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桓温的发迹与权势

司马氏“五马济江，一马为龙”，317年琅琊王司马睿依靠南北世家大族建立东晋，但此时的皇权已与西晋有着很大不同。西晋司马氏王室力量还比较强大，士族必须依附皇权，东晋政权则更多是几个大族的联合执政，正所谓“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11]。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庾、谢、桓四大家族，桓氏即指的桓温。

（一）桓温生平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东晋中期一个有作为又有野心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晋书》有传，载其：“豪爽有风概，资貌甚伟，面有七星。”[12]桓温之父桓彝为宣城内史，在苏峻之乱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江播也曾参与谋划。十八岁的桓温在江播丧礼上伪装混入，杀死江播三个儿子，为父报仇，为时人所称许，后娶晋明帝女儿南康长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343年，桓温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升任徐州刺史，并都督青徐兖州三州诸军事。345年庾翼病死，接任荆州刺史，并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后平定蜀地，逼废殷浩，声名大振，朝廷内外权力尽归桓温。为进一步提高威望，营建功业，曾三次北伐。在权力的急剧膨胀下，他废司马奕立司马昱，留下“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名句，期冀篡位，但摄于王、谢等大族势力，终未如愿。373年病逝于姑孰。

（二）发迹荆州

桓温一生经历东晋五帝，对东晋中期近三十年的历史有着较大影响，这一切都基于他对荆州等长江中上游地域的强有力掌控。荆州本属南方蛮荒之地，开发较晚，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三国魏蜀吴争霸中逐渐显现出来。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对荆州的战略意义就有着清楚认识，他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也向孙权分析了荆州的重要性，认为“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13]便利畅达的水陆交通和贯连东西南北的枢纽位置渐渐建立起荆州在军事上的重镇地位。汉魏之际，北方战乱频仍，但“荆州丰乐，国未有衅”，许多民众因躲避战乱南迁荆州。此外，北方的混乱与社会的分裂造成了政治中心的多元化，给南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大量人口的南迁，充实了荆州等地的劳动力，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本来地广丰饶的优越地理环境，再加上当地政权的大力推动，极大促进了荆州经济的发展。尤其东晋北方大量世家大族的南迁，又使荆州在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荆州政治军事战略地位自汉末起的逐渐突显和认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都使得荆州在政局变幻莫测的朝代里成为各方豪强争夺的焦点，或成为地方大臣建立影响力的重要砝码。在东晋，荆州已是一个可以与权力中心扬州相抗衡的经济中心。

345年，当时的权臣庾翼病逝，桓温在一番利益争斗中胜出，继任荆州刺史，自此，桓氏地位开始逐渐上升。直至365年桓温以其弟桓豁领荆州刺史，桓温辖制荆州二十年，而影响东晋朝政三十余年。

桓温到荆州后，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积极修建江陵城。《世说新语·言语》有一则记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楼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刘义庆与桓温时代相隔不远，并且也曾在荆州八年之久，所记江陵城“甚丽”之貌当为真实。

荆州为水滨之城，经常发生水患，为防止江水浸漫城邑，桓温还主持修建了防洪大堤。大堤依地势高下而建，因其坚固而名“金堤”，并沿着江堤种植细柳，所谓“绿条散风，清阴交陌”，开了后世修建荆江大堤的先河。

桓温出任荆州拥有了最好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在掌控了朝廷内外大权后为更好地积累业绩和声望，桓温发动了西征和北伐战争。346年，桓温与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司马无忌、袁乔等进军成都，一举灭掉李势的成汉政权，得到百姓拥护。(www.xing528.com)

东晋偏安于南隅，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自王导提出“克复神州”的口号后，庾亮、庾翼、褚裒、殷浩都曾率军北伐，希望收复故土。354年，桓温开始了他的三次北伐中原战争。其中两次就是从荆州出发，以荆州为基础的。出征军队主要为荆襄战士，所需军资也主要由荆州提供。第一次北伐前秦苻健。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水军从襄阳入均口，以征关中。三辅郡县官吏和坞壁主纷纷归降，耆老感泣。356年，桓温又率军自江陵北进，进据鲁阳，溯伊水而上，大破羌人姚襄，收复旧都洛阳。平定蜀地和两次北伐的初步胜利，使桓温威名日盛，以至日后进逼建康。

从桓温西征、北伐等大规模军事活动来看，荆州就是桓氏势力发展的基础，桓温不仅发家于荆州，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桓温的权势也是构筑在领有荆州这块基石之上。桓温之后，其弟桓豁、桓冲相继为荆州刺史，其子桓玄也在桓温死后继为南郡公。正是长期据有荆州重地，桓氏羽翼渐丰，以致桓玄于晋元兴二年（403年）废晋帝自立为王，国号“楚”。直到之后刘裕率兵东下袭破江陵，其子桓玄被杀，桓氏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招聚文士

桓温自任荆州刺史开府建衙始，就特别注重招揽人才，结交士人以树声望，增强自己的幕府实力。镇守荆州二十年期间，周围集结了一批幕僚文士，《渚宫纪事·晋代》载：“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其知人。”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从记载可见，桓温的幕僚佐吏既有当时的世族名士，以谢安、谢奕、谢玄（陈郡谢氏）、王坦之（太原王氏）、王珣、王子猷（琅琊王氏）、郗超（高平郗氏）为代表；也有荆楚土著大姓，以习凿齿、罗友、罗崇（襄阳人）、罗含（桂阳人）、孟嘉（江夏人）、车胤（南平人）、范汪（南阳人）。他们不仅是桓温的幕后智囊，而且共聚桓温府门，谈玄作诗，推动了荆州文化的兴盛。

东晋玄风炽盛，谈玄成为士人一种风尚，而桓温“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在州宽和，百姓安之”，[14]又为士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聚会谈玄自然是桓温集团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如郗超、王坦之、范汪都“善谈名理”。《世说新语·排调》有一则非常有趣的记载：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此外，集结于桓温周围的士人皆博学洽闻，多有文才，经常相聚吟咏。《世说新语·排调》有一则记曰：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上巳节的水边饮宴和即景赋诗，顾恺之咏江陵城景得赏的记载，都可见桓温集团聚会作诗的活动当不在少数。桓温幕府文学集团持续时间长，无论是北方高门大族，还是荆楚大姓，这些士人聚于荆州，谈玄作诗，彬彬之盛为东晋所罕有，其风流才情势必影响当世风气和文化，而这也正是荆州文化逐渐可与建康文化媲美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