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中的三监问题及其争议

周武王灭商后，对广大的商遗民如何处治，从文献记载来看，对当时商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并且商以北和以东的商之与国诸侯，仍属于商。《史记·周本纪》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殷本纪》也说：“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宋世家》称“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之。”[933]可见商之广大群众仍由武庚代其治理。不过武王恐其叛变，乃在商都复封其兄弟管叔鲜、蔡叔度以采邑，以相武庚，起监视作用。只是《史记》中没有说明这时武庚和管叔、蔡叔所封的具体地点，好像三人都封于一地。班固《汉书·地理志》记之稍详：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即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唐颜师古注曰：

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东谓之卫。

从司马迁、班固和颜师古的话中，牵涉到周初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三监”是指哪三人？第二个是“三监”所封的具体地域在哪里？这都是中国古史上长期争论不决的大问题。

先说第一个。班固说商畿内分邶、庸、卫三国，以武庚、管叔、蔡叔分别治之。好像指他们三人即为三监。后来《尚书孔氏传》则云“三监：管、蔡、商”。这就明确地说明所谓“三监”即管叔、蔡叔和武庚。与此不同的如郑玄认为三监无武庚而有霍叔。郑氏《诗谱》曰：

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www.xing528.com)

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监教之。

这是以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三监。后来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从之[934]。以上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经学家一直聚讼莫定[935]。清儒崔述的《丰镐考信录》以为《左传》称“二叔之不咸”，又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放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一言及霍叔者。此外《史记》、《尚书大传》、《汉书·地理志》等言以商叛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叔。崔氏认为武王死后，叛周作乱者实只有管叔和蔡叔二人[936]。崔氏此说有理有据。但他又认为至晋皇甫谧始增入霍叔，伪创三监之说，则未必是。因三监之说，不但已见之于东汉郑玄，而且早在先秦文献《逸周书》已道之。《逸周书·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叙述虽作隐约概括之语，然其谓立三叔为三监，极为明白。可能霍叔未参与叛乱或者因其罪小，故诸记载多未及之也[937]。至于《尚书》伪孔传明确地把武庚也算为三监之一，则肯定是错误的。因所谓三监实为一种监察制度，武庚为商遗正是被监者，被监者怎能包括在监者之中？足证“三监”决不会有武庚，而实指管、蔡、霍三叔。

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叔之封地，《史记·管蔡世家》谓：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管”，《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是管在今河南郑州。蔡叔度原封之蔡，《周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谓今河南上蔡县，即古蔡国。霍叔初封之霍，据《管蔡世家》索隐引《地理志》谓即河东彘县，实即今山西霍县。按此三叔所封的管、蔡、霍三地可能均系武王克商前的旧封，三地距商都甚远。在克商之后，三叔作三监时盖均未就原封国，而是到商畿以便于执行对商民的监视作用。犹如周公封鲁，而身留周室以便于相王室。

那么，三叔监商民时的居地在哪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谓即商之畿内为邶、庸、卫三国。邶，封纣子武庚，由霍叔相之，管叔治庸，蔡叔治卫。邶、庸、卫三邑当即三叔居地。许慎《说文》谓：“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周本纪》正义引）晋孔晁注《逸周书·作雒解》也说：“霍叔相禄父。”案商亡时纣都朝歌，朝歌北鄙之邶邑，封武庚。朝歌本邑原为纣之故都，本名“殷”，或作“衣”、“韦”、“卫”，实一音之变[938]。这个原为纣都的朝歌称“卫”，是蔡叔监商的根据地。而管叔所居之“庸”，据颜师古注谓在纣都南。这就是说朝歌南为庸，又名为东。《逸周书·作雒解》谓：“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又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又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以此三“东”字与殷、徐、奄并列，则东不是方向之东，而是一具体的地名。可见“庸”又名为“东”。名之为东，是对周的西土而言，古时潼关以东皆可称之为“东”。所以，管叔监商时所居商都朝歌以南之畿内的庸，自可名之为“东”[939]。总之，三叔监商时所居之邶、庸、卫三国，确如《汉书·地理志》所说在原商的畿内。因而当周公平三监乱后，乃“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地理志》引《书序》），这也就是后来的“卫国”。由此可推知邶、庸、卫三监之地，必不出西周春秋时卫国境内。

可是王国维却由于北伯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县，因而认为邶即燕，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庸即奄，在鲁，即今山东的曲阜[940]。此说甚为新颖，所以近代学者颇多信者。揆诸当时情势，王说必非事实。盖因周武王灭纣时，周之武力所能控制的仅仅是商都近畿一个小范围（所置三监，理应于此求之）。当时之余民仍由武庚禄父统治，至于商的潜在势力，如山东的奄及淮夷、徐戎，可以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他们仍然雄踞东方。所以武王崩，周公当国，管、蔡妒周公，三监与武庚并叛。山东的商奄、薄姑、徐戎、淮夷及熊、盈之族也群起响应，天下大震。周公率师平乱，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并乘胜东征三年，商在东方之残余势力才基本崩溃。周的兵威于是真正达到东海边商奄、薄姑旧地。以此例之，河北省的北部在武王时周的势力未能到达。所以，在周公第二次克商诛武庚以前，河北北部、山东曲阜一带仍远非周的势力范围，武王所置三监之邶和庸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东境内[941]，因而王国维的所谓邶即燕、庸即奄之说是不可信的[942]。

古史专家顾颉刚先生的遗著《三监人物及其疆地》[943]于1984年正式刊布。顾先生也认为武庚是三监之一，霍叔并未监商。笔者于1990年曾发表《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最后部分就是针对顾先生的说法，从武庚是不是三监之一，霍叔有无监商和史源的早晚三个方面，再一次说明管、蔡、霍三叔为三监，而且监的是武庚[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