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的阶级矛盾：中华远古史精选

先说当时的阶级矛盾：商王朝自武丁以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下坡路，加以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尚书·无逸》谓商末“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就是说商末诸王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不事生产，只知坐享安逸。尤其是到了商朝最末的王帝辛（即纣）时，骄奢淫逸到了发狂的地步。《史记·殷本纪》叙述说：

（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

这些有关商纣的荒淫，大概是得之于晚周学者间的传闻。如《说苑》引《墨子》佚文谓：“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说苑·反质》引）《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谓：“（纣）雕柱而桔诸侯……作为室，筑为顷宫。”《文选·东京赋》注引《竹书纪年》：“纣作琼室，立玉门。”从近年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商末年的宫殿建筑确实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谓：“昔者纣是也……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馆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列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888]

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战国末年的荀子也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非相》）顾颉刚于1924年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古史辨》第二册），将《今文尚书》中所述纣的罪恶聚集起来，也只有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大罪状，不像战国时人所传说的那样厉害。但无论如何，他决不是好的统治者，则是可以断言的。

在商纣时，商贵族们酗酒必为事实，不但见于周末诸子的传闻[889]，而且也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诗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荡》）(www.xing528.com)

这是西周诗人借文王之口说到商之末世贵族沉湎于酒，晨昏颠倒的情景，周公认为商族之所以亡国，与商末贵族嗜酒有重大关系。所以周初以商之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于殷墟之后，周公特作《酒诰》以教谕康叔，内有谓商“民罔不伤心，惟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训诫谓“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公畏酒如此，可见他以为酒为商亡国之重大原因。

商末统治阶级过着这样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叛。部分贵族也看到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国家岌岌可危。如微子启就曾痛惜地说过：

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

微子的意思是说，纣王由于抛弃了成汤的旧传统，沉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乱，招致人民的反抗。社会上真是达到了诗人描写的所谓“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的地步。纣王为了对付叛乱，加强了严刑峻法。据周秦诸子传说，其滥刑有截、剖、醢、炙、腊、脯诸种（见《吕氏春秋·行论》、《过理》，《韩非子·难言》，《战国策·赵策三》）。经常为后人道者还有所谓“炮烙”之刑（见《荀子·议兵》、《韩非子·难一》）。“炮烙”一作“炮格”，据《吕氏春秋》高诱注谓“格以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坠火而死”（《吕氏春秋·过理》注）。这种酷刑的采用，充分体现了商纣的残暴。

商纣时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腐化，对劳动人民剥削加重，再加以滥用刑罚等等，自然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这就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所指出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的真实情况。纣王并任用“善谀、好利”的费中和“善谗”的恶来为政，国事不堪闻问。纣的亲族微子、箕子和比干强谏，纣杀比干，囚箕子。纣的一些亲信如微子及太师疵、少师彊对商王朝感到失望，乃持其祭器、乐器西奔归周[890]。所以这时商的最高统治者已经走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左传》引《大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891]盖实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