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长老团，河南北部
今春在河南开始的纷争看起来似乎只是地方性事件，起因是我们已经经历了许久干旱，农作物接连歉收。早在3月，各地就开始发生骚乱。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涉及民众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双方各有伤亡。到了6月，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每天都有关于成群饥民闯入粮仓并劫夺富户的最新报道。总督在所有集市城镇派驻了小股民兵，但根本无力维持秩序。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并不惩罚偷粮食的人，说惩罚饥民毫无作用，而那些失去粮食的人应当为困难的邻居提供帮助。
6月15日，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天津的电报，让我们“往南逃”，大家颇为震惊。同一天，我们也得到两个比利时人在保定府遇害的消息。由于接连几周没有从天津获得任何可靠的消息，我们对于那边的事态一无所知，也不想在不知道理由的情况下抛弃我们的教区。我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信件，但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我们给詹姆森先生以及英国福公司的人去了信，他们曾经路过我们的镇子前往怀庆府。詹姆森先生的回信中说，他认为不需要逃离，因为他在天津或北京的代理人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消息，如果问题非常严重他们会给他报信的。但为了安慰我们，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动身，他会把自己的一切交由我们处置，包括武器、财务以及他本人、里德先生和费舍尔先生的服务。
6月19日，我们得到消息称位于直万（音）的朋友遭到上千暴徒的围攻，起因是一个女人宣称她看到麦肯齐夫人在二楼窗口附近作法，将云彩从天空抹去。麦肯齐夫人当时正在她的新房子里擦窗户，从窗外看的确很像对着云彩做动作。暴民围聚了两三天，但似乎缺乏一个领导者。当地官员答应提供帮助，但首先试图向我们的朋友们借一批步枪以及其他武器，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不怀好意的请求遭到婉言拒绝，一并遭到拒绝的还有提供几千两银子“为士兵购买武器”的请求。
从这一刻起至24日，局势越发危险。我们的票号拒绝继续向我们付钱，尽管我们账面上还有不少钱。我们听说了义和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不同的城市冒头，并逐渐接近我们所在的地区。24日，几个义和团师傅抵达这里并成立了一座义和团学校。这个义和团组织分支的座右铭是“杀尽洋人，再反大清”。
6月25日，我们收到消息，在彰德府与直万（音）的朋友已经决定动身逃跑了。他们打算一起逃到济南府，这似乎是最佳路线。后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发现租不到马车，穿越直隶省的全程也没有人陪同，也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与山东总督保持联系。我们的朋友们之所以走这一步是因为另一通电报称大沽口炮台已经被联军攻克。我们当时就知道一定会有麻烦。于是我们派出三位使者，一位去找杰姆逊先生一行人，约定和他们在黄河碰头，另一个前往卫辉府找当地知府，第三个去找许县县令。我们害怕衙门彼此推诿耽误我们的大事。
我们从知府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不过县令承诺派人护送我们，但他拒绝为我们的房子负责，并说在目前的状态下不可能保证保护我们的财产。
27日的局势最为黑暗。我们收拾齐全了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但是看起来好像我们要趁夜色逃生，除了自己拿得了的东西什么也不带。原本同意运送我们的车夫反悔了，不肯靠近我们，虽然我们提供了高于平时四五倍的车费。我们的仆人全都十分恐慌，因为我们听说有一帮亡命徒计划在我们离开住地之前攻击我们，在小镇的另一头还有一帮人打算趁我们离开后下手。
那一夜我们全都没合眼，之后的几个晚上也没有，但那一夜尤其特殊。我们一直努力为仆人们壮胆，还试图鼓动我们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出面为我们撑腰。我们叫人——我们的老师（一名秀才）——和其中一帮人的头目见面，软硬兼施地说服他们让我们和平地离开。另一位朋友应对另一帮人也有类似的表现。但我们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我们没能搞到马车，因此身上什么都没带。
