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州泛流辉：重庆建筑的迭代

在中国，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唯一一座身处地方却冠以“中国”二字的博物馆，其独特地位可见一斑。它因三峡工程而生，却不只为三峡文化而存在。它的身上，既承载着远古巴渝文化、移民文化，也传递着近现代抗战文化、城市文化与三峡文化。虎钮于、鸟形尊、景云碑、乌杨汉阙、江姐遗书……馆藏之宝虽然是中华文明万珍之一沙，却足以带领我们从古看到今。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其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1955年它因西南大区撤销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2000年又因承担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成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黄祖伟 摄

它体量巨大，以现代建筑语言和重庆市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共同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群，却又在对水文化的想象中显露出传统文化的底色。今天，它正与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涂山窑遗址、重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共同构成全新的三峡博物馆群落。未来，在它的身上，我们或许会读到更多。

1950年生，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重庆市文化局、文化广电局副局长，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筹备组组长、首任馆长，现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已出版研究文集《在历史与文化之间》、诗集《王川平诗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等。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文化地位可见一斑。您能为我们介绍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立项时的基本情况吗？

A：作为一名重庆的文物工作者，我心中一直渴望有一座能够代表重庆历史、文化以及当代城市建设水平的博物馆。

1997年6月19日，也就是重庆正式挂牌直辖后的第二天，国家文物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召开了“三峡文物抢救全国协作会议”，目的就是保护三峡文物。我们抓住了这个契机，决定立项申报重庆三峡博物馆。

建筑外形设计灵感来源于三峡大坝与长江水面的感觉。黄祖伟 摄

当时三峡文物保护的场馆选址不只有重庆，还有宜昌和万州。为了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支持，我们去做了汇报。当时我以分管文物的副局长身份担任了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在汇报时，我说一个博物馆就像一棵大树，一定要在肥沃的土地上才能好好成长。无论是从博物馆的从业人员水平，还是地理辐射范围上看，重庆都应该是这三者之中最好的，这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国家文物局与重庆市政府联署向国务院报告筹建三峡博物馆事宜。

在讨论博物馆命名时，我表示这个博物馆应该是现代化的，既能与重庆这个新的直辖市相匹配，又能满足三峡文物的保护需求。国家文物局同意馆名应该加上“中国”二字。这样一来，三峡博物馆从理论上为进入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序列做出了预设。

2000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准同意将三峡博物馆定名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是重庆直辖后首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级博物馆，也是当时重庆的一号工程、民心工程。因此，博物馆的选址也选在了渝中区最好的位置，重庆人民大礼堂对面，共同围合成人民广场。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大礼堂相对望，它在建筑设计上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呢？毕竟重庆人民大礼堂曾被梁思成先生评价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典建筑划时代的最典型作品”。

A：重庆人民大礼堂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建筑。它建于50年前，意义非凡。它从故宫角楼、天坛和天安门吸取皇家的建筑语汇。而50年之后，我们在它的对面修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希望以一种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和语言与它形成呼应和对话，由相反相成转化为相辅相成。

事实上，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最初的投标设计方案里也有传统建筑风格的，并且还有很多人赞成那个方案。但是经过反复斟酌后，我们觉得这不可行。

我一直认为三峡博物馆既是城市博物馆，又是地域性博物馆，不仅承担着文物的保护收藏功能，更应该是重庆文化的生长之地。它应是具有现代感，并能长出新的文化的场所。虽然这很难，但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在博物馆设计要求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实现文化生长的功能纳入其中。

法国夏邦氏、重庆市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为三峡博物馆所做的建筑设计方案。　重庆市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供图

与此同时，三峡博物馆还应该是市民的，大众的。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我们希望能由市民投票来选出他们心中的理想设计。当年，初步评选出的设计方案面向公众进行了公开投票。

票选出的方案不是立刻投入建设的，之后还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修改完善期。在公开投票的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了很多意见和想法。这些意见和想法也汇聚到建筑设计师处。最终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市民的博物馆。

整个建筑取日月山水之意，透亮的玻璃圆形中庭代表的是太阳，与月牙状玻璃长廊一起寓意文化像日月一样照耀人间。还有喷泉从房顶玻璃幕墙上流下来，意味着文化之水滋润大地。更重要的是，它确实与重庆大礼堂和人民广场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空间，不但让市民感觉到有趣、有文化感，也让外地游客来到重庆这个会客厅有喜悦感，还能在这里有所收获。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成立和三峡文物保护密不可分，您能谈谈三峡文物保护的过程吗？

A：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条充足理由是为了给三峡文物一个“家”，所以它其实是应急而生、应运而生。急的就是对三峡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的迫在眉睫。

