石提拔他做了諫官。鄉人在都者皆譏笑他官路不正,他却説“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文同可算是極少數的第三種類型:他采取不爭論、不站隊的做法,不公開表態反對新法,也不攀援投機“以取乎榮耀”。他作於知陵州期間的《遣興效樂天》一詩,明確表達了他對借新法撈取好處之人的不恥,勸勉自己及他人正道直行,不要爲一時的利益誘惑,不顧事情的是非曲直,即“勸君聖賢術内好潛心,勸君邪佞黨中休入手”。屈節獻媚、結黨營私,“雖然一時身暫好,其奈千古名常醜……左纏右繞不可脱,誅竄還當逐其後……一朝摧折靈氣盡,龍如蛇兮虎如狗”。儘管没有公開站隊,但文同的政治立場也以較爲迂回的方式傳達出來了。嚴格説來,他的情感立場傾向於反對派,但其表態方式與反對派差距很大,對比文同與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態度,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態度之温和。正因爲如此,他没有受到政治衝擊,得以平穩過關,這一點又與蘇軾的命運大相徑庭。

文同同年、好友范百禄在《宋故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公墓誌銘》(以下簡稱《文公墓誌銘》)中,寫文同(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時,身處京城政治風暴的中心,當大變法轟轟烈烈展開時,不爲時勢所動,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靜:“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厘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文同不僅“獨遠之”,還對變法緘默不言,令當權者無從下手。蘇軾《黄州祭文與可文》中回憶變法開始時,文、蘇二人在京師的交往,“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寫出了文同對京師發生的變法與反變法鬥爭所持的獨特態度。文同本人《往年寄子平》一詩中對此亦有記載:“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可與蘇文中相印證。

文同之“中道”態度,見於其《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詩中寫道:“朝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爲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壓制大官僚、大地主的作用,國家的財政狀況也有所改善,但新法很多内容是苛剥百姓、與民爭利,且在推行過程中,因官吏的素質不高及邀功求賞等心理作祟,産生了很多弊端。對當時全國上下雷厲風行的新法,從動機上,文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對於其很多内容及實施方式却並不認可。新法目的是造福天下,但操之過急,過於苛嚴。文同身爲朝廷命官,不能抗拒朝廷命令,故表面上推行以免責,内心却不以爲然。文同采取“行之以中道”的態度,儘量做到不傷民、不害民,仁慈爲政,這是對變法催逼行爲的糾偏。他認爲,爲了加官進爵而去幹傷天害理的事情是會遭到報應的。作於熙寧七年的《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文同對自己執行新法的表現予以評價:“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爲兩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爲辦職。”文同以“中道”來執行新法,在地方州郡任上興利除弊,務實地解決一項又一項弊政,因而頗有條理次序(“倫緒”)。因是出於“僅免敗闕”的心理,在感情上並不積極。這樣文同的“中道”做法,與借變法撈取私利、而無堅定人格操守的士林小人有着天壤之别,但也異於那些公開表態反對變法的任性直行之士。稍作對比,即可看出差異,如范純仁任成都轉運使期間,以新法不便,戒州郡無得遽行;又如富弼,任職地方時亦拒不執行新政之青苗法。

文同“中道”的行事態度,實際上是避禍全身的人生智慧。在“中道”原則的指導下,變法開始,文同就“默無所言”;在因議事奪官之後,更“請外尤頻”(《謝就差知興元府表》),請求長期在外地州郡任職,先後知陵州、興元府、洋州,再未任過朝職。文同不僅本人身體力行,還以“中道”勉勵他人。作於熙寧八年的《送張學士知嘉州序》中,文同勉勵友人張益孺行“中道”,序曰:“夫士之所以恃而立於世者,固在於知此道而已矣。……惟能常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的態度,與文同在京師期間的“獨遠之”,及任職州郡時的“行之以中道”,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質都是以中間之道立身行事,不偏不倚、避免偏激。(www.xing528.com)