28日拂晓，虽然这令我们摆脱了恐怖的夜晚，但我们还是担心在原定的出发日期解决不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我们派人不惜任何代价到邻近的乡镇解决马车问题，因为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们担心他没能完成任务。令我们长出一口气的是，他带着四辆马车赶了回来，而我们正在假装吃早餐。没多久我们就将箱子和被褥装上了马车。
有一件事使我们相信天命的存在。正当我们几乎就要装车并面对在大门周围聚集的暴徒的时候，指挥我们所在乡镇民团的军官恰巧剿匪归来，押着许多囚犯。在我们的要求下，他拜访了我们，我们说服他派遣一些他手下的护送我们几英里。这令暴徒们不知所措，看起来这名军官是有人特别安排来保护我们的。而事实上他所押送的囚犯也向暴徒们表明他不只是装门面而已。
整个乡镇的居民都聚集在一起看着我们离开，从我们的房子到城门，沿线街道整整挤了三四层的围观者。但我们所有人都安静地离开了，走了几英里后，我们的特别护送人员将我们转交给了县令派来的四个人。我们的第一站是卫辉府，一到地方我们就向当地军政官员递交了名片，此外也向晚上前来拜访的杰拉德神父递交了名片。我们向他解释了目前的局势并邀请他与我们同行，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主教不批准，他就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主教认定牧师们驻留岗位已经不再安全，他们在山里已经准备了避难所，教徒们都已武装起来，足以抵御一支军队。
军官及时赶到并驱散了围拢客栈大门的暴民，我们的护卫人员这时已经控制不住他们了。当地士兵驱散了他们，下半夜再没出事。第二天我们在新乡县停下吃了一顿午饭。在这里我认识很多人，于是我们住进一家客栈，客栈老板和我有着多年的交情。我们在客栈待了有一个小时左右，老板就告诉我们一批义和团成员一两天之前刚刚来到这里，其中有几个人刚才还来打听过我们，询问我们的目的地之类的信息。我们立刻向当地官员递送名片并请求他提供保护，我们得到的唯一结果是该官员不在家的回复说辞，我们在衙门里的消息提供者立刻得到命令要马上把我们赶走。我们动身时满心以为义和团的人会来追我们，但是直到晚上再次投宿住店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任何关于义和团的消息，从那里开始，“义和团”似乎就成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词。
30日，我们到达原武县[1]，一个相当靠近黄河渡口的地方，我们原定在这里与杰姆逊先生一行人碰头。地方官员在我们入住的旅店门口布置了强大的兵力，我们在里面过得十分安稳。
到了晚上，杰姆逊先生派来一位骑马的使者，他的到来令我们大为宽心。使者带来消息说，杰姆逊先生一行人有很多护卫，随行带着很多银子和几根火枪。
第二天是7月1日，星期日，我们在黄河岸边等待了杰姆逊先生两个小时。当他们到达时，我们发现他们全都身着中国服装。武陟县——他们的上一个停靠点——的居民对他们十分无礼。县令不仅宣布，除非他们换上中式服装，否则他不能为他们提供保护，还强行索要走了他们一大部分的行李。这些中式服装不仅起不到伪装的效果，而且还似乎格外强调了他们身为难民的事实。那些官员要么是想羞辱他们，要么是想搞恶作剧，因为他们看上去十分尴尬而笨拙。
我们刚刚来到黄河南岸，就看到了抵达北岸的张德福和朱旺（音译）一行人，所以我们就停下来等待他们过河。我们人数众多，主要有以下人员：朱旺一行，麦肯齐夫妇和一个孩子，莱斯利博士和夫人，麦金托什小姐与道小姐；张德福一行，戈福斯夫妇和三个孩子，派克小姐和华莱士博士小姐，格里菲斯先生和胡德先生；辛辰（音译）一行，米切尔夫妇，斯里蒙夫妇和一个孩子；英国福公司，杰姆逊先生，里德先生和费舍尔先生。传教士的护卫人数很有限，但杰姆逊先生有骑兵护送，还有一名朝廷下级官员随行，他很擅长与沿途地方官打交道，安排当地护卫与住宿一类的事宜。现在我们和义和团之间隔了一条黄河，因此我们第二天早上动身时精神状态普遍都很好，唯一的例外是斯里蒙夫人，她开始为她的宝贝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旅途劳顿已经使这个孩子出现了身体崩溃的迹象。
杰姆逊先生在当天早上有了一个好想法，他派人骑马前往开封府发电报，将我们的方位通报给汉口的英美两国领事并要求援助。信使来去各要走七十英里，还要赶上每天前进三十英里的大部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杰姆逊先生从来不是会被困难吓倒的人，这件大事也完成得很好，代价是失去了一匹结实的小马驹，我们到达樊城之后它就死了。事后证明电报的发送是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的朋友长期以来第一次确切得知我们还活着，这使得我们的领事可以要求张之洞为我们提供急需的援助。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在黄土地区赶路时饱受酷热的煎熬。太阳灼烧着道路，路面如同烤炉一般，而且路面还位于当地地平面三四十英尺以下，因此一丝风也没有。到达乡县以后，我们发现格雷斯夫妇还在那里过着看似和平与宁静的生活。他们惊讶地得知我们正在逃命，还邀请斯里蒙夫人和我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让孩子调养一下身体。孩子这时确实病得很厉害，我们也很有心冒险接受邀请。当晚午夜，格雷斯先生来到我们的客栈，告诉我们当地教徒和朋友强烈建议他们加入我们一行，他们决定听从这一意见。本来他们可以成行的，但后来发现找不到马车。他们打算在白天动身并试图赶上我们。后来我们听说他们取道周家口进入了安徽省，一路上的遭遇十分悲惨。
