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本来是世俗的，却被尊为圣人著作，地位近乎神圣。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下面简要阐述11、12世纪的经学研究氛围。在《易经》的研究当中，11世纪主要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将书中的象和数视为神圣和超自然，另一派则试图用理性的原则加以解释。12世纪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历史实例解经，有人将老子的自然哲学引入经解，还有人将解经同佛教禅宗教义相结合。流行趋势是将占卜算命的方法和理性的方法相调和。例如，朱熹的许多著述便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32]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从汉代起，人们便对《书经》（《尚书》）文字的真伪产生了争论，有半信半疑的，也有坚信不疑的。11世纪的《尚书》研究与之大异其趣。同其《周礼》研究一样，王安石为《书经》作《新义》，强调政府机构的功能，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苏轼则为《尚书》作了最好的注释，强调它人性化的一面。到12世纪，争论的力度减弱了。朱熹虽然对苏轼多有微辞，却赞赏这部书。然而，朱熹之后的新儒家们却宁愿忽略它，只因苏轼曾经激烈地攻击过该学派的祖师之一程颐（1033—1107）。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两宋经学概观而言，《诗经》的研究似乎是个例外。在11世纪，关于《诗经》只有几家注释和一些不激烈的讨论。而相比之下，12世纪的学者却相当重视《诗经》，注者众多。引发了这种兴趣的应当是诗和词的发展。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部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然而，在表面的数量膨胀之下，却是经解质量的下降。大多数关于《诗经》的研究，包括朱熹的著述在内，都不是那么具有权威性。[33]
古代经书中的“礼”不仅指仪式，还包括涉及社会风俗、传统习惯、经济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所承认的行为。在有关礼的三部经当中，宋人轻《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围绕它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王安石以前，曾出现过一批具有11世纪早期特征的观点各异的解释。而王安石则在《周礼》中发掘到了改革的范本。此后直至1127年北宋灭亡，王安石和他第二代的追随者先后掌权，绝大多数学者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改革体制的压力，接受了王安石的解释。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34]
1085—1093年，保守的反对派短期复辟，主张贬低三礼，不自觉地缩小了此后的学术范围。《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措辞行褒贬，充满道德关怀，又以曾经孔子亲订而闻名。保守派将其发扬光大，以之衡量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沿用孙复（992—1057）的观点，认为《春秋》主旨在于尊王。学者刘敞（1019—1068）曾大胆指出《春秋》的文字错误，认为应当加以校勘。保守派表示反对，也不承认刘敞和其他学者所作《春秋》新解的价值。与此同时，王安石却把这部经比作“陈旧破烂的朝廷小报”（断烂朝报）汇编，其追随者也排斥它。派系斗争危害着学术的多元化。(https://www.xing528.com)
至南宋，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春秋》再度成为显学，但在注释方面却未取得太大的学术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引用它来批评时政并从中发展出一套辩论艺术。二者都曾流行一时，但均未产生高质量的学术。
当然，北宋保守派的《春秋》热产生了一项重要成果。司马光（1019—1086）以之为范本作续编，起于《春秋》所止（公元前481），止于宋代建立前夜（959）。下一节将讨论这部里程碑性质的《春秋》续编对其他历史著作的影响。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续编的一个间接后果——它对南宋学术的影响。朱熹命弟子为该书作纲要，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司马光的原著以写作态度诚实客观著称，其中的道德评论虽不乏主观判断，但都独立地附在正文之外。相形之下，朱熹的这部寄名著作对于历史的态度却常常过于概念化和简单化。该书本来只是一部速成参考书，到后来却演变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性标准历史指南，此举损害了思想文化的发展。[35]
从南宋后期起，人们对一套名为《四书》的标准读物投入了比对六经更多的热忱。《四书》包括《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11世纪，学者们对这四部书的看法多种多样。例如，李觏（1009—1059）曾激烈批评《孟子》，司马光对该书多有保留，而王安石却给予它高度评价。然而，只有程颐和其兄曾经为所有这四部书作注。受程氏兄弟的启发，朱熹将这四部书命名为《四书》，把它定为儒家学说的基础读本，为之精选注释，杂以己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最终成了科举考试并从此是天下文人的惟一官方注释。正统性战胜了多元化，其代价是思想的禁锢。[36]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了许多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论著，内容涉及学者的立志、蒙养教育、族规家范、敬宗收族、儒家教义的学习日程、年历、地方政府的运作、为官之道、王子教育、佐天子而理国政等等。通常来说，儒家既重视自我教育，也重视对他人的教育，而新儒家则特别强调修身，或用现代的话来说——自律。随着新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此类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但大多数缺乏原创性，是老一套的人生指南，彼此重复，相互征引，复制而不发展思想。[37]
综上所述，宋代作为一个整体确曾在经学方面取得过惊人进步，其成就前无古人，也难怪后世儒家和许多非儒家的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是，长期以来，却从未有人对两宋的变化加以辨析，希望上文的简短分析能弥补这一缺失。从总体上看，11世纪的学术发展是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而到了12世纪，除了一位像朱熹这样出奇博学的学者之外，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或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思想文化的发展速度放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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