三峡文物保护严格说来是从1992年开始。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后，6月国家文物局分管局长就带着专家队伍来考察了。第一阶段是国家文物局主持调查和制定三峡文物保护规划，时间从1992年持续到1996年。之后，1997年到2009年，则是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实施阶段，俗称“前三峡”。

调研显示，三峡工程完成175米蓄水前，库区有超过1087处文物需要保护，其中有752处就位于重庆。重庆库区的文物抢救工作占到了整个三峡库区的70%以上。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得和蓄水赛跑。单凭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全国二百多家单位参与进来，东到上海，西到青海，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甚至于台湾岛都有考古队伍前来，上千名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支援，一同来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抢救工作除了考古发掘，还有地面工程（含水下白鹤梁工程）等。当时文物组工作主要分为地面文物组和地下文物组。其中，地上文物组主要精力集中在云阳张飞庙、涪陵白鹤梁、忠县石宝寨等重要文物建筑，地下文物组则凝神于当时已知的一些大型遗址如涪陵小田溪、云阳故陵、巫山大溪等。

2007年，三峡库区文物考古现场。　马力 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是一场中国文物保护界的大会战。我很荣幸地担任了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从1992年开始，往返三峡库区四百多次，亲历和见证了三峡文物保护的全过程。对于做文物保护的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幸事。

Q：三峡工程作为我国最大的跨世纪的水利工程，是阶段性进行蓄水的，那么三峡文物保护的实施是否也是阶段性开展的？

A：是的，虽然三峡文物保护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工作，但它确实是跟随三峡工程自然分阶段进行的。

三峡工程分四期蓄水，从2003年蓄水到海拔135米，再到海拔145米，后来到156米，最终达到175米。那么我们的文物抢救性保护也是根据这些时间节点推进的。1992年起，我办公室里就一直挂着一座三峡不同水位时期的倒计时表。这就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的时间红线，必须在红线前完成相应的抢救发掘和保护工作。

重庆库区一共考古发掘了30多万平方米，体量非常巨大。然而，在考古发掘前，还有约170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工作。通过考古勘探，寻找文化层厚的地方。因为文化层越厚的地方出土文物的机会越大，揭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信息越多。可想而知，当时的抢救保护工作有多紧迫。

为了抢时间，很多考古队伍春节都不回家，坚持抢救工作。正是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和敬畏，保证了我们每一阶段都按时完成了任务。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我们三峡文物保护发掘的面积是全世界没有的，当然，相应的收获也是空前的。

直到2009年，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下的地下文物考古发掘任务、地面文物迁出和原地保护任务才真正全部结束。我们共发掘了130万平方米，实际完成了1128项文物保护项目，出土文物25万多件（套），其中较珍贵文物6万余件（套）。后三峡文物保护随即展开。

Q：您既是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又是三峡博物馆筹备组组长。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您对三峡文物保护的思考是否也有所不同？

A：之前说了三峡文物保护是从1992年就开始了，第一阶段是抢救135米蓄水以下的文物。随着工作的推进，我们心里又有了另一方面的焦急。勘探发掘只是文物保护的开始，出土的文物如何保护好、研究好、展示好，这也是大问题。

当时很多文物出土后都是在区县的文管所或库房，临时存放。一些存放点是达不到文物保护要求的。而三峡博物馆的修建也需要时间，文物的迁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等不起，文物更等不起。当然，还有很多项目是需要原地保护的，比如白鹤梁的题刻。

三峡库区蓄水前的江岸崖壁。　张枫 摄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图虫创意 供图

我们借鉴国内图书馆系统和国外公共文化系统的组织模式，提出了三峡博物馆应该可以试行总分馆模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总馆，下属很多分馆，比如江碧波教授在巫溪创办的巫文化博物馆，比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其归三峡博物馆管理，设为分管。此后，不少区县博物馆也列为分馆，比如巫山博物馆、忠州博物馆等。

分馆建设中，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避免博物馆之间的同质化。因为三峡文物有个特点，在同地域同时期出土的东西很可能同质化严重。比如汉代墓葬出土都没什么变化。但我还是决心要让它们不一样。这就要从文化上入手。现在看来三峡库区的几个馆确实做到了不一样。巫山博物馆的主题是“巫山、巫水、巫文化”，忠州历史博物馆是忠义之魂、人文忠州，开州博物馆是锦绣开州，奉节夔州博物馆是夔门天下雄。这些三峡博物馆群不但给重庆文化增添了新的面貌，也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起承担了教育职能与文化传播的职责。特别说明一下，总分馆制在现任馆长程武彦的主持下发展得很好，我当时只是小小的试验。