我们现在正接近南阳府的地界，这是一路上我们唯一认真地预料会有麻烦发生的地方，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很有根据。7月7日，我们来到位于南阳城三十里以北的新店。我们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没办法为所有人都找到住宿之处。杰姆逊先生本着一贯为妇女儿童着想的体贴作风，决定再紧赶几步路到南阳城里投宿。他很清楚这里有多么危险。
在这里我想说，杰姆逊先生一行人履行了他们高尚的承诺，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都竭力为我们服务，不仅在客栈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们，还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给养，当得知我们的朋友断绝给养后，他们毫不吝惜地让出了最后一罐牛奶。他们提供了我们所需的全部银两，没有这种帮助我们根本不可能一路走下来。杰姆逊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这令我们大为宽慰。我们放心地将一切都交给他办理，因为他有能力兼顾旅途中的一切细节，不管是会见官员，还是联系每日当地护送人员，安排旅店，以及此类等上百件琐事。他看起来从不会担心或焦虑，每天都会用乐观的言语鼓励每一个人。
趁天明离开豫州的时候，戈福斯先生的仆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之后其他几批人也和我们分开了。这使得一大队妇女儿童安全避开了我们在沿途村镇碰上的一个求雨游行行列。当时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骑在马背上，在我们的马车前方五百码处前进，突然他们发现两百多名武装人员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陷在人群当中。求雨者的头上都戴着绿色花环，身上挎着大刀，他们正要到当地一座著名的寺庙求雨。一看见外国人他们立即一拥而上，高声大叫：“赶走雨水的洋鬼子来啦！”一个领头人提议立刻把他们全都杀死。我们的朋友花了十分钟竭力说服人群，相信这种尝试很危险。与此同时我们后面的人也来到了人群的外围，知道了他们正在求雨，我们没有停留，立刻转过头来沿着第一个路口前进，结果这是一条无头路。我们的马车以及车上的货物正对着大街，完全隔开了我们与路过的暴徒，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外国妇女就在他们身旁。穿镇而过之后，我们找到了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十分担心我们的安全。
我们天黑后抵达南阳府，在城里搜索了半天之后终于只得分别住进几家条件恶劣的旅店。但事实证明这一点也对我们有利。我们从南面接近旅店，从而避开了那些在北边等着我们的人。我们提出与地方官见面时得到通知，这位官员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见我们。苗头看起来很不好。午夜时分，一个信使从新店赶来，说他们一行人所在的客栈遭到围攻并寻求帮助。我们试图求见那位地方官向他求援，但只得到他派出几名步兵前去平息事态的承诺。杰姆逊先生看到向官员求助徒劳无益，就将他的骑马护卫派了一半过去。
我们的一些仆人告诉我们，四英里之外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已经被包围在了他们的堡垒里面。此外还有一名士兵被斩首，原因是他对官员的命令理解得过于机械，在试图驱散围攻人群的时候打伤了其中一人。我们还了解到，有人已经制订了要将我们全部杀光的计划，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让我们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
意识到了危险，我们立刻把疲惫不堪的牲畜再次套上马车，凌晨3点就动身前往新野县，到达之后派去新店帮忙的骑兵也赶了过来，向我们通报了那边的情况。我们的朋友一直在与围攻者谈判，对方索要一大笔钱。他们在客栈等到8点，希望我们能来帮忙。断绝了这一希望以后，他们离开了客栈并惊讶地发现城镇居然如此安静。
