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问的过分专注让道学知识分子们陷于片面，阻碍了他们对其他事物的追求。例如，他们视文学为无足轻重的消磨时光把戏，认为耽玩文学会疏离道德责任和自我修养，所谓自我修养指结合实际行为的深思潜研与一日三省。[30]与11世纪的名人们截然不同，他们中几乎没人称得上是杰出的散文家或诗人。因为韵文更便于学习和记诵，有些人为了更有效地与教育程度较低者交流，出版了韵文语录，但是，这些语录的文学质量却不怎么高。[31]
虽然有着崇高的信念，他们的教育方法却是狭隘的，有时甚至会陷入自欺欺人。他们的史学为了强调道德教训，甚至可以置事实真相于不顾。他们认为，汉唐盛世均缺乏正当的儒家取向，因此不值得给予太高的敬意，更不用说其他分裂、衰落时期了。[32]在儒经的解释与阐述这一特别领域，他们认为，除了那五位可敬的先哲之外，其他北宋知名知识分子和士大夫虽有种种贡献，却都犯过或私或公的错误，对经典的解释不是离经叛道，就是不够深刻，因此，都只配得到有限的尊敬。然而，道学知识分子虽然在批评前辈方面表现敏锐，但在达成一致方面却动作迟缓。几乎每一位新儒家或者说道学的大师都对儒经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难道每一种都是正确的吗？朱熹曾经感叹某些思想家观点之怪异[33]，当然，他自己绝不在其中。
道学学派批评科举制度太重文才，将那些在科举中胜出的人贬称为纯文人，即非纯正的儒家知识分子。[34]文才的确很难反映一个人的潜能、预测未来文官的素质，就此而言，这一批评是可取的，但却是老生常谈。变法派就曾经在科举中以经义取代文才。然而，变法却早已引发争论。道学知识分子由此陷入两难之境。既然变法有如此多的弊端，他们不敢再贸然鼓吹类似的改革[35]，但也提不出其他实际可行的建议。惟一可行的，只有推广他们所认可或亲自撰写的解经著作，对考官和考生尽可能地施加影响。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接受现行制度的躯壳，寄希望于由内而生的力量来改变其内质。
道学知识分子的仕宦生涯也同样艰涩。身处其中时，他们总感到疏离。比如，尽管胡安国曾经供奉经筵，但是从他取得功名直到死，在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他只有六年是积极入仕的，其他时间都处于闲居状态。[36]朱熹多次谢绝朝廷的任命。除了担任若干年的地方官外，他在朝中只干了短得出奇的四十天。[37]这一学派的许多知识分子公开表示不愿意担任司法职务，并因此而请求调职，因为他们相信这类职位会削弱自己在道德上的完美。[38]当反对派抓住他们对官僚生涯的厌恶情绪大做文章，来证明他们的空谈和缺乏行政才干、不称职时，双方的两极分化就越加明显。(https://www.xing528.com)
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疏离的心态，身为少数派的道学力求创造属于自己的身份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礼仪和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礼仪的意义远不止是仪式或规矩，而是调节人类情感、矫正道德倾向的手段。这一学派的许多学者坚持认为，礼仪的氛围应当严肃而庄重，就像宗教活动一样。他们认为世俗礼仪不够标准，鼓吹恢复古礼。[39]
道学的行为方式呈现颇为有趣的征象。尽管时过境迁，他们还是向北宋的画像和记录中去追寻那些过时的式样，试图恢复并照着穿戴。比方说，他们在正装时喜欢戴一种顶子尖耸的高帽，在闲居时则好戴一种状似贝雷帽的帽子，外穿宽袍大袖，内着质地精良的白色薄纱衬衫。他们的举止一本正经：坐要正襟危坐；行要缓，不疾不徐，目视前方；作揖要深、要慢；讲话时要高雅庄重，少打手势。[40]批评者将这些高雅的行为举止看做是标新立异、傲慢自大，认为它不像儒家，倒像是道家。心学的陆九渊说，朱熹的学生不仅打招呼的方式特别，而且措辞也不同一般。[41]
佛道二家对道学学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信徒在退闲之后，往往自称“居士”或“隐君”。而“居士”意为非神职的修行者，是佛教用语，“隐君”则出自道家，意为隐修的君子。[42]再举一例，朱熹在讨论一部观点折衷的古代宗教书籍时，曾经说读书就像修炼。[43]意思是，真正的学习将使从阅读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内在化，而这种内在化将促进人格的改善，就像化学反应过程一样。然而，道学对于非儒家信仰，包括神秘主义趣味的借重，却被其敌人所利用，用来攻击道学的自命不凡，否定其儒家属性，将其学术诬为伪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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