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研究：100种桂学古籍文献研究成果

文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明的产物，文化的载体；文献，是社会发展的记录与反映，是地区、民族、群体兴衰的记录与反映。桂学文献，反映、记录了广西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广西悠久历史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广西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研究广西，认识广西，回顾广西历史进程，探寻广西历史走向，离不开这些典籍文献。再有，文献乃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桂学文献，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探究，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的文化创造，反映、记录了广西人民的文化生活状况，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广西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广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广西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探究广西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与规律，从而传承、光大广西优秀的学术与文化，同样离不开这些文献。

孔子著《春秋》时，因文献的缺失而无法整理说明杞、宋这些郡国的典章制度，曾说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这里孔子所说的“文献”，有专家认为“是包括了记载政治制度、日常生活以及风俗礼制的典籍”。^[2]今天的桂学研究，同样需要基本的文献保障。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桂学研究就达不到其应有的高度、水平。可以说，桂学文献是桂学研究重要的基础与柱石，桂学研究必须依靠桂学文献。从一定意义上讲，“桂学研究”的很多课题、内容，其实就是史料之学、文献之学。不明其典籍文献，即不能明其学。其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了解、认识与掌握文献的广度与深度——这又是由桂学文献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决定的——由此可见桂学文献研究的必要与重要。再有，文献本身是学术、文化的产物，是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学术、文化最显著的体现。因此，研究桂学学术、文化，对桂学文献的研究不可或缺，桂学文献研究中对桂学文献史的研究，本身就是桂学学术史、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缺少文献史的桂学文化与学术史，是不完整的。由以上所述可知，桂学研究中，桂学文献研究是十分必要、非常重要的——对桂学文献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桂学这门内涵十分丰富的学科的基本建设和整体学术水平。

既然桂学文献研究是如此必要与重要。那桂学文献研究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如何做好桂学文献研究？下面谈谈我们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因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完备，姑且以“散谈”称之。

一、桂学文献研究应在光大广西学术文化上有作为

——从广西文献“落后”谈起

学术界一般认为，广西地处边远，开发较晚，文化落后，其典籍文献，大大落后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例如，民国间，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为《广西乡贤丛书》所作的序言里谈及广西著述文献时指出：“毕集一省之著作，乃不能与他省一县一郡比。”^[3]另有曾任“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的本土学者李任仁先生，以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及民国蒙起鹏《广西近代经籍志》所载广西著述的数量为据，称曰：“数千年来，全省所作，数不满千，与江浙等省比较，贫乏自不待言。”^[4]再如，民国间，广西学者、文献家黄华表先生在《广西文献概述》一文中说：“讲到广西的文献，说也可怜，无论省志，府县志，已有记载，或未经记载的，在数量上，要比之江南一个大县，往往也比不上。”^[5]

黄旭初、李任仁、黄华表三位先生所言广西文献之落后，是与文化最为发达的数省相比的，并且是就其中的著述文献讲的，更进一步看，他们是就著述文献的规模、数量而论的。我们认为，如就广西著述文献产生的时间、质量及其影响而言，则是不能称之为落后的：早在西汉后期，广西即已出现了经学家、苍梧广信人陈钦著《陈氏春秋》，其后的东汉、三国时，又有苍梧广信人陈元（陈钦子）、士燮，皆是著名的经学家，各有著述。此外，东汉末时，苍梧广信还出了一位大佛学家牟子，所著《理惑论》被誉为“佛教论著之祖”。^[6]至唐宋及以后，广西文化进入一个上坡式的发展过程，著述文献也与这一发展过程一致，包括名家名作在内的作者与作品逐渐增多。尤其是到了清代，广西文化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可谓洪波涌起，异彩纷呈，已不能简单地以“落后”言之。就著述文献来讲，也并不落后——虽赶不上江浙、两湖等文化大省，但也可曰蔚为大观，且出现了石涛、陈宏谋、谢济世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甚至是数一流的学人及其著述。仅就文学而言，论诗，有享誉一时的“杉湖十子”，有让袁枚赞誉的“粤西诗人之冠”朱依真；论文，有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岭西五大家”为桐城古文中坚，名噪一时，海内称颂；论词，则更是让人称道、赞叹：词界所称的“晚清四大词人”中，“粤西词派”的两位主将——王鹏运、况周颐，竟占据了其中两席。以“词派”而论，在晚清词坛，“粤西词派”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鼎足而三！时王、况二人，巍然为海内词宗。王氏列“四大家”之首，为当时词坛领袖。他提出的词学理论，为词家推崇并遵循；他编刻、校印的《四印斋所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称道。况氏所著《蕙风词话》，也是中国词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重要文献——“清末三大词话”之一，被人誉为“千年来之绝作”。民国间，广西也有一批著述宏富的学者，一批声名卓著、极具影响的文化人物。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有历史学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各自留下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还有学者、教育家马君武、陈柱、雷沛鸿、梁漱溟、冯振、白鹏飞等，均是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人物，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硕果累累，贡献非凡，堪称大师、巨匠。应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西曾出现过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及不朽的著作。这些广西学人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尤巨，他们的著述文献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是有一定地位与分量的，其影响所及，不唯广西，也不唯中国，而是播及海外的。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述文献，其影响的深远性，也不止于今日，而是必将传于后世。