到达城门时他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立刻又陷入了恐慌，因为数千暴徒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两百余人等在道路两旁，等到最后一辆马车通过城镇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我们的朋友们跳下马车，迎头向他们发射了几发左轮子弹，试图把他们吓跑。莱斯利夫人由于旅途劳顿耗尽了体力，躺在车上下不来，莱斯利博士试图保护她，结果受了重伤。除了大量皮肉伤之外，他的右手腕和右腿都受了深可见骨的刀伤，两处的肌腱都被切断。戈福斯先生的头部也挨了几下严重的刀伤，杰姆逊先生身边的两个人也因为英勇作战而严重受伤，事后证明都是致命伤。当我们的朋友离开马车之后，暴徒就立刻砸开箱子，箱子里的财物立刻就让这帮武装暴徒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因此我们的朋友最终才能逃生。
一天之内，他们都回到了大路上并设法搞来了空马车，然后接着赶路。他们失去了一切，但谢天谢地总算保住了性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那个迷路的仆人赶上了我们，他为戈福斯先生工作，所以我们给了他二十五两白银并让他去找自己人。
我们加紧赶路直奔樊城，约中午时分赶到湖北省边境并遇到一队精干的士兵，他们是奉张之洞的命令从襄阳府出发来接应我们的。我们心中立刻充满了感恩之情，因为我们意识到真正到位的帮助终于来了，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到达樊城之后，我们发现所有能为我们带来安全与舒适的安排都已到位。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朋友，他们在19号夜晚抵达。他们的情况很糟糕，尤其是可怜的莱斯利博士，他不得不在马车底部躺了三天，自从珍妮·道博士从自己剩余的衣服上撕下布片当绷带为他的伤口进行了初步简易包扎以来，这些伤口一直没有得到处理。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为他们置办旅行用品。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为男士们提供了内衣，而女士则只能先穿中式服装。我们可爱的小埃莉诺在11号去世，只活了短短九个月。虽然我们的悲痛难以言喻，但我们也十分庆幸她能坚持到樊城，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将她安葬在汉口的英国公墓了。
我们顺着汉江来到港口，两天以后美国领事馆派来一艘汽轮把我们接走了。21日到达汉口之后，我们直接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结束了这次为期二十四天的旅程。
英国浸信会传教团，山西
毓贤担任山西总督之后，义和团在全省各地迅速蔓延。
5月，我们与沿海地区的通信被切断，因此没有收到那边的汇款。大约在6月21日左右，法新先生从太原府给忻州迪克逊先生写信，说皇太后已经下旨要诛灭所有外国人，并且补充道：“如果这是真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并无畏惧。如上帝意旨如此，我将会欣然接受死亡。”看到这封信之后，迪克逊先生对自己的传道师赵先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从6月23日至25日，忻州城里距离教会不远的地方举行了盛大的祭祀财神仪式。来了一大群人，很快教会门前就聚满了鼓噪的暴徒。我们向府尹请愿，他一开始答应派警卫过来，但是一直都没人来。
等到北京发出的上谕电文为人所知的时候，我们又向府尹进行了一次请求，并威胁他说，如果不予许可，我们就要上报总督。府尹的答复是：“告诉那帮外国人，告到皇帝那里我也不怕！”
义和团对各地本土基督徒施暴的报道纷纷传来，于是我们派出一名使者带着信件前往太原去找法新先生。到达太原之后，使者发现许多教会房产已经被毁，其他的也都已经空无一人。他赶紧回来报信，迪克逊先生意识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召集传教团全体成员讨论之后决定立刻逃跑。他们一行共有八人。
带上了食品、衣服、被褥以及一些钱之后，他们于清晨动身，赶了三十里路才停下休息。这时他们得知，他们离家两小时后，总督的命令下达到地方官员那里，命令他们摧毁外国人的房子并杀死所有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决定立刻继续动身前往预先选好的藏身地点。
离开村庄后，狄克逊先生遣送走了忠实的传道师赵先生。他坚持不肯离开，最后听到他可以为其他外国朋友报信并提供可能的帮助时才勉强被说服。这是一场悲哀的离别，但也彰显了那些置生死于不顾的人们的勇敢精神。迪克逊先生说：“就算我们全部遇害，没有一个人逃脱，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接替我们。”狄克逊夫人谈到她的四个孩子可能会失去母亲的照顾时说：“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带来许多朋友的。”
这位传教士10月份返回山西，才得知了这一行人的剩余经历。
当天傍晚，他们到达了刘家山，当地一位基督徒在山洞里安了家，他们指望能在这里为自己准备一个洞穴作为容身自保之所。
