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和思想文化发展，绘画艺术风格也出现了不断更迭的潮流，存在着宫廷、文人、民间三大社会层面的创作力量，致使画坛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倾向和审美追求。
由于宫廷画派的险劲风格与蔑视朝政的文人性格极不相合，与清淡、荒寒的文人情趣也相去甚远，一些饱学之士乐于在吴中一带从事创作活动，因而涌现出一批富有文人格调的精美之作，为明代文人画坛注入一股新鲜血液。文人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16]。这些明代士大夫画家继承宋元两代文人画派的传统格韵，都讲求“清高”，以儒学为宗，“清静”、“无为”的哲学观念渗透入他们的美学思想。晚明时期，董其昌的“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17]，足见其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注重绘画传统技法，董其昌更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和清隽雅逸的韵味，开拓文人山水画新境界。他借“南北宗论”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和压制同时期的“浙派”等派系。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文人画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力量，并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文人画饱含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古代园林设计艺术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文人园林的设计和建造中，园林理论亦以画论为根本，造园家往往也是画家。明清文献对主要的造园家，如张南阳、张南垣、叶洮、张然、石涛、董道士、戈裕良等人的评价大体类似，都称其“造园由绘事而来”。叶洮、石涛自不必说，他们原本就是大画家，这在《国朝画识》、《国朝画征录》以及《清史稿》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18]。文人画的空前兴盛，无疑对文人造园风格的形成和统一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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