以上是讲桂学著述文献并不落后，下面再谈桂学石刻文献：广西历代石刻文物遗存十分丰富，其中又以桂林为最。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低落于元，繁荣于明清，以摩崖石刻为主要特色。其摩崖石刻达2000件以上（以数量论，唐宋后的称得上全国第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故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如南宋陈谠为桂林石刻发出了“周南太史书”的赞叹，将之与《诗经》和《史记》相媲美；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评桂林石刻曰：“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文史专家认为，桂林摩崖石刻堪称中国石刻的瑰宝。世称：“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桂林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成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代表与精华。

应该说，桂学文献是有其丰富与精彩的一面的，并不能简单地冠其“落后”“贫乏”的帽子，对桂学文献，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研究。今天，桂学文献作为广西具有标志意义的珍贵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遗产，其作用日益显现。它既是奠定广西学术文化的基础，也是衡量广西文化发展高度与积淀厚度的重要指标；它既是开展广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必备条件，也是广西民众了解与认识本土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的重要材料，广西民众探寻与解读自身文化历程与文化精神的重要介质，广西民众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本。因此，开展桂学文献研究，了解桂学文献的全貌及其发展规律，并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刊印流传、保存保护以及开发利用，其意义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了。一些本土士人学子及社会贤达也已对此有所认识并已有所行动（如搜集、整理桂学古籍，编辑出版“壮学丛书”“桂学文库”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自己对桂学文献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更是由于研究不够，挖掘不够，推介不够。故时至今日，不仅区外学人对桂学文献了解不多，就连桂籍学人自身对桂学文献也缺乏应有的了解与掌握。因此，需要我们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对广西历史文化高度的自觉与自信，以光大广西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来对桂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注重将那些在广西、岭南乃至全国学术、文化上产生过重大作用的、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或有代表性的桂学文献挖掘出来，研析推评、介绍宣传，从而展示广西古代与近代异彩纷呈的学术、文化，弘扬与光大广西学术与文化。桂学文献研究应在此方面努力有所作为。

二、桂学文献研究应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上有作为

——从陈宏谋著作谈起

文献是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载体，浩如烟海的中华文献在传播、传承中华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桂学文献对传播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贡献，是值得肯定、宣扬的。清代陈宏谋有“岭表儒宗”之誉，他的著述中，《五种遗规》的影响就不可小视。该著是对中国古代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内容的总结，概括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自问世以后，曾一再刊刻（其版本不可胜数），大量印行，广为流布，影响深远。清末，该书还被定为学堂修身科的必读之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之“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和方法”一栏的条目中就有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足见其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地位与影响。陈宏谋的其他诸多著作，与孔孟的四书五经和司马光及朱熹的著述一样，具有一代儒宗的风范和永恒的传世价值，对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李任仁先生就曾指称曰：“陈著《五种遗规》等书，几乎支配了自乾隆以来二百年间一般家庭及服官人员的思想。”^[7]