他们在这里过了二十天，相安无事。不久，义和团就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并派人前来拘捕他们。由于村民们都逃跑了，他们没能抓着人。几天后，一位代表领着士兵来找他们，通过承诺将他们安全护送到沿海劝他们返回了忻州。这时他们的粮食供应已经耗尽，已经饿了整整五天。
抵达忻州以后，他们被带到了衙门。府尹问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数量，获知后便把这些钱如数取出并据为己有。
传教士们被人扔在监狱里待了十六天，吃着最低劣的监狱口粮。8月7日，毓贤总督的代理前来监督总督意志的执行。
两天后，他们被人押出监狱，坐上四辆马车并被告知他们即将前往沿海。抵达东城门之后，传教士被人强行从车上拉了下来，并被剥去了所有衣服。然后义和团和士兵一拥而上砍碎了他们的头。他们的尸体被拖出城外扔在河边，饱受当地村民的侮辱。后来一位与迪克逊先生交好的当地秀才领袖买来席子裹起尸体，并雇人将其埋葬在城墙脚下。
大屠杀后，当地最高军事官员前往传教团的房子，拿走了他想要的一切贵重物品，然后就放任士兵与民众进去抢劫。
中国内地会，河南
G．W．吉尼斯博士一行。
河南的持续干旱使得民众躁动不安，随时可能上街闹事引发骚乱。北边逃过来的传教士警告我们这些位于赊旗店的人马上逃跑。
7月8日，星期日，一大群人聚集礼拜集会的地点附近，看着基督徒四散离去。虽然没有爆发冲突，但是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必须加快我们的动身筹备工作。
第二天清晨很早的时候，街头再次挤满了暴徒，显然意图不良。我们不能上街，于是我们把箱子都顺着邻居院子的墙头递了过去，随后我们也爬梯子翻了过去。此后不久暴徒就开始冲击我们的前门。我们的老师吓得脸色苍白，他说：“我恐怕你们会碰上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那座房子的房东带领我们前往客厅，在其中的一个角落有一架梯子通往阁楼。他吩咐我们：“赶紧上去，千万别动！”
我们就这么躺在那里躲着，听着暴徒的吼叫以及随后木料倒塌、石材落地的轰响，暴乱已经毫不客气地开始了。四周热得吓人，没过多少时间我们就听到了火焰噼啪作响的声音，看到我们的住宅燃烧升起的烟雾。突然人群一阵兴奋！暴民发现了我们翻墙的痕迹并且跟着来到了下方的房间，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声音：“宰了洋人！他们一定在这里！顺着梯子上去！”
几句口角后他们被劝走了，但是很快又回来了好几次。他们爬上屋顶，并通过五个窗口往里看，但我们站在窗户之间，平靠在墙上。一次两个男孩看见了我们并立刻去报信。暴徒们立刻赶了回来，万幸的是又被房主哄走了。(www.xing528.com)
早上7点到晚上8点就这么过去了。夜色的降临使我们终于放松下来。有一位女士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她一个月大的婴儿可能会哭出来从而暴露我们的所在，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我们在沉默中祈祷，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令那孩子从早晨到天黑都一声不出。一壶茶从下面递了上来，那位疲惫的母亲终于可以解渴了。
然后房东来了，说：“别耽误！跟我来！”我们下了梯子，穿过庭院进入一个存储粮食的房间。一大堆粮食顶上放着一把凳子，我们踩着凳子翻过活门钻进了顶部的阁楼。接着，凳子被撤掉，门也关上了，所有关于我们所在位置的踪迹都消失了。房间满是灰尘和杂物，但在接下来漫长的四天里，这里成为我们的安全避难所。
第一夜，我们离开阁楼前往另一座房子，那里有马车接应我们。但是这时衙役再次出现在房子的正门要进来搜查，我们赶紧顺着梯子爬回去，他们的搜索再次徒劳无功。第二天早晨，暴徒们回来完成了我们房子的拆除工作。他们破口大骂了一整天，破坏房屋的噪声震耳欲聋。到了晚上，我听到两个人在我们的藏身之处附近堆积木材，想放火把我们熏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点燃房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讨论新的逃跑计划，每天白天都会有一批新人来抓捕我们。我们的房东在星期四中午突然出现并叫道：“快跑！他们拿刀杀你们来了！”
不到两分钟，我们所有人都跳下活门，翻过院墙回到了我们已经成为废墟的原来住宅的花园里，站在炽烈的阳光下。很快，一个人跟着我们越过院墙，不过没看到我们，于是喊道：“他们不在这里！”我们很快就安全地再次回到我们的阁楼。
那天晚上下雨了，我们抓住机会逃到了附近一家大字号房子，藏在房子顶部的金库里面。这间房间很小也很黑，只有一个十八英寸高的窗口。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二天，守卫我们的是字号的一名伙计，他身上带着刀枪和好几个沉重锋利的铁销子用来当作投掷武器。
躲藏在此的最后一天清晨，我们买到了马车。乘车出城八里来到河边，一条小船与四名护卫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船被各地巡查官员搜查了不下十二次，但我们一直没有暴露。