Q：能给我们说说您在建设三峡博物馆群中经历过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吗？

A：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处非潜水到达的水下遗产地”，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它前后迭代过6版方案，“复壁双层壳体”“蜂巢拱顶壳”“高围堰”等。最后使用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水下博物馆方案。并且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修建还动用了海军的力量，这是真正打硬仗的队伍。

有了院士的天才方案，有了海军对建设的支持，即便这样，我们也差点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功亏一篑。因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这种设计和建设没有先例，不到真正建成启用，谁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开馆三天后我们就遇到了问题。那就是“水下保护体”里的水质逐渐变浑浊，水里出现很多牛奶样的絮状物，让观众在游览时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如果水质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修建这座水下博物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紧急闭馆排查问题。白鹤梁博物馆里用的水是比我们喝的纯净水还要纯净很多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反复换水、逐项检查，也请来专家、工程师共同研究。最后发现是水下照明用的不锈钢灯头没有按照原设计被换成了铝合金灯头，而这种灯头和化学药剂发生反应引起了水质变化，更换成不锈钢灯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它就是一个细节决定成败的典型。

Q：说回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它作为三峡博物馆群中的总馆，在文物的选择和展示上又有怎样的考量呢？毕竟发掘出土的三峡文物数量巨大。

A：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成后，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建筑面积达到7万多平方米，展厅面积有2.7万平方米。但即使是这样的体量，对于三峡文物来说，也不足以陈列展示全部。目前，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11.5万余件套，单件超过28万件，涵盖23个文物门类。

我们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馆一周年的时候举办过一个“十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由观众来评选出他们心中最好的文物。这是当年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我们根据提案把它落实了，社会反响也很好。先是由文物专家在馆藏的十余万件展品中选出29件文物，再由市民投票。

“巫山人”左侧下颌骨化石

三羊尊

鸟形尊

何朝宗制观音像

竹筠烈士的遗书

偏将军印章

景云碑

因为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所以最后评选结果也令人比较满意。从古到今，到革命文物都囊括其中，有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下颌骨化石、景云碑、江姐遗书，还有我想重点谈谈的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乌杨汉阙。

乌杨汉阙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不管是专家还是老百姓，大家首选就是它。乌杨汉阙是在长江边上被一个挖中草药的农民发现的，文管所报备后考古所迅速到位。我在简报里看见乌杨汉阙后批示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来了，我们大堂里面有东西放了。当时，三峡博物馆还在做基建。我立马找到设计师，在大厅里给这一对阙规划了位置。

开馆后人们都很惊叹，这么一对汉阙是从哪弄来的？我开玩笑说是菩萨保佑给我们送来的。因为在文物考古界，凡是汉阙，只要它没有倒下它就是不可移动文物，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保护起来。但是这对汉阙发现时就是倒在江边的，三峡成库后将被水淹没，便成了可移动文物。现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马上要举办一个“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展”，我告诉他们可以从乌杨汉阙说起，不能因为它位于大堂，不在展厅就不把它看作展览的一部分。面对文物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Q：除了馆藏文物的展示选择，展品陈列也是一个博物馆最核心的部分，不同的陈列方式体现出的气质和文化也不一样。

A：一个好的博物馆应该是收藏、展示历史和文化的殿堂。而主题陈列是博物馆个性化的展示平台，是博物馆面向市民和大众的窗口。博物馆的陈列肯定是根据其藏品来设计的。三峡博物馆四个基本陈列的名字都是我取的，“壮丽三峡”“远古巴渝”“重庆：城市之路”“抗战岁月”，是我实实在在根据重庆文化面貌进行的展览设计。

这里我可以说说我对它们的思考，“壮丽三峡” 是我们三峡博物馆的招牌展厅，博物馆就是为它而建的。所以除了三峡文化外我们还要表明三峡工程的必要性、艰巨性以及山水的壮丽性，就取名为“壮丽三峡”。“远古巴渝”则是对新石器、旧石器、夏商周等古代文明的回应，因为巴渝地区是世界上少有的人类文化绵延不绝的地方，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重庆：城市之路”是对城市发展的回溯，城市变迁、商贸金融、工业崛起、英雄城市，它们都展示了重庆城市近代化的成长历程。最后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抗战岁月”，它是重庆很英勇辉煌的一段历史，集中展示了重庆的抗战文化与统战文化。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馆后就成为了收藏、研究、展示重庆及三峡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殿堂，能为我们说说开馆时的盛况以及之后的趣事吗？