文同的“中道”態度,固然受儒家“用舍行藏”思想的影響,但更多地是受道家文化的滋養。這種道家滋養,首先表現爲强烈的仕隱傾向和清靜無爲的人生態度。“身在魏闕,心繫山林”,是古代入仕文人常見的思想傾向,不過在文同身上,似乎體現得更加明顯。文同早年的《杳杳堂》一詩,對“放身依曲几,忘慮若枯株。莊老題書册,喬松列畫圖”的生活表示了羡慕。《傲吏》詩曰:“管馬心何在?排車意自閑。問時將手板,拄夾對西山。”對東晉名士王子猷的“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的處世態度深表欽羨。作於知普州時的《碧崖亭》詩寫:“軒窗誰是客?詩酒自稱仙。”“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表現了對神仙逍遥生活的嚮往,追慕道家的人格境界。作於變法第二年即熙寧三年秋冬間的《和子平弔猿》詩,亦是一首託物寓意、借題發揮的言志詩。詩寫:“重巒複岫本其樂,大薄長林違爾志。苦將韁鎖强維摯,不究天年良有自。”文同感歎猿猴離開山林爲人所豢養,失其天然本性,實是對居官局促心態的寫照。這類詩篇,在文同全集中貫穿始終,比比皆是,此不一一抄録。有了這種清靜無爲的人生態度,必然會將心靈的寧靜看得至高無上,無論端居廟堂或者任職州郡,就不會過分執着於名利追求,更不會爲撈取好處而投機攀援。

道家文化的滋養,還表現爲文同“知止”的人生智慧。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關注福倚禍伏之間的轉化、有爲無爲之間的轉换。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文同深諳此理,在居官處事之中,懂得與時舒卷,從而在官員動輒得咎的恐怖氣氛下得以自我保護,免受傷害。

作於知興元府期間的詠史詩《趙壹》,文同以西漢時期狂儒趙壹的命運告誡自己,同時也警示他人。詩曰:“壹也本西縣,狀貌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不可。世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勸君莫學壹,學壹終坎軻。”趙壹爲東漢狂儒,憤世嫉惡,語多譏刺,是個一往無前的正直人士。但詩中對趙壹却有所批評,如“行有所不可”“勸君莫學壹”等。從熙寧變法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來考慮,其本意似不在批評趙壹,而是自我告誡,即時時提醒自己注意言行,不要像趙壹那樣過分張揚,免得給自己造成坎坷。

文同不僅本人以“中道”處世,也同樣以“中道”智慧勸誡摯友蘇軾,叮囑其收斂鋒芒,以免引火焚身。熙寧五年春在知陵州任上,文同《依韻和子瞻遊孤山二首》其二,對蘇軾加以勸誡:“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此身之外何贏餘,栩然而寐其覺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文同希望蘇軾學莊而逃於物累之外,如西湖邊梅妻鶴子的林和靖,盡人生之樂而避其禍災。熙寧五年春的另一首《寄題杭州通判胡學士官居詩四首》,其三《方庵》詩的小序曰:“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按:《釋名》:‘庵,圜屋也。’”文同以《釋名》爲依據,指出蘇軾“方”與“庵”二字連用的矛盾,實際上是借題發揮,不時地尋找機會對蘇軾加以勸誡。文同詩曰:“衆人庵盡圓,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異常?勸君刓其角,使稱著月床。自然制度穩,名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蠍四面人恐傷。”文同勸蘇軾化方爲圓,或者説是堅持内方外圓,内在本質具剛方之性,但外在處事則須圓融,令敵無隙可找。這是方、圓之間轉换的辯證法,是老子“曲則全,枉則直”的人生智慧的啟示。不幸被文同言中,故有後來元豐初年的“烏臺詩案”。同一年,文同又撰《紆竹記》一文,以告誡蘇軾。文同稱曾入山采藥,見二竹,其中一纔三尺,“未脱籜時蠍害之使然爾”;一爲垂巖壓制,“力不得競,乃求虚以伸,所趣觝礙無所容,屈己自保,生意愈堅,蟠空繚隙,拳局以進,伏碻磝,蔽蓊蘿,曾莫知其歷寒暑之何許也”,“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以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紆’。”他並爲之畫《紆竹圖》。“紆”而求生,“屈己自保”以“求虚以伸”。退是爲了進,屈是爲了伸,這是屈伸進退的辯證法,這同樣是老子“曲則全,枉則直”的啟示。

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載文同與蘇軾之間的軼事,對文同的政治預見性描寫得頗爲傳奇:“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此則材料雖非信史,但符合文同、蘇軾的性格特點,合情入理,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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