我们和护送人员在狭窄的船舱里待了十三天，才安全到达汉口。我们向护送人员支付了他们应得的酬金之后就解雇了他们。此时我们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一个月。但我们依然心存感激，感激那从不抛弃信徒的上帝护佑我们平安脱险。
中国内地会，山西
奥格伦夫妇的故事。
奥格伦夫妇一年前刚刚来到山西西部的永宁。当地官员非常友好，其中一人曾在私下里询问奥格伦先生如何求雨，因为他的祈祷词没有作用。长期干旱已经使百姓躁动不安起来。
义和团在6月中旬来到城市。当地官员迅速招募新兵，很快一名守卫就奉命前来教会，抵御义和团。官员建议奥格伦先生带上家人远离这里，他们的仆人也开始各奔东西。
有一天，有人敲着锣走上街头，警告人们说，洋人在井里投毒。当天，城市里的主要泉眼变成了红色。这位官员不敢在白天接见奥格伦先生，但他派师爷趁夜色来到教会给他们出主意。最后他们请求这位官员为他们的旅途提供资金，因为他们来自沿海的资金供应被切断了。这位官员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并表示愿意代为照看教会的房子。
那天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奥格伦夫妇在院子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名正在监视他们的间谍。7月13日日出以前，奥格伦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孩子乘坐轿子前往八十里外的黄河，向汉口进发。他们得到了一位随行护卫，县令还事先在河边安排了一条船。河边有许多充满敌意的示威人群，但这位官员亲自出面把他们都遣散了。两位士兵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船。
黄河水流湍急，他们脆弱的小船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他们航行了五百里，距离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交会之处的潼关还有一半距离。在这里，他们听说几天前此地有一批外国人遭到谋杀，行凶者将那些人的尸体扔进了黄河。如果他们继续顺流而下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他们决定过河进入陕西，很快就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八十岁高龄的地方官，与永宁官员交情甚好，对他们也很友善。他在河对岸的山西省有一片农场，他提出将他们送到那里去，这样口粮问题可以解决，而且他们可以躲在附近的山洞里，直到局势平息为止。有一位士兵告诉这位老年官员，他们的任务是把外国人赶出山西省。于是这位东道主为两位士兵置办了一桌酒席，并说服他们离开。他很快就打发奥格伦一家上了路，还派了仆人护送他们过河。
这一路只有十里远，但他们刚走到一半就遇到了强盗，抢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财和大部分衣服，只留下一百块现钞。到达早上刚刚通过的渡口之后，他们叫人回去，向那位老官员要钱，并在那里等了足有四天。钱款送到之后，他们抱着孩子缓慢地向农场步行前进。第二天他们到达农场，但租户对他们并不友善。起初拒绝提供食物，后来也只给了一点儿。强盗又来了两次，最后一名农夫的儿子眼馋毓贤为每一个外国脑袋开出的百两白银赏金，威胁要抓住他们。
这迫使他们离开藏身之处，再次北上返回永宁。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沿途基本上没有住户，但万幸的是还有很多好心人，因此他们每天起码还能吃上一顿饭，晚上也有睡觉的地方。
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黄河的一条支流，必须徒步涉水过河。一位老者带领他们渡过激流并让他们在他家里休息到第二天。之后当他们接近关口时遇到了一大群人，随后又来了一名巡查官员，此人已经得到命令要把他们驱逐出山西。这位官员有好几次都想杀他们，但最后还是把他们送过黄河交到了义和团手里。
次日早晨，奥格伦先生被人押送到一位义和团大师兄面前。奥格伦夫人可以听到他祈求饶命的声音，然后是念咒的声音，咒文内容是询问神灵是否饶他们活命，接下来是一阵高呼，她以为他已经死了。
后来有人把她带走了，告诉她，她和她的丈夫将被发送到永宁，但她不相信她的丈夫仍然活着。她当天晚上在一个山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们赶路的时候遇到一队义和团成员，她的向导立刻消失了。义和团冲到她面前好像要杀死她，但他们只是下令她快滚。她迅速离开了。
当天下午，她在一片树荫下歇脚，许多妇女聚集在她的周围。她们非常亲切而富有同情心，为她本人与她的孩子提供了食物。到了晚上，她得知河对岸有基督徒，于是就渡过河去，差点就被河水冲走。结果她没有发现朋友，只有敌人。他们给了她一点水就把她赶跑了，她与她的孩子只能露天过夜。两名基督教信徒在夜间偷偷来到她身边，把她领到一个山洞里，但因为义和团的存在，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别的。