应该说，历史上的广西在众多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哲人贤达，其中不少称得上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他们对中国以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才华、智慧及思想的结晶——著述文献，在传播、传承中华文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在当今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文化在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先导地位日益明显，文化引领、促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日益凸现，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8]之后的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9]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0]因此，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桂学文献，对桂学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那些在传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桂学文献进行挖掘、整理，揭示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髓，阐扬其中重要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从而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思想指导，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文化支持，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的。桂学文献研究应在这方面下功夫，有所作为。

三、桂学文献研究应在挖掘广西特色文化上有作为

——从广西文人诗集谈起

清代以前广西文人著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即是文学著作，文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又是诗集。以此最多中的最多者，足证广西文献具有浓厚的广西风味、特色：以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为代表的广西风光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广西诗人热爱、陶醉（当然更让入桂的外籍诗人大开眼界），广西的自然景色自然成为诗人们笔下经常表现的内容。我们翻开任何一部现存广西诗人的诗集，都会发现大量这方面的作品。在诗人的笔下，对极具广西特色的器物、植物、风土人情等的描写（例如铜鼓，这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文物，在诗人的作品中，经常把它作为描写吟咏的对象），更是强烈地凸显了广西诗歌文献的特有风貌。可以说，广西诗人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广西特有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和物产等，因而使这些诗歌作品具有浓厚的广西风味。再有，从诗人队伍的构成来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诗人在广西诗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广西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如清代前期，有刘定逌、黎建三等著名的壮族诗人，后来又有张鹏展、黄体正、韦天宝、黄体元、韦丰华、黎申产、黄焕中、韦绣孟等壮族诗人，甚至还涌现了被喻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的郑献甫（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设专节论郑献甫）。这样一种以少数民族诗人作为重要成员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诗人中是比较少见的，也是广西诗人区别于当时其他地区诗人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诗人，为广西诗坛增色不少，他们的诗集，为广西文献增添了许多耀眼夺目的异彩。

应该说，广西文化的魅力之一，即在于其绚丽多姿、独具特色。广西文献中，极具价值的、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就是那些记载与反映丰富多彩、极富特色广西文化的。仅以两书为例：其一，明崇祯间，广东邝露，将其游历广西土司地区时的所见所闻，包括山川物产、民族风情、趣事逸闻等，整理成《赤雅》一书。书出后广为流传，颇有影响。《古今图书集成》等众多著作，都袭用它的条目或内容，《四库全书》收录其书，时人誉之与《山海经》比美。其书保留的今壮、瑶、侗等世居民族的祭祀、婚恋、音乐、歌舞等珍贵资料，至今被民俗学家珍为拱璧。其二，清代康熙初年，河南吴淇将他在广西任官时与友人收集的粤西地区的汉歌与瑶、壮等少数民族的歌谣整理汇编成册，名曰《粤风续九》，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多民族的以情歌为主的民间歌谣总集。^[11]书一问世，即受到文人学者的极大关注，如清初王士祯、屈大均、朱彝尊等著名学者都曾对其有所摘录、评论。清乾隆年间，被李调元辑印成《粤风》一书，后又经嘉庆、道光、光绪朝数次刊刻，影响进一步扩大。至民国间，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推许，其中著名学者、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顾颉刚先生赞其是“沙漠里的绿洲，荒原中的芳草”。^[12]该书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它保存了大量的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歌谣，展示了广西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内涵，为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宝藏，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

应该说，广西在民族、风俗、民情、风物、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一面，广西文化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它们以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历来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尤为重要。因此，对那些发现广西，认识广西，解读广西的重要文本——桂学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整理、挖掘，从而让人们了解、认识广西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们了解、认识其中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广西文化，或保存、保护之，或从中汲取营养，或发扬光大之，从而有助于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与保持，有助于当今广西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桂学文献研究应在此方面有所作为，有所收获。

