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获得在大学的执教资格与编外教师
柏林大学的规章中并没有细则规定如何取得在大学的执教资格及其涉及范围。1834年，德意志联邦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决议中，通过了第39项条款，其中除了有关审查机制及大学生活的相关规定，还确定了对编外讲师的考试流程：
“编外讲师至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其所选专业的国家考试，才可能被大学接收为讲师；校长要考虑，那些想要在学术界教课的人，他们的学业是属于为国家公职而做准备的。他们在之前为实际的公务而踏上相应的准备之路，这已使他们对各种业务变得熟稔。教师资格权（venia legendi）的获得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的允许，而且大学校长有权驳回。”[49]
同年，波恩大学也在学院章程中表明了对教员要取得venia legendi的要求。柏林在1838年、布雷斯劳在1841年也加入了这些条款。当然，柏林大学的1816年章程使用了“取得在大学执教资格”（Habilitation）的概念，没有使用“venia legendi”的术语。
柏林大学哲学院1838年院系章程的基本规定写道：“每个由学院授职的讲师，从受任之日起要求有一年的任职期限。任职的人提交给学校档案室一份印刷版报告，用拉丁语书写阐述自己的学术立场，每个正式教授和其他有执教权的人获得一份稿子。另外，任职的人需在程序开始之前或之后同样用拉丁语进行一场公开课或就职演说，讲话需要有学院院长参加，被任职的人要自费打印这些材料并分发给有关人员，所有的大学老师以及其余有执教权的人有权给出建议。如果上述两项任务都得到很好的完成，被任命者就会以委派（designatus）的授职方式记录在册。获得执教权。因为他上任并未经过学院选举，因此不能共同享有正规教授的权利。大学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取消一个人的执教权。”[50]
尽管柏林大学从一开始就把大学执教资格考试作为取得教学资格的前提，许多德国的大学还是维持了旧的教职分级模式，而将取得在大学执教资格的考试融入了教授的第一次职业答辩。图宾根大学在1855年才采用了柏林大学模式下的主导思想，也就是把授予博士学位和取得在大学执教资格的程序分离。[51]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在许多聘任过程中就取消了这种学术资格模式。
根据1816年的章程，大学校长、前任校长、学院院长和经选举产生的大学教授组成大学评议会，大学的各项事务也处于这些教授的管辖范围。但是教师整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正教授在教师群体中的比例逐渐减少，1810—1819年间，正教授占比52%，1860—1869占比32%，1900—1909年占比25%。教授数量在减少，而编外教授（Extraordinarien）和编外讲师的数量却急剧增加。
在1848年革命之中和之后，编外教授以及编外讲师就逐渐尝试参与完全交给正式教授的大学管理任务。在建校后的第一个十年，编外教授以及编外讲师的数量还不到教职人员总数的一半，但是到了1850年，他们的数量却已经占到了总数的五分之三[52]。
当时一些新活跃分子进入了普鲁士的高校生活，在许多大学，那些在学校不太受信任的编外教授决定共同加入编外教授协会（如在波恩，图宾根，维尔茨堡）或者建立改革联合会（如在慕尼黑或耶拿）。他们要求编外教授能够在一定限度下参与评议会、学院事务以及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然而这个要求在1848年耶拿的大学教师会议上被与会人员拒绝。教育改革者约翰·舒尔茨邀请编外教授代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努力推进法制改革，可惜最终失败。[53]柏林大学的编外教授们也很活跃，格耐斯特教授、马尔教授、班纳利教授、霍托、科尔曼教授以及鲁道夫·魏尔肖（Virchow）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848年7月13日在《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公开宣称，他们为促进大学章程转型而提出的改革建议至今无人问津，他们又称，评议会或是教育部没有听取他们方案的表示。其中需要改革的原因：
“大约只有60名享有特权的教授，所有的学术职务都是从他们中间产生，而其他的100名编外教授和编外讲师虽然有着同样的教学职业，却被完全排除在大学的事宜之外。”[54]
评议会在7月19日的一封信函中对上述要求作出了回复：“在报纸的宣言中，对学校章程的改革的建议，并非出自编外教授和编外讲师的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是仅出自很少的一些教师。因为根据调查结果，在103名编外教授和编外讲师中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持有上述观点。因此评议会再次声明，这些人没有权利建立一个代表所有教职人员的全体大会。即使有这种大会，正编教授的不可侵犯的权力也应得到保障。”[55]