早晨，她又一次渡河，但很快就被义和团看到了。他们拔刀挥舞把她赶进了当地一座寺庙。村长出面把她救了下来，还给了她一些食品与衣物。第二天，村长派人护送她前往大宁，义和团一路跟在后面，满腔怒火，几乎就要忍不住对她出手。到达大宁之后她就进了监狱。狱卒人很好，从牢门的洞里给她递送了一些食品、水果和钱。
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到县令面前跪下并讲述了她的故事。县令态度和蔼地告诉她，说她的丈夫还活着，很快夫妻就能团聚。然后有人把她领到后院，因为县令的妻子想要见她。县令夫人来到阳台上，并扔给她几百元钞票。那天晚上，她听到她丈夫叫她，奥格伦先生正通过门孔朝里面说话。第二天早晨，他们搬进了衙门里一个舒适的房间，她可以在那里料理他的伤口，为他烹调食物并听取他如何逃生的故事。
当时他来到义和团大师兄面前，先挨了一顿训斥，说他的歪理邪说败坏了百姓。然后义和团的成员就把他围住了，他们残酷地对他又踢又打，嘲笑他道：“快向耶稣祈祷吧！”
他们把他押到河岸要杀死他，刀剑与长矛不住地落在他身上。由于不擅长使用武器，他们没能造成致命伤。最后他跳进河里，虽然他的手绑在了一起，但还是挣扎着逃进了黑暗之中。第二天，一个基督徒农民为他提供了食物和金钱。得知妻子在大宁后，奥格伦先生强忍伤痛向大宁进发，一路躲避着义和团与其他人的注意，直到他进城为止。遭到义和团追逐的他逃进了衙门里并得到了衙门官员的庇护。他的伤势很重，头部、颈部以及肩部多处都有刀砍矛刺的伤口。
此时已经到了8月底，两天后当地官员为他们准备了两头驼着木质行李架的驴，并将他们送往蒲县。他们途中遭到了义和团袭击，但他们的护卫把义和团赶跑了。他们原本可以到达平阳，但是上面下来了命令要把他们押回大宁。
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十分痛苦而不适，一路上都没有食物。有一次过河的时候，她的丈夫还不慎失足，但他们最后还是到了，他们再次被投入监狱并得到了食物。此时孩子病得很厉害，但有人买了一头奶牛，他们因此有了牛奶。在肮脏的监狱里，害虫十分猖獗，奥格伦先生发烧越来越严重，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祈祷。
他们在这里一直待到10月初，后来情况才发生转机。上面下了命令要镇压义和团并将所有外国人送到平阳，再集中转送到沿海。一路上他们有时坐两人抬的椅子，有时坐骡驮轿，都是各地官员提供的。
抵达平阳之后，他们得到了当地官员最有礼貌的接待并入住了当地原来教会的一处房屋。这处房子几乎彻底成了废墟，但还有两间可以用的房间。几天后，奥格伦先生伤势恶化并于10月15日去世。中国人很好心地帮忙安葬了他，许多幸存的基督徒前来慰问他的遗孀。
不久后男婴的病情也恶化起来，但母亲又弄来了一头奶牛，在营养品的调理下孩子重新恢复了健康。10月下旬，她遇到了麦基先生、查普曼小姐和薇小姐。她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留在山西省并挺过这场风暴的外国人。12月初，她生下了一名女儿，又过了一个月，这队人马在护送下向南穿过山西、河南、湖北到达了汉口，行期共计六周。
张家口至恰克图
詹姆斯·H．罗伯特牧师应笔者之邀口述。
1900年6月6日，马克·威廉姆斯牧师和J．H．罗伯茨牧师匆忙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以帮助美国外事专员局的W．P．斯普拉格牧师等对付义和团。和我们一起的有在张家口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V．C．默多克小姐，以及家人位于张家口的卡尔·G．索德本先生。通过宣化府之后，我们说服朗魁斯特劳特斯先生一家和我们一起走，因为许多义和团成员已经出现在了这座城市。
6月10日，我们到达了张家口，一群嚎叫不止的暴徒堵住了我们的门口，数百名成年男子和男孩赶来围观，我们的房子着火燃烧。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官员赶来将暴徒驱散，但他们在傍晚又返回了原地，局势变得如此危险，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枪指着人群，老天保佑这的确震慑住了他们。
晚上，我们送走了所有和我们一起的中国人，第二天拂晓我们就逃到了当地满族将军的衙门里面。我们一行共六人，包括斯普拉格女士与爱恩小姐。我们请求获得一天的保护以及一队护卫送我们去蒙古。当天下午，一群暴徒聚集在衙门前，将军试图把我们送到该城的另一个地方，但我们拒绝前往。日落时分，我们和行李都转移到校场角落一间有点霉味的房子里，然后门就被锁上了——此刻真正是生死凭天意——但午夜过后，我们还是踏上了穿越长城前往蒙古的旅程，随行的还有一大队士兵。
我们发现蒙古人里也有不少义和团人员，因此我们没有落脚的地方。在张家口西北五十英里的哈拉奥苏（音），我们与拉尔森先生、索德本先生、朗魁斯特先生以及他们的家人会合，他们此时住在帐篷里并准备动身去库伦。斯普拉格先生返回了张家口，并从当地一家中国票号把我们的存款都提了出来。他带回了A．L．法格霍姆先生，他之前试图前往沿海但是没有成功。罗伯特先生也回了一趟张家口，并为我们一行人取回了御寒的冬衣。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当我们不得不逃命时，正好找到了十匹骆驼与九匹马。