A：为了庆祝重庆直辖八周年，中国三峡博物馆选在2005年6月18日开馆，这也是希望在这特别的一天为重庆市民送一份文化建设上的惊喜。当天的开馆仪式邀请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各部委、各有关省区领导，还有国内外参加三峡文化保护的专家、学者也出席，甚至还邀请到了俄罗斯的杜马主席。

因为开馆时前来参观的民众太多，我们决定靠售票来限流。2005年年底，11月26号，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我们博物馆考察。他看到我们收费后还有那么多观众排队购票，很是惊讶。因为他本来以为只有故宫收费才会有那么大的人流量，没想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也有。

在我担任馆长的任期中，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汶川地震。2008年5月12日是周一，按照国际惯例周一是博物馆、美术馆的闭馆日，但我们那时开馆后从没闭馆过，周一实行馆长轮值班。那天是副馆长刘豫川值班，我在家写稿，结果地震了。

等我赶到博物馆外面一看，整个广场都是躲地震的人。有人说你看三峡博物馆多好，一块玻璃都没有碎。本来我想第二天闭馆的，因为地震不安全。但听到市民们这么说。我理解了，屹立不倒的三峡博物馆在大灾面前给了大家信心，让人们有了安全的寄托。

我马上下了一个通知，第二天照常开馆。只是推迟半个小时，开馆前工作人员把瘦高形的展品放倒在泡沫垫上，防止余震损伤。文物库房的藏品也照此办理。在2008年汶川地震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博物馆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既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感，也拉近了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

立于大厅的乌杨石阙是三峡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黄祖伟 摄

Q：您作为曾经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又是文史专家，您能给我们说说您觉得博物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吗？

A：对城市而言，博物馆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是收藏展示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的殿堂。中国三峡博物馆在这方面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不仅成为了重庆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也生产着新的文化元素和再造着新的人文景观。

出身于建筑世家，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四川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郑勇建筑工作室主持人。从事建筑设计行业30余年，完成多项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作品，创作多项具创新意义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获得国家、省部级设计奖项十余项。

三峡博物馆大厅采用了圆形拱顶大跨度设计。　重庆市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供图

Q：在您的设计生涯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有着怎样的意义？它的设计方案又是如何迭代的？

A：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我参与过的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一个建筑项目。当年，我才三十出头，工作没几年，有机会参加这么一个国家级大项目，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专业技术来说，都意义非凡。

1999年三峡博物馆全国招标后，很多国内国际的设计院都来投标。我们西南设计院的方案主要想通过三点来表达三峡博物馆：一是用当代的建筑语言和重庆人民大礼堂形成对话；二是三峡工程很多抢救性文物是要运到这里的，所以应该对三峡文化有所体现；三是建好后和大礼堂、人民广场形成完整的三位一体。当时为了表示对重庆人民大礼堂的退让和尊重，我们设计方案采取了比较“隐”的方式。把整个馆埋在半山上，只保留少量的建筑外观，看起来像个小房子。但因为退让的姿态太低了，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建议的声音，认为如果重庆人民大礼堂代表一个时代，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应该代表另一个时代。所以建筑应该展现的其实是两个时代的对话，而不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臣服。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在历经一年左右的调整后，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方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立面图。　重庆城市建设档案馆 供图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环抱”着重庆人民大礼堂。　张坤琨 摄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确实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您刚才也提到设计时需要考虑其与重庆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的关系，甚至周边山体和道路的关系，那么当时是怎样考虑整体布局的呢？

A：建筑不是独立存在的，肯定得和周边环境相呼应。三峡博物馆也是一样，并且在这一点上，它的要求更高。我们在设计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与周边环境的呼应度。

三峡博物馆处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中轴线上，周边还有人民路横穿而过。我们在方案调整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了让人民路下穿解决人民广场不被道路截断的完型问题，再让三峡博物馆以弧形姿态去环抱人民广场，呼应人民大礼堂。

为了体现重庆山城爬坡上坎的感觉，我们还在博物馆前面设计了大阶梯。不过最初这些阶梯是分置于两侧的，就是从两边走台阶上去，它不是一个整体。后来我们去汇报时，时任市长黄奇帆刚从上海调来不久，他看了我们的方案后表示对场馆设计没意见，但是他对重庆阶梯的理解应该是朝天门那样的，可以有很多的人坐在上面休憩、闲聊、吹风。这确实给了我们启发，因为他是在用另一种角度看重庆。所以后来的方案修改成了长条形阶梯设计，让它成为广场的一部分，这也真的提高了它与人民广场的契合度。

Q：您能从设计师的角度为我们讲解一下整个场馆的设计思路和匠心亮点吗？

A：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它不是那么张扬，它有点顺势而为的意思。我们在设计过程中也是希望它能结合山势、山石与重庆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不同材料的运用都是有讲究的。(https://www.xing528.com)

