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与荆州─《荆州文化简史》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名相张浚之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自幼聪颖，深受庭训。后又师事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理学造诣愈加深厚。宏甚赏识之，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图9-7　张栻画像

绍兴末随父谪居潭州，创城南书院，又受聘岳麓书院主讲。期间，他邀挚友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二人相与切磋、论辩，互有影响，史称“朱张会讲”。培养出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等众多政治、学术人才，并撰有《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易说》《洙泗言仁录》《太极图说》等精深论著。他继承并发展胡宏思想，集湖湘学派之大成。清初著名史家黄宗羲曾言：“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朱熹）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106]后历任严州知府、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左司员外郎兼侍讲、袁州知府、静江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等职。

因政绩卓著，张栻于淳熙五年（1178年）被孝宗擢为江陵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他不辱使命，治荆有方，政绩如下：

一是肃贪腐，正官风、励军风。上任后，张栻发现荆州“边备深可寒心，军政极坏”问题：不仅驻荆军队规模有限、久乏训练，而且官员贪腐、不作为现象严重，此导致当地盗贼愈加猖獗。为整顿军政、重建秩序，他首先严惩贪官污吏，“一日去贪吏十四人”[107]。继而抓捕和斩杀收容盗贼之奸民，并令贼党相互检举告发，给予立功赎罪奖励。此综合治盗手段，极大威慑盗贼，迫使“群盗皆遁去”，社会治安根本改观。

为扩充武备，他大力发展民兵，将“义勇增多至万五百人，分为五军，军分五部”[108]，教导他们农闲时习武，不时检阅、赏罚之。并对亲兵——“神劲”军严加管理，“新队伍，严纪律，明节制”，努力提升军队战斗力。此外，张栻注重改善军政关系，不仅“礼遇诸将，得其欢心”，扭转此前军将与帅守时常关系紧张的局面，而且“加恤士伍，勉以忠义”，为立功队长补官，士气随之高涨。由此，“戎政日修”，边防安全日渐加强。

二是崇先贤，褒忠良，砺士风。历史上莅荆贤良为荆州重要文化资源，发掘利用之，可激发当地士民，尤其是士子见贤思齐、忠贞爱国之心。张栻深谙于边防要地荆州崇奉先贤、褒扬忠良，具有凝聚人心、共卫家国的重要意义，故将唐张九龄，宋寇准、张孝祥等莅荆贤良予以表彰。如为纪念谪荆贤相张九龄，表彰其在荆“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109]的忠贞品格，他于荆州城上建“曲江楼”，楼名取自张九龄籍贯——韶州（今广东韶关）曲江。

“曲江楼”之建，亦与张栻的兴学重教主张密不可分。作为理学家、教育家的他每仕一地，总要探访当地学校，并召诸生告以孔孟之道，激励他们志存高远、奋发进取，“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110]，以期砥砺士风，造就栋梁之材。当发现江陵府学大门正对着城墙，不利师生开阔视野及出入时，张栻主张于城墙凿开一通道，以利“宣畅郁湮，导迎清旷”，并在城上建“曲江楼”，不忘激发士子们的爱国情怀。事后，又请朱熹撰《江陵府曲江楼记》志之。

三是毁淫祠，正礼俗，厚民风。孔子有“不语怪力乱神”之教，理学家继承之，倡导理性、文明生活方式。在民间信仰上，他们主张以“社稷山川”及曾建功立业或立德立言之“先贤”为崇祀对象——此即合乎礼法的“正祀”或“典祀”，与之相反者通常被视为“淫祀”，将被禁毁。张栻于荆州“斥异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111]。禁毁过当地伍子胥祠，因楚人伍子胥为报父兄遭楚平王冤杀之仇，不惜引吴军攻楚，结果导致楚都被攻破、平王遭鞭尸等国难。在张栻看来，此泄私愤之举显损忠君爱国之义，“岂有假手于仇，覆其宗国，快心于其君耶”[112]，故禁毁其祠。此外，张栻重视德教，每当荆州百姓因事至府衙，他“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113]，努力培育孔子所倡“有耻且格”的淳厚民风。(www.xing528.com)

由上可知，张栻在荆恪尽职守，注重各阶层风习之整肃或培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淳厚向上的良风美俗。此敬业精神与为政风格，是其自觉将湖湘学“居敬”思想用于指导地方治理的产物。“居敬”思想本肇自周人“敬德”宗教、政治观念，后为儒家承继并作人学化发展，遂成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对引导儒者树立谦恭有礼、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培养戒慎忧患、奋发进取的理性精神具有重要影响。

理学家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传统，从心性修养层面阐释之，提出“主一无适”“涵养须用敬”等著名论断。张栻在《敬斋记》一文中亦发挥说：“心也者，贯万事通万理而为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114]“持是心而勿失”即孟子所谓“存心”，意指守此良心，勿使放失、迁移。张栻注重“存心”，以此修身养性、治国理政。张栻上述政绩的取得，得益于其在荆所存如下之心：

一存“临事而惧”的忧患、戒慎之心。张栻怀持“临事而惧”的忧患、戒慎之心来荆上任。面对荆州“纲纪委地，无一事不当整顿”之“谫陋”“极弊”困局，张栻深感忧虑，因其与荆州“至重”战略地位极不相称。因责任感、使命感而生的忧患意识一直萦绕于张栻内心深处，他写给朱熹的多封书信屡露此一心迹，如“实不敢自保其久于此，惟是深惧一日必葺之义，思效万分”“孤踪殊不敢自保，然苟尚留此，每事不敢不黾勉”等。

在对军政实施整顿时，张栻常怀戒慎之心，主张须先精密谋划，务求举措得当，“其间曲折之宜，正须精密乃可”，不敢草率、妄为。此外，他在肃清贪腐、捕杀盗贼过程中，既雷厉风行，又不忘诫己毋矫枉过正，“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115]

二存“以得民为先”的爱民、养民之心。张栻深沉的忧患、戒慎之心，根源于其诚挚的爱民、养民之心。他高扬儒家以爱民、保民、养民、教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传统，在写给孝宗的《江陵到任谢表》中，明确提出“御侮以得民为先，当本根之力护”的治荆指导思想。“得民”贵在“得民心”。在他看来，惟“以固结民心为本”，方能激发民众“尊君亲上、报国疾仇之心”，进而才能“以守固，以战克矣”。

为“固结民心”，他首先改善社会治安，满足荆州民众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并为解决当时“田多未垦，茅苇弥望”“民贫悴尤甚”[116]的经济凋敝问题创造条件。他深知此为当务之急，因“人情亦似乐之”。此外，他对义勇民兵亦采取“固结其心”“爱养其力”做法，希冀在危急之际，能发挥他们效命疆场、“可共生死”的重要作用。而张栻对学校教育与人伦教化的重视，则是其对民本思想中“教民”内容的有力践行。

在张栻殚精竭虑的不懈努力下，荆州在不到一年半时间内发生翻天覆的变化，呈现“岁丰人和，幕府无事”新气象，百姓终享“安居之乐”。然而不幸的是，积劳成疾，兼之在荆因弹劾贪官未能成功而生的义愤，终致主动请辞获批正欲离荆的张栻，于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二日遽然卒于官舍，年仅48岁。

张栻临终前仍心系天下，不忘尽忠进言，“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117]天下纷纷传诵之。孝宗闻讣后，“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则“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118]。朝野上下，尤其是荆州百姓对张栻离世的沉痛悼念，正出于对其生前精忠报国、爱民养民之盛德大业的无比崇敬与由衷感念。嘉定年间，栻被赐谥曰宣。淳祐初（1241年），又获诏从祀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