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形成的渊源及其历史背景。隋唐边疆政策实是十六国南北朝民族间蹂躏、流血的结果，也是付出惨痛代价所获得的民族大融合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它接受了数百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比如，隋唐在民族关系上实行的和亲、互市、朝聘、封册、招抚等有效措施，即是对汉代以来民族政策的直接继承，至多不过是有所发展而已。再比如，当时在具体处理边疆问题时常常有一场激烈的争论，发言者大多由古及今，宏引博论，这不正是过去的教训历历在目，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也不得不重视吸取历史的经验吗？更值得注意的是，隋唐皇室本身即是民族融合的典型。杨氏曾在鲜卑族地区长期居住，北周时赐姓普六茹氏，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即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之女[1]。唐高祖母亲独孤氏、皇后窦氏，唐太宗长孙皇后等，都是鲜卑人。唐初娶尚公主的窦诞、豆卢怀让、阿史那社尔等，也都出身少数民族[2]。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对总结和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较少有民族偏见的比较开明的边疆政策，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李唐建国之初，战乱不息，边塞未宁，特别是突厥民族，对西北边疆乃至唐朝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巩固初建的皇权并稳定边疆，亟待提出切实可行的边疆民族政策。于是，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诏曰：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3]
很明显，唐高祖对前代教训有其清楚的认识，因此他要“追革前弊”，制定更加符合当时社会状况的边疆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旨就是“就申好睦，静乱息民”，“怀柔远人，义在羁縻”。这是一个卓有见识的战略方针，它为唐代有一个比较开明、正确的边疆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太宗即位后，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他对靺鞨使者说：“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4]次年突厥颉利可汗降附，唐太宗又对长孙无忌说出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道理[5]。在唐初社会刚刚安定，尚不具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条件下，治安国土，怀德四夷，比之振耀威武，付诸征讨，无疑更有利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而怀之以文德的思想之所以成为唐太宗治理边疆的基本策略，又与他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对待少数民族基本上一视同仁不可分割。正如他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所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6]在封建社会里，许多官僚文人把周边少数民族看同禽兽，不齿于人类，而唐太宗认为他们和汉族一样，都是“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他统治晚年，边疆大体安定，社会初呈繁荣，为此，他做了五点自我总结，其第五点即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7]这个总结是比较中肯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边疆政策的基本方针。
如果说贞观四年（630年）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纥诸部又开“参天可汗道”[8]，表明当时在治理边疆方面确有突出成就，那么，唐代比较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风俗，贯彻以怀柔、羁縻为主的边疆政策，无疑是获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前提。
[1]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卷三六，《后妃传》；《北史》，卷六一，《独孤信传》。
[2]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卷八三，《诸帝公主传》等。(www.xing528.com)
[3]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
[4]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三年十二月条。
[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十二月条。
[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
[7]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8]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三月条及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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