先说它正上方的圆形穹顶，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崇敬之情，我们让水通过三层叠瀑，一泻而下，寓意“三峡之水天上来”。但因为它是圆面，水流容易偏向一侧，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重力和水流的设计让它均匀地通过玻璃流进水池。另外屋顶的绿化也做了处理，因为我们希望整个建筑能和背后的山体通过不同的标高对接，来达到更加自然融合的状态。

然后，整个建筑从外面一眼就能看到的大面积月牙形蓝色玻璃幕墙，它的弧度设计化解了博物馆的部分体量，让它看起来没那么突兀或抢眼，这也是我们中标的一个优势。还有外墙材质我们选择了砂岩，这种石材本身会有一种水流冲击出的纹理，呈现出古朴的质感，内敛而庄重，而且它和三峡工程的水文化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一定联系。

不过，在选材过程中我们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当时中国不太选用这类材料用于大型建筑上，所以我们必须去产石材的矿山逐个考察。在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砂岩的色彩是不均衡的，同一块石料上，表面颜色比较深，越到下面颜色越浅白。要保证建筑外立面色调的整体统一，我们得把石材使用比例定得很清楚，颜色较深的上部使用占比最多，中间颜色渐浅的占比少一些，而石材底层发白的部分坚决不要。

还有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时因为整个中国的博物馆建设还在起步阶段。为了做好三峡博物馆的设计，我们先去了上海博物馆，向馆方请教经验，又去了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考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圆厅设计对方向感的融合度很高，它能有效地把整个展厅连成一体。我们在对三峡博物馆的场馆进行设计时也吸取了这个经验，以及它们对声光电的运用我们在抗战文化厅也有借鉴。

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是对三峡水文化的一种体现。　黄祖伟 摄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设计时对其他场馆有所借鉴，那您认为它和其他城市博物馆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以及现在的博物馆和当时的博物馆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A： 所有的建筑发展都应该放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来看，在三峡博物馆建设的2000年初，中国的博物馆设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在七八十年代早期，博物馆建设都是为了满足基本陈列功能而存在的，但到三峡博物馆时代，它更多是发展成了社会文化活动场所，是要融入进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孤立地作为阳春白雪的存在，所以更要考虑它与城市文化的结合度以及它建成后市民的参与度。

三峡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面对重庆直辖，它既需要反映自己独立的文化系统，又要通过博物馆展现三峡文明。这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它不像陕西博物馆那种，可以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历史故事串联起来，或者像金沙遗址博物馆，只要把失落的历史还原展现就可以。

博物馆藏品《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供图

三峡博物馆的陈列可以说是相对独立又相对关联的，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难点。比如说乌杨汉阙，它一定要放在大厅台阶两边。当时博物馆已经在施工了，我们只能给这两个位置进行单独加固。因为这对汉阙有70吨，它超过了博物馆原本设计的承重荷载。还有每个不同厅的空间流线，比如重庆大轰炸历史及文物展示，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厅，关联度不高，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并列式主题空间构成来呈现。

现在的一些博物馆更像群落，它更注重人们的游览体验。比如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博物馆项目，大概有7万平方米，我们希望它的餐饮、演出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挂钩。对很多观众而言，他们去一次博物馆只要有几个单品能让他们印象深刻，这就是成功的了。所以我们只要能把博物馆内金子样的东西展示到极致就够了，这当然也会对展陈提出更高的要求。以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夜宴图》为例，现在《夜宴图》展示可能会在你看过后，后续再以激光投影等方式让你身临其境，更多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相信未来博物馆会以更多这样的方式进行设计和建设。

Q：三峡博物馆是一个典型的隐性建筑，但对有些建筑师来说，他们其实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更个性更出挑。您能不能从个人角度出发，讲讲建筑中的“显”与“隐”？

A：“显”与“隐”是建筑存在的两种形态，我们不应该以“显”或“隐”来评判建筑的好坏，而是看它该“显”还是该“隐”，这是设计师需要经常去把握的。我个人觉得，“显”“隐”要根据城市空间的不同状况而有所控制。如果是在破败的空旷空间里，我会选择比较“显”的方式去改善它的整体风貌。比如说我们正在成都天府新区做的几个建筑，周边都是荒地，那我们就必须要用“显”的方式，整个区域的形象才会有所改变。

我在改造一个老城区很破旧的工业园时，因为周边都是两三层的那种老房子，我们就把建筑的底部抬高，这样大家一眼望去才能看到。整体修建好后，附近的居民都喜欢去那里玩。因为下面就是绿地，他们会去那里散步活动和交际。这就是建筑的“显”带来的好处。