四、桂学文献研究应在文献调查上下功夫

——从桂学文献“家底”谈起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桂学文献？（具体是哪些文献？）尤其是现存于世的有多少？（具体是哪些？）对此问题至今并无专门、全面、科学的研究，故并无科学、权威、令人信服的统计——至少可以说，学界对桂学文献的“家底”，是不十分清楚的。就广西古代著述文献来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广西古代著述文献，大多已在岁月的风尘中散失、湮没。目前，存世的广西古代著述文献大多在区内的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机构中有收藏，这些集中收藏于区内的桂学古籍，其大致的情况是能为人掌握的，它们有专门的书目工具（如《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广西文献名录》《广西历代文人著述馆藏联合目录》等）提供检索，普通读者及研究者也是易于知见的。但是，尚有相当多的桂学古籍分散收藏于广西以外的海内外其他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以及私人收藏者手里，分载于各收藏机构的书目之中，甚至没有载于书目之中，广西的普通读者以至专门的研究者难以知见，就是一些重要的、珍贵的广西著述也不为区内的研究者知见。

我们通过前期尝试性的初步文献调查，即发现许多不为前述广西文献工具所载，也不为《广西大百科全书》“典籍”条目所载的桂学古籍。其中明以前桂人著述就有宋代的《湘山事状全集》（全州蒋擢撰，明正德间重刻本），明代的《琼瑰录》（全州蒋冕撰，明嘉靖间刻本）、《曹侍御忠谏录》（全州曹学程撰，清乾隆间刻本）、《东湖集》（苍梧吴廷举撰，清道光间及光绪间刻本）等十数种。清代桂学著述文献则更多，有数十种之多。发现的这些桂学古籍，多为善本、稀见本，是珍贵、重要的桂学文献。除以上列举的数种外，再简要介绍一种以为例证：唐景崧桂剧剧本集的清末抄本——题《五十年前台湾抗日英雄唐景崧手编戏本》，系唐景崧幕友倪子乔所抄唐氏创作的桂剧剧本，录剧作20种，极有价值——《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有“唐景崧改革桂剧”条目，条目中称曰：“唐景崧是第一个为桂剧写剧本的剧作家”，“他编成的《看棋亭杂剧》是桂剧的第一批文学剧目”。^[13]《看棋亭杂剧》清刻本今已不见，所见者仅有1956年广西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请林秀甫等老艺人据以往的演出进行口授录下的部分剧本（时有18个剧本，至1982年，广西戏剧研究室将当时尚保存于世的16个剧本编印成册，取名《看棋亭杂剧十六种》）——抄本所录较口授录写本剧目多，且为原抄，更接近于《看棋亭杂剧》原本，故尤显珍贵。通过调研，我们得出结论：不为广西文献工具书所载、藏于区外（包括区外省市及境外——港、澳、台与国外）的桂学古籍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许多是孤本、稿本、手写本等善本秘籍，鲜为人知，特别是长期不为广西学人知晓、注意。由此亦可知，区内文献收藏机构及研究者与文献工作者在开展桂学文献的调研上，在搜集、整理包括这些珍贵古籍在内的桂学文献的工作上，是大有可为的。当然，要完成此等工作，也是极为不易的，可说是任重道远。我们认为，桂学文献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内容就是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桂学文献调查，尽量掌握桂学文献的“家底”——这是保证文献研究达到较高质量、较高水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认为，桂学文献研究要在文献调查及研究上多下功夫，创造条件，尽力而为，争取有较多成果。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桂学文献，则要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公布并大力宣传推介。^[14]

五、桂学文献研究应在全面梳理、掌握桂学文献历史发展的全貌，在探究桂学文献发展历程及规律上下功夫

——从广西地方志书谈起(www.xing528.com)