因此，柏林大学的评议会明确表示，会保证编外教授在大学的自治管理机构中有一定的代表权，也会为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建立一个编外讲师协会，但是拒绝改革者欲颠覆学校章程的计划。[56]真正的改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才得以实现。
其次，学院间和专业之间的竞争(www.xing528.com)
柏林大学建校后有四个学院，根据每个学院配备的教师数量不同，学院有不同的存在意义。哲学院的教师规模最大，52名教师中有25名从属于哲学院，这其中又有13名教授年龄在25岁之下。1860年到1861年，学校167名教授中有82名是哲学院的教授，这其中有26名是在52岁之下。[57]从这些教师的数量来看，无论是在大学建立初期还是建校50周年时，哲学院都占据了学校一半的教师资源。在1861年，哲学院一共有436名学生，而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有314名、353名和319名学生。[58]所以每个法学院的教师比其他学院的教师要平均分摊更多的学生。[59]
1810年至1860年，数学、物理、化学古语言以及考古学等学科在规模最大的哲学院得到迅速发展，这一点在麦什科夫斯基的作品《从洪堡到爱因斯坦》中有详细明确的叙述。
在聘任方面，冯·洪堡非常重视对哲学家的聘任，他自己就结交了许多哲学研究人员，比如沃尔夫。新的语言学在古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例如日耳曼文学和现代语言学。当格林兄弟被调往柏林的科学院时，柏林明显比哥廷根拥有更高的地位。哲学和语言学这两个专业囊括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波克、贝克尔、拉赫曼、霍普特、米伦霍夫、莫姆森、博普、韦伯等等。[60]
自从1820年起，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成就不容忽视。1828年，一个亚历山大·冯·洪堡促成的自然科学家大会在柏林拉开帷幕，到场共有600名科学协会的成员。[61]人们在会场的包厢中不仅可以看到国王、他的家人和一些部门大臣，还可以看到许多教授以及公务员和军官。
多亏了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不懈努力，哲学院和医学院涉及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准备，试验方法也得到了实际应用，特别是约翰·穆勒1833年调往柏林之后[62]。穆勒是黑尔姆霍尔茨、魏尔肖和博伊·拜默的老师，这些人后来对大学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再次，研讨班和科研机构
哈勒大学或哥廷根大学的研讨班（Senimar）通常是由高级中学教师为学术和教育实践训练准备的独立的哲学研讨班，他们拥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活动场所，但没有图书馆。以同样形式产生的还有神学研讨班以及一些大学的机构。这些研讨班的会长独立管理预算和奖学金。因此研讨班有两个含义，它可以是一种教学课程类型，是一种除了教授主讲的大课之外的教师和学生讨论的一种教学训练；另一方面是一种组织形式，可以是一种小型的类似于古希腊学园的教育机构，人们在这里贯彻研讨班的工作方式，这时可以成为研究所。[63]
早在1812年，柏林大学就成立了语文学研究所。1818年在文化部部长阿尔滕施泰因的领导下，语文学研究所（seminaria philologica）开始在其他普鲁士大学设立，1824年所有普鲁士境内的大学，1850年全德国境内，都成立了这类精神科学方面的研究所[64]。但是第一个化学实验室不是建立在柏林，而是由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建立，1853年约翰·穆勒在柏林建立起第一个化学实验室。[65]1810年到1870年，柏林大学设立了十五所以上的科研机构。[66]
表格2柏林大学及其附属机构（1810年至1870年）
续表
来源：伦茨1910 a，b，c，d.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医学门诊和医学机构是为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设立的。研讨班和科研机构的经费支出在1811年至1860年间在持续增加，特别是和教师薪金相比，这一点更加明显。1811年用于科研机构活动和教师薪金的支出分别是117000塔勒和19200塔勒，1860年分别达244800塔勒和170572塔勒[67]。机构费用和人事费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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