回过头来说，三峡博物馆的周边已经存在非常好的地理优势了，我们就需要尊重空间本身，是完善它，而不是霸道地改变它，这时候的建筑就是该“隐”。但也有“显”“隐”都要有所展现的时候，这就需要设计师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把握。比如我们在沈阳设计的一个剧场，它与沈阳故宫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周边还有很多民国时期的日本建筑，这样我们就不能单独地选择它是“隐”还是“显”。因为我们既需要保留对沈阳故宫的尊重与周边建筑融合，也需要体现出当下的时代性和个性。所以说建筑的“显”“隐”还是应该基于空间场域来看的，而不是单纯地看它是不是够出挑或者够特别。

Q：建筑设计除了与所处空间场域相融合外，就建筑本身而言，特别是如三峡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建筑，您更看重什么？

A：现在不管是做博物馆也好、剧场也好、体育馆也好，我更多希望它是文商旅的结合，是有烟火气的文化建筑。在这里观众不但可以感受文化的熏陶，还能吃饭、购物、玩乐，我觉得这才是成功的建筑。

博物馆中庭的穹顶既象征太阳，也表达对三峡工程的崇敬。　黄祖伟 摄

我们现在为大运会设计的体育馆，我就希望它是充满汗臭气味的体育中心。所以在述标的时候，我就表示特别希望这个体育中心建成后，世界杯的时候老百姓都能来这儿看球，哪怕它到处都是啤酒瓶，到处都是进球时疯狂的欢呼和嘶吼，也比那种总是关起铁门冷冷清清的体育中心要强。现在这个体育馆快要建成了，绿化完成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Q：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筑设计总负责人郑国英先生是您的父亲。您在与他共事过程中有怎样的收获？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中的师承关系？

A：一个好的、成熟的建筑师既需要对美、技术和安全负责，更需要对城市负责，他就像是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结合。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时，就有院士说，做建筑必须从城市需要出发，要优先思考这个空间能给城市带来什么，而不是上来就考虑我要做一个怎样炫酷的建筑。我父亲也是如此。

我和他一起合作过很多项目，包括四川大学博物馆、西南交大新校区规划等。除了技术层面的东西，我更多地学到是“如何认识你的建筑”。因为随着城市发展，建筑师也要不断处理空间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在面对甲方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和意见。比如说规划局的关注点是建筑设计会不会和城市整体规划相冲突，政府的关注点则是建筑设计能给周边带来什么，而个人空间改造就会关心建筑设计是否满足空间功能需求。

所以好的建筑师一定是要具备匠人精神的。不但能在细节处完善，更能明白做一个建筑，不一定是去实现个人的试验或想法，而是要从城市本身出发去思考：这个建筑，到底能为这里带来什么。

原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项目总负责人，曾担任“重庆奥体中心”“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等市重点工程总指挥。

透过人民广场上的牌楼可以看到三峡博物馆的全貌。　张枫 供图

三峡博物馆设计方案审查会。　重庆市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供图

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图案来自于三峡文物。　黄祖伟 摄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无论建筑设计，还是内外装饰设计都贯穿着三峡文化的主题。　（左）张枫 供图

（右上）黄祖伟 摄； （右下）马力 摄

曾任重庆市文化广电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3年5月至今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2020年11月18日，当选为“成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

Q：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1年）中国主会场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您能介绍一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情况吗？

A：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早前确定的主题只有“博物馆的未来”。但经历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对于博物馆行业来说，同样需要在2021年进行恢复与重塑。

我们馆这次是以三个新的展览来迎接国际博物馆日。一个是反映地域历史的《神秘的巴国》展，汇集了渝、川、鄂等地的巴文化文物精品，以巴文化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器为主，尝试讲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巴国故事。

第二个展是一个常设展览，由原来的“汉代雕塑艺术展”而来。我们根据现在新的学术进展、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对原有展览做了较大的改进，几乎是重新布设了展览。从内容的构架、展陈的设计和布展的手法，都有新的变化，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第三个展览设在景仁怀德厅。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意策划了一个专属于捐赠者的展览。为了感恩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70周年建馆历史进程中的一大批文物捐赠者。他们无私地把一批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

Q：今年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您能讲讲整个建馆历程，以及每个不同时代博物馆对于城市的意义吗？

A：我有一个观点，博物馆与一座城市是相伴相生的，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因为它收藏城市的历史，它见证城市的发展历程，所以城市博物馆都对一个城市的高光时刻有记忆与表达。