6月23日，一片夕阳下，我们开始踏上这段漫长的旅程。第三天，我们走失了一匹骆驼，为了找到它耽误了两天行程。与此同时四个瑞典传教士派来信使联系我们，说他们在冯镇（音）遭到暴民袭击，现在正加紧赶路好加入我们。当地县令人很好，为他们提供了八百两白银（六百美元）的赔偿金，因此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大量金钱与食品供应。后者对我们的意义正如我们的骆驼与马匹对他们的意义一样。那匹走失的骆驼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天意，否则他们也赶不上我们。
我们一行共有十名男人，七名妇女，六名儿童，还有七位照看牲畜的蒙古人。最多的时候我们曾有过二十头骆驼和十九匹马。在一个地方，我们无法获准从井里取水。苏尼特蒙古人的王爷禁止他的百姓向我们出售牲畜，并派出士兵看守水井，免得我们往井里下毒。
拉尔森先生领导有方，枪法和骑术一流，会说流利的蒙古语，而且勇气出众。他曾两次穿越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称他为“摩西”。我们的武器装备有步枪、一杆散弹枪和两支手枪。天意保佑，正是这些武器在袭击发生时救了我们。
每天都会有两位女士和两位男士组成烹饪委员会，其他男士则成为燃料委员会的成员，燃料主要是日晒风干的动物粪便。一头骆驼背上的两个有盖大水桶装着我们宝贵的水。水井之间相距甚远，而且往往不能饮用。每隔一两天我们会杀一头羊，但总是人多肉少，谁都吃不饱。我们的主要食物是稀薄的大米或小米粥，里面总会有许多硌牙的砂石。不出五到十天，一个个就没有胃口吃饭了。
在沙漠中，连续十天的酷热令我们口渴难当。六辆马车的背阴面是女士与儿童乘坐并睡觉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乘凉歇脚的唯一选择。白天的烈日以及持续夜间赶路造成的睡眠不足令人苦不堪言。
距离库伦还有一百二十英里时，我们打电报给俄罗斯总领事：“六名美国人，十七名瑞典人，前往库伦要求保护。”他在回电中告诉我们直接前往领事馆，这给了我们新的动力。7月30号，我们到达了领事馆，从哈拉奥苏出发历经三十八天（六百六十英里），在这里我们休整了四天。
但是库伦也充斥着义和团，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获得了俄罗斯护照，这使我们能够前往圣彼得堡；旅程中的口粮购买停当，我们开始前往恰克图——离我们最近的西伯利亚城镇。与我们同行的是挪威传教士O．S．纳斯特加德牧师，他会讲俄语，因此成了我们的“约书亚”。
离开库伦后不久，我们遇到了三百五十名哥萨克人，他们受命前来保护我们。在第十三天我们走过两百一十英里来到两大帝国的边界。那里的蒙古官员试图阻止我们，但俄罗斯恰克图政府把我们从他的势力当中救了下来。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两个星期，许多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亲切。索德本先生的婴儿去世了，安葬在俄罗斯的墓地，甚至连牧师都出席了我们的新教葬礼。美国那边通过电汇为我们提供旅费，纠缠了我们整整十四天的劫匪却无法染指，因为我们身上只有信用证，要到伊尔库茨克才能提取。
我们租下了好几辆装着木质弹簧的俄式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动，跑起来风驰电掣。在草原和山脉中穿行了五天并经过一片茂密的森林之后，我们到达了贝加尔湖。9月1号我们搭乘一艘小轮船横渡贝加尔湖，风浪很急，从晕船症状当中恢复过来之后，我们在铁路车站的月台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然后乘坐十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了莫斯科。俄国政府特批给我们一辆崭新的专用车，十分干净宽敞。我们将我们的瑞典同伴留在了圣彼得堡，然后经由柏林和伦敦于11月8日回到了纽约，全程耗时四个多月。
天意护佑我们在夏天遭到驱逐离开中国。考虑到我们这一路上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区遭遇的天气，其他的酷寒季节一定会令我们难以承受。一个俄国朋友听说我们的旅程经历后说：“你们的守护天使与你们一路同在。”不只在我们的逃亡过程中，还包括随后我们了解到多少传教士在中国殉教的消息时，我们都意识到上帝亲自带领着我们，并履行了他仁慈的承诺：“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出埃及记，33：14）
中国内地会主管J．W．史蒂文森牧师编纂了以下列表，内容是在1899—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被害或伤重而死的信教传教士人数，所在省份与地区，以及相应国籍。
1900年罗马天主教主教，神父及修女遇害列表
注：列表内容可能不全。
【注释】
[1]原武县，今属河南省原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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