地方志是一种重要的文献类型，它记载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内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有“一方全史”之誉。因此，广西地方志对桂学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研究广西地方志，全面梳理、认识、掌握它的各种情况，如源流、种类、数量、特点、存佚、时间与地域分布以及内容与价值等，对桂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对其发展历程与规律的认识、掌握也十分有意义：发端于西晋，成熟于宋元，兴盛于明清，规范于民国的广西志书文献，所经历的由简到繁、由少到多发展，即是广西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并且，它不仅反映了广西文化、学术的发展，还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与条件——经济、社会、技术（如印刷）等方面发展的许多情况。仅以一部今已散佚不存的方志——《（康熙初年）罗城县志》的问世为例：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的“烟瘴之地”，宋开宝五年（972年）已经立县，熙宁七年（1074年）省入融水县，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复置，然而明代始终徒有其名，县城遍地荒草，城内只有6户居民，谈不上修志。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出仕知罗城县事，该县才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并结束了无志的历史。于成龙（山西永宁人，官至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为清代著名廉吏（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在罗城时，他斩棘为门，筑土为案，设官廨于丛菁之间；大张声势禁盗贼，深入百姓问疾苦，奖勤劝惰，鼓励农耕；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一时间吏治和民风为之大振。就在社会逐渐安定、生产渐渐恢复之时，于成龙于康熙初年创修了首部《罗城县志》。虽然该志“仅据闻见所及，汇为一书，条目未晰，卷无弁言”，^[15]但是毕竟破天荒地记载了罗城的地情和治理状况。它的编修，折射出清初康熙朝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一斑，也折射出清康熙朝吏治之一斑——研究者指出：“清代是广西志书修纂的鼎盛时期……就是重峦叠嶂、交通不便、民族杂处、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地处僻远，直到1949年还有许多民众居茅舍洞穴、刀耕火种的三西地区——田西、西林、西隆等县，早在康熙年间就修有志书。”^[16]不存于世的于成龙所修《罗城县志》，与这些康熙间广西西部地区方志的“群体式”出现，反映了其时统治者对方志编撰的重视，亦反映了康熙时期广西的吏治与这种吏治之下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由以上广西方志的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我们进行桂学文献研究，认识、掌握包括这些方志在内的所有桂学文献的源流、聚散存佚、流传传播等，认识、掌握桂学文献历史发展的全貌，探寻桂学文献的发展轨迹与发展规律，其意义与作用至少有二：其一，为我们认识桂学学术史、文化史提供帮助——如前所述，桂学文献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广西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与课题之一。其二，为我们认识桂学学术文化的基础——经济、社会等的发展提供帮助。目前，对桂学文献史的研究已有一些，并取得些许成果（所见著作有《广西方志佚书考录》《广西方志编纂史》等，论文有《清代广西文人著述初探》《历代广西著述述略》等），但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研究是零散的，是不系统、不全面、不完整的，是非常欠缺的——至今尚无一部桂学著述史，遑论一部较全面的、较高水平的、得学术界认可的桂学文献史！因此，对桂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梳理，了解、掌握桂学文献历史发展的全貌，了解、掌握桂学文献发展的历程及规律，极有必要，也是大有可为的。桂学文献研究要在此方面下大功夫，争取有所突破，有所收获。