以我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为例，它的前身是1951年3月成立的西南博物院。当时全国刚解放，整个西南大区的管理机构就设在重庆。所以顺应着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组建了西南博物院。那时，我们馆是面向整个西南地区的历史收藏和研究。我们馆的工作人员在大西南进行了大量历史考证和文物调查，不仅仅是重庆。

西南大区撤销后，1955年6月，西南博物院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这一段时期，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主要是面向“小重庆”的概念。这段时期的藏品在市外的就不多。我们办的展览大多是面向重庆本土的。

三峡博物馆内“重庆：城市之路”讲述了重庆的发展变迁。　黄祖伟 摄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西南博物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供图·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抗战岁月”展厅。　黄祖伟 摄

1997年，随着重庆市直辖，重庆城市地位上升了，版图扩大了。博物馆就变成了需要面向8.24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场馆，辐射更广泛的人群。同时，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的一批文物也需要找地方“安家”，所以我们开始建设“新重庆”或者说“大重庆”的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同时也是重庆博物馆。

随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博物馆的藏品、展览和文化研究都会有很多变化。这就是我说的博物馆和城市相生相伴，一直到老。城市有多老，博物馆就有多老。

Q：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既是城市博物馆，也有三峡主题，同时，又冠以“中国”之名，那么您觉得它与其他博物馆有什么不同？

根据新的考古发展、研究成果重新布置的“汉代雕塑艺术展”。　黄祖伟 摄

A：首先，从藏品上来说，我们馆是一个综合性大型博物馆，收藏非常丰富。国家文物局对全国馆藏文物划分了三十五大类，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收藏覆盖了整个三十五大类。我们的收藏特点主要体现在古人类标本、巴蜀文物、三峡文物、抗战文物、近现代文物和少数民族文物上。在历史文物当中，我们收藏的汉代文物又是特别丰富的，这就与很多博物馆有了一定区别。

其次，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三峡紧密相连。仅从博物馆建筑来看，它的造型既体现了三峡大坝，也体现了重庆3D立体城市的特点，爬坡上坎、弯弯曲曲，这跟北方平原城市的博物馆很不一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化气质上的不同。每个地域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因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气质。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收藏和反映，也会体现出自己的文化气质。

三峡博物馆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第一，它体现了巴渝文化特色。巴渝文化特别强调的是“忠、勇、信、义”，所以在我们的展览中有大量反映这一文化的内容、人物和展品。比如我们的兵器、我们的青铜以及巴蔓子、邹容等一些特色人物。

另外一个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我们巴人留下来的乐观、豪迈的性格，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巴国曾经在江汉、峡江、川东嘉陵江等广大区域与秦、楚、蜀等强国争锋，在这个夹缝当中，巴人能够生存，靠的就是自己的勇敢与豁达。在我们过去的收藏，特别是陶俑中就能看到，巴人那种发自内心的乐观和豁达。今天的重庆人也秉承了这种文化的气质，并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一座博物馆文化性格的体现。

Q：博物馆是收藏历史的地方，同时，它也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发展到今天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您如何看待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A：博物馆从最初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化遗产的机构，逐渐转变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和教育机构。

我认为未来的博物馆应该具有以下几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从收藏上来讲，博物馆应该更侧重于现代、当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历史是不断推进的，记录历史推进和变迁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这些年，我们加大了对于现代文物、当代见证物的征集。2017年，我们发布了《文物藏品及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启事》；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发布了《“国强”的生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生活变迁物证展》专项征集启事。我们收到了很多私人藏品，包括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的准考证、试卷、成绩单等。而2020年《征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物证的启事》便是对当代见证物的收集，为时代记忆保存物证。

第二，我们的展览和科学研究将会更注重人们对新知识、新文化的需求。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当下的社会和当下人们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古人。我们将更看重现代人怎么看待历史，他们需要了解什么，如何以大众的视角来办人们喜欢的展览，这是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应该做的。

第三个大趋势，我认为是数字技术和公众传播手段的运用。进入数字时代，博物馆的展览除了文物加说明牌的形式之外，我觉得还应该有更丰富的应用。比如多媒体技术在展览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把文物的故事讲得更透、更深、更有趣、更直观，让大家一看就能懂。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博物馆人关注的趋势，那就是博物馆已经由文化的殿堂，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客厅，人们到博物馆来更多是为了休闲甚至娱乐，所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需要越来越公众化、平民化。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已逐渐成为城市的文化客厅。　黄祖伟 摄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内的展厅布设。　黄祖伟 摄

Q：针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公众化和平民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做了哪些方面的尝试呢？

A：博物馆的公众化和平民化，在我看来，就是需要博物馆主动走出去，跟上时代的节奏，面对当下人们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特性和馆藏的特点作出一些尝试和创新。

