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经典表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孔子就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指坚定性。他高度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认为那是刚毅的表现，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之罕》），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弘毅”。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着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还说，吃饭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的失误，这才是好学的君子。儒家经典《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周易·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还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也要求刚健有为，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这就防止了主观、盲动等片面性的弊病。从战国到清代，历时两千多年，《易传》关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遭受挫折，愈有奋起反抗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穷”等民间俗谚以及中国古代针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的“蒙学”类著作，都有大量激励人奋发向上的内容，这些都反映出自强不息精神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普遍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柔静无为”之说，如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庄子及其后学提出“心斋”“坐忘”等理论，要求忘掉人己、物我等一切区别，停止一切身心活动，以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都大讲虚境无为、涅槃寂静。中国传统哲学中有长久的动、静之辩。但是，辩论的结果，还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占上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柔静”思想不过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先秦，儒家主张“刚健有为”，墨家提倡“非命”“尚力”，法家认为当时是“争于气力”之世，主张“耕战立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些都是积极有为的。从魏晋到明清，始终有一些思想家出来批判佛道和宋儒的“主静”之说。例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大力提倡“珍生”“健动”学说，他认为“健”是生命的本性，“动”是生命的机能，也是道德行为的枢纽，因此，君子应“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周易内传》卷三上），即以“健动”为人生的最高原则。颜元对“健动”原则也有深刻体会，他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言行录》）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志士仁人，为此鞠躬尽瘁，不息奋斗。诸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式的感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式的期盼等，都是以高度的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诸如岳飞、戚继光等，都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要时可以慷慨捐躯、舍生取义的楷模。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集中体现了人生在世，要为崇高理想竭尽心力的正义追求。诗句读来荡气回肠，至今仍然是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www.xing528.com)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积极促进“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野上下津津乐道的变革观念，成为有道讨伐无道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改良、革命、维新、变法的活动，都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做变革的理论根据，体现了“日新又日新”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健有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作为“刚健有为”思想之重要表现的，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孔子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在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不为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并不改变初衷，曲学阿世，而是坚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原则。他始终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人生准则，决不与黑暗统治同流合污，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成为后世坚持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高尚气节的榜样。孟子明确表示，生存和道义都是可贵的，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他认为“大丈夫”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气概。这种坚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诱惑、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坚持真理，不“卖论取官”，便是受传统的独立人格思想熏陶的结果。这种坚持独立人格、注重“大丈夫”气节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