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一种象征性权力。语言关系实际上是符号权力的关系，言说者和听众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中，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试图对其他国家维持并巩固网络话语霸权。在“后冷战时代”主要依靠三种途径：信息霸权、意识形态霸权以及文化霸权。
就信息传播中的话语霸权而言，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指出了技术理性的概念早已渗透在技术设备的设计中。在网络时代，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制造着信息流通中的“不对称”，散布不实之词，对他国事务妄加评判。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媒体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制造出具有鲜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民主”“人权”“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制”以及“自由主义经济”等话语。针对中国和平发展，通过信息技术操控世界舆论场或网络（自）媒体，不断抛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虚假论调或恶意攻击。
因此，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有助于针对青年创新话语权表达方式，建构“共在”的网络场域。在相当长时期内，“灌输”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行使话语权的重要方式。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交互性和超文本链接方式使得“灌输”已不可能，阐释并宣扬主流话语必须依靠有艺术性的思想传播。为此，才要求“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政府宣传部门工作者亦需走下“神坛”“讲坛”，将课堂教学空间建构成对话平台。社会各界“大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正能量教学互动，有效传播真理、分享意义，让正义的话语润物无声地传播到课堂教学空间。
2.有助于强化高校管治能力，理直气壮地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在其著作《文化研究导论》中提出，当代网络话语的言说方式，烘托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亚文化，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正是这种颠覆传统的“亚文化”的存在，表征着主流话语“生态系统”面临着意义解构的危机。(www.xing528.com)
日本学者中野收曾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中，也提出了非常容易接受大众媒体影响的“容器人”的概念。如此看来，网络媒体扩大并丰富着“容器人”之容量。调研发现，当下一部分青少年在“浅阅读”中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在丧失批判性思维的同时成为网络信息时代的“容器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作为“网络看客”，在被动接收信息中异化为网络信息时代的“容器人”；也有一部分大学生作为“网络哄客”，在网络空间的嬉笑怒骂中制造着由“网络看客”的话语狂欢。
课程思政的实时互动打破了思政课程的原有组织界限和特征，从而使得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课程思政实现着多主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变“我—他”关系为“我—你”关系，更应进一步探求对话本体，化主体间性为本体共性，变成“我们”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关系，共同的意义世界由社会群体的共同表达和话语交往而生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两个问题，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西方媒体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在“唱衰”中国。只有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鼓励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参与“大思政”课程建设，才能营造健康的教学生态。课程思政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语言”沟通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新时代中国良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向当代大学生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宋代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提出天下奇景异观常在险远之处。然而，“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唯有“志”“力”“物”协同，才能探寻到壮丽的景观。在此意义上，课程思政也是“考验场”与“试验田”，我们需要运用志气、定力与有效媒介手段，进而达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境地，全方位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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