比如我们通过展览手法、美学把握，努力让文物展示更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观。引入和增加一些多媒体表现形式，比如3D场景复原、数字体验厅等。让参观的人们，特别是孩子，能够观赏一些动画，参与一些动手的、体验式的游戏和社交活动。这是场馆、展厅贴近大众的一种方式。

比如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大众传媒的方法，建立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等，通过更贴近公众、更便利公众的渠道和途径来传播博物馆文化、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

当然，还有通过文物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方式。我们馆的古琴收藏很好、汉代收藏很好。我们就编创了古琴雅集、汉服表演、香道表演等。古琴雅集已经办了很多年，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还开办了古琴学习班，社会反响都很好。去年，我们利用馆藏最好的四架古琴、名琴，邀请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四位琴家来进行弹拨演奏。名琴、名家、名曲，我们制作成了《古琴新声》专辑，在网络音乐平台上发布，社会反响也非常好，一经上线点播量就超过了两百万。

最近，我们馆还在尝试让博物馆文化与游戏文化进行结合。因为现代游戏文化拥有非常庞大的年轻人群。我们与时下最火的一款游戏，联合开发了一套博物馆主题的游戏皮肤，在下个月就即将发布。

其实不仅我们，中国的其他博物馆这些年来非常活跃，也非常吸引眼球。很多博物馆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我觉得这就是博物馆公众化和平民化的一种体现，也是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更多地承载了三峡文物保护修复、分析鉴定以及文物保护装备研发等功能。　黄祖伟 摄

Q：目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位于南岸区的分馆正在建设中，您能介绍一下这座分馆的情况吗？

A：在建的这个场馆叫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文物保管、保护及修复、分析鉴定、文物保护装备研发等工作，满足三峡文物保护修复的需要。它作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加挂“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和“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牌子。

这是一个专业性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博物馆。场馆建成后，有常规展览、数字展览，还有文物修复体验区、观赏区。参观者可以透过大玻璃，直接看到文物是怎么修复的。甚至可以通过预约或征选的方式，让一部分参观者走进文物修复体验区，与文物、文物修复师零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这个新场馆中，文物修复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展览。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向公众传播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展示文物保护工作，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也会开展大量针对青少年的文物保护与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Q：近年来，重庆全域范围内开建了很多新的博物馆。不仅如此，全国博物馆建设似乎也进入了热潮期。您能谈谈重庆博物馆新建发展的情况吗？

A：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各地的博物馆建设都与日俱增。这是一件好事。截至今年5月18日，重庆市在文物部门备案的博物馆已经有107座，其中有24家博物馆进入国家等级博物馆。这就表明重庆博物馆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种良性过程。

但这个数量还不够。目前重庆博物馆人均拥有量，大概是35万～40万人一座博物馆，并且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不能够满足人们对博物馆的需要。我们按博物馆发展比较好的城市作为参照，来科学地评估和测算我们自己的发展。那么“十四五”期间，重庆将按照平均每20万人一座博物馆的要求来进行建设。以这个标准，重庆至少需要一百六十多座博物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预期还要新建五十多个博物馆。

对于新建设的博物馆，首先是要以人为本。传统意义的博物馆是以文物为主，最好最大的空间是留给文物的。当然，这是对应了当时博物馆的功能需求。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公共文化服务，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客厅。那么新建的博物馆就应以人为主，为人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文化空间。无论从功能规划、空间设计、设施设备配置，以及各种建筑参数都要满足人的最合理的需求。这也是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

Q：您能谈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规划吗？

A：“改变”应该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关键词。2005年，三峡博物馆新馆开放时，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是全国省级馆里最大的博物馆。时间过去这么多年，这个场馆逐渐不够用了。

我们馆作为国家一级馆有大量的馆藏，因为场地限制，目前还有很多文物无法跟观众见面。并且现在我们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重庆博物馆”两块牌子挂在一个场馆上，感觉三峡的内容和重庆的内容都没有展示得很完备，都留有遗憾。

所以我们正在着手建设一座新的重庆博物馆。新的重庆博物馆将系统展示重庆地域的历史、文化和特色，而三峡博物馆则认认真真地做三峡文化、长江文化和艺术博物馆的内容。

同时，我们还计划依托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通过地面场馆的扩建，打造中国水文博物馆。水资源和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白鹤梁的枯水题刻是一种最重要的水文历史记载。白鹤梁之外，中国还有大量水文题刻。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座水文博物馆。所以我们提出的设想也得到国家水利部的大力支持。我们憧憬在“十四五”期间把水文博物馆建出来。

今后，我们重庆的整个博物馆体系将会更加完备。我们可以给重庆市民、各方面观众提供更好的博物馆资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