六、结语

应该说，桂学文献研究有许多须探究的课题，且不断有新的课题出现，例如文献的数字化保护、利用的问题，就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限于篇幅，不一一论及。以上仅就桂学文献研究须努力的几个方向谈了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其实，桂学研究中的文献研究（包括以上所论及的课题以及尚未谈及的课题）大体可归为二类：一是对桂学文献整体性的研究，即对桂学文献的基本情况、基本问题总体上的研究，如桂学文献的历史发展，桂学文献的流传、存佚，桂学文献的聚散、收藏；桂学文献的类型载体；桂学文献的特点与特色；桂学文献的价值与作用，成就与地位；桂学文献的保存与保护；桂学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桂学研究应掌握的基本文献及文献工具等问题。这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前面内容中已论及的——桂学文献历史发展的研究。二是桂学文献个案研究。即对桂学文献中单篇、单件、单部以及单种、单类文献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珍贵珍稀文献、重要文献、具有代表意义的文献的分析、考证、评价、研究、整理等——文中论及的光大广西学术与文化、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挖掘广西特色文化等，就必须依靠对这些文献的个案研究来支撑。我们认为，桂学文献研究中，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互依存、支持，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在上述两类研究问题上，本课题组都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本书的内容即包含了我们开展这两类研究的一些成果。本书的绪论部分，梳理了古代（西汉至清末）桂学著述文献的历史发展脉络，介绍了历代桂学著述文献的产生、流传、存佚等情况，是我们对古代桂学著述文献整体性研究的尝试。本书的主体部分，则是“100种”桂学古籍文献的提要，按作者生卒年代的先后排序，分别简要介绍了作者生平、版本、内容、价值等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对古代桂学著述文献个案研究的汇集。书中引文也是古籍中的原文。这“100种”桂学古籍文献，是在我们有限的识见范围内酌取的一些在文献层面上较有代表性的或稀见的广西古典文献，它们在整体上大致能够反映出桂学研究的古典文献基础。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桂学文献研究需下大力气、下苦功夫。以桂学古籍来讲，要掌握它的存世与收藏情况，就需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文献普查，尽量了解、掌握海内外公私藏书机构收藏桂学古籍的情况，这绝非易事，需要创造条件，并费一番工夫的。又如，要写成一部名副其实，得学术界认可的“桂学古籍总目提要”，就需对全部桂学古籍原作认真地细读深研，这绝不是一二人，一年半载即能完成的。依吾辈之愚见，应该有一批淡泊名利、坐得住冷板凳的学人倾数年之力方能完成。再如，桂学古籍的全面整理，亦非易事……总之，我们认为，桂学文献研究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基础性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需要广大桂学研究者尤其是从事文献研究的学人共同努力，不畏艰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才能有所收获。

【注释】

[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李任仁.释文献［J］.广西文献通讯（第2期）.1948.

[3]黄旭初.广西乡贤丛书序［M］.陈榕门先生遗书，1944.

[4]李任仁.广西历史的认识［J］.广西文献（创刊号），1948.

[5]黄华表.广西文献概述［J］.建设研究月刊（第四卷第五期），1941.

[6]陈士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5.

[7]李任仁.广西历史的认识［J］.广西文献（创刊号），1948.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11]王长香.《粤风续九》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2]陈子艾.《粤风续九》与《粤风》研究三题［M］.粤风考释.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173.

[13]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542.

[14]桂学稀见秘籍珍本，不为学人知见，实是遗憾，但更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桂学珍本秘籍、重要文献，虽已被发现，有些甚至影印出版，却由于研究挖掘、宣传推介不够等原因，而仍不为广大学人甚至于专门的研究者知晓、利用。例如，明代广西马平张翀（“柳州八贤”之一，《明史》有传，《广西大百科全书》将其定性为“明朝政治家、学者、戏剧家”）所著诗文集《鹤楼集》，自明末行世以后，久不为人所见，学者均以佚籍目之，其实，《鹤楼集》有明隆庆四年（1570年）刻本存世（藏日本内阁文库，为海外孤本），并且，该刻本已于2005年影印出版，然而，至2008年，《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仍将其称为佚籍（该书设有“明代典籍”条目，介绍明代广西典籍，该条目在谈及明代文学著述时，所例举者不多——仅有蒋冕、王德贵、戴钦、张翀四人的著述。但条目撰写者仍言张翀《鹤楼集》已佚；该书另有的“张翀”条目，也说《鹤楼集》已佚），实令人遗憾。再如，前述《粤风续九》，自清乾隆以来，即不为人所见（所见者为《粤风》）。一直以来，学者均将其视为佚籍，并对其与《粤风》的关系做出了多种推测。其实，《粤风续九》有清康熙二年（1663年）刻本藏杭州图书馆。2001年，该书即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得影印出版。但影印本面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不为一些专门的研究者知晓——2010年出版的梁庭望专著《〈粤风·壮歌〉译注》仍言“《粤风续九》今已不存，仅在《池北偶谈》等古籍中有少量辑录”。同年石丽芳博士论文《〈粤风〉研究》中亦言其已佚。笔者认为，桂学文献调查及研究中，宣传推介新发现的桂学重要文献，使其为广大学者了解并研究利用，也是十分必要、重要的。

[15]赵瑞晋.《（康熙初年）罗城县志》序［M］.（道光）罗城县志（卷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刻本.

[16]阳剑宏.广西地方志考略［M］.八桂学人之家.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