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和闽西地区在1928年暴动以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是万安县苏维埃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和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几个苏维埃政府，是中央苏区形成以前，在这一地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工农民主政权。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初创的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只有一星期，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不足一个月，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也只有两个多月。但是，这个政府是完全不同于数千年封建社会旧政权的一种完全新型的革命民主政权。其不论在产生的方式、内部体制、外部形态上，还是在服务对象，运作方式上，都代表着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一种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雏形。这几个苏维埃政府虽然因为初创而并不成熟，但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乃至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上述暴动以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地区，都是北伐战争时期党的坚强组织，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国民革命的经验，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十分积极，对于推翻封建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愿望也很迫切。事实上，北伐战争时期趁势而起的农民协会，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就是乡村中的农民革命政权。
以万安县为例，自北伐军占领赣西，农民运动兴起之后，“乡村政权，在东西北三乡全归农民协会”。县政亦由工农代表占多数之县政会议——每三月开一次，决定三个月内之行政大纲。此外，关于司法及临时发生事件，必经工会、农协之同意，方能办理，故农协在群众中实有最大的威信。[28]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许多农民协会虽然受到摧残，但到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以后，重又陆续恢复起来。 乡村中有关举行暴动的一切工作，都由区乡农协指挥。
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按照原有的含义是由所辖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当时处在暴动的非常时期，必须立刻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政权机关以发号施令，以便尽快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行使行政权力，领导群众扩大胜利，转入土地革命；更由于当时的农民协会早就代行了政权的职能，因此，苏维埃政府往往在暴动获得初步胜利以后，立刻由党的领导机关提名，交群众大会通过。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往往就是在农民群众中有威望的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因此，苏维埃政府必然代表了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并在政治上又保证了党的领导。
1928年1月9日，万安暴动胜利。1月11日，在中共万安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在万安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出席大会者5000余人，各群众团体300多个，全县各级农协及各业工会均派代表参加。在这个大会上，“由万安县委派代表提出苏维埃名单——人民委员会委员7人……主席为一雇工刘光万（前系农民，自成立农协后，任县农协委员长）。这个名单当场通过后，全体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宣布政纲，群众同声称庆”[29]。
由此可见，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执行机关是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有2人是工人，2人是农民，1人是士兵，2人为知识分子。从这一成份的比例来看，这个政府体现了工农兵为主体的新型政权。在人民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7个职能部门，即秘书处和土地、军事、建设、教育、财政、交通、惩办反革命等6个委员会，另又设立2个临时委员会，即粮食管理委员会和清查逆产委员会。各委员会的主席，除临时的两个委员会外，其余7个委员会都由县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担任。各委员会的人数，按照工作任务的轻重，由3至7人组成。每个委员会设立秘书1人，均由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委员担任。据历史文献记载，在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员，都是中共党员。
应当指出，由于万安县是江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在全国来讲，在当时也还只有广东的海陆丰、琼崖，湖南的醴陵、湖北的黄安等少数地区曾建立过苏维埃或农民革命政权，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与交流，所以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苏维埃的全部体制、工作方式和政策法令的制订，都得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中共中央虽然在给各地的文件和通告中，明确提出以暴动的方式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但对新的政权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赣西南、闽西地区暴动以后建立起来的少数几个苏维埃政权，难免存在有不成熟的地方。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30]毛泽东这里所指虽然是井冈山根据地内的红色政权，但1928年上半年赣西南、闽西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也有类似的问题。万安县苏维埃政府就是由县委代表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然后在有5000多人和300多个群众团体参加的集会上通过。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种用群众集会而不是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31]
其实，在暴动时期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完全按照程序由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生产，除了毛泽东所指出的上述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迫于当时形势的紧急，不容暴动的组织者通过层层宣传发动，再来选举成立苏维埃政府。因此后来各地暴动时建立红色政权时，不是直接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是首先用任命的方式先建立一个叫做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权力机关，等各种条件成熟以后，再由革命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苏维埃政府。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对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成立毫无经验，也没有一部苏维埃的组织法加以规范，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的制度，更是不懂。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并不为怪。
实际上，毛泽东在万安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也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政府作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探索。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0天以后，大约是1928年1月20日，正在遂川配合万安暴动的毛泽东邀请万安县委到遂川与井冈山前委召开联席会议。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和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光万等10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前后，毛泽东抓紧筹备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吸取了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经验和教训，除了在遂川县工农群众中广泛宣传工农兵政府的意义之外，要求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尽快起草一份工农兵政府的施政纲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陈正人通过调查研究，拟订了一份《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这份后来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政纲，是毛泽东在创造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最早拟定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从这份纲领中，可以看到初创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形态与纲领。其中关于区乡革命政权和县级政权的组成，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乡农民协会即为该乡执掌政权的机关。区的执掌政权机关，则为由各乡农民协会派出的代表，区的各业工会派出的代表，及区内革命军派出的代表所组织的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人民委员会。”至于县级政权，这个政纲规定，待县一级的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组成以后，“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
这一纲领，清楚地表明即将成立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是一个自下而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性质的政权，反映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权革命主张，大致构筑了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的基本框架。这个以工农兵代表大会及产生的人民委员会为最高权力的机构，正是不久以后改称的苏维埃政府。俄文中的“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只是由于远离中央的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因此，毛泽东主持下于1928年1月24日，也就是井冈山前委与万安县委联席会议结束以后第三天成立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份政纲组成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性质的苏维埃政权。
闽西永定县在工农武装暴动以后，根据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首先在暴动中心的溪南区召开各乡群众代表大会，建立了十多个乡的苏维埃政府；然后于9月中旬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溪南区这种区乡两级革命政权的产生方式及形式，与上述《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所规定的原则大致相同。(www.xing528.com)
赣南、闽西在1928年举行武装暴动以后建立起来的几个苏维埃政权，在性质、体制与形态等方面与国民党的旧政权是完全不同的，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苏维埃政府代表了工农兵的根本利益。从几个苏维埃政府的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县、区级苏维埃主要由工人、农民、工农革命军士兵代表组成。乡级苏维埃政府则多由贫苦农民组成，遂川县的乡级政权则由农民协会行使职权。这就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真正掌握在工农兵手里，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政纲来看，充分体现了这个政权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也体现了对工农利益的保护。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始，即发布28条政纲，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教堂财产，否认外债；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债务，取消苛捐杂税。《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在关于维护工农兵利益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关于工人方面，提出“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保护女工和童工还专门作出规定：“男女工作同等要得同等工钱”，“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过六小时，童工女工不许做夜工，又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健康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须有八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关于农民方面的，规定没收地主和公共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废除地主契约债据和一切苛捐杂税。关于士兵利益，这个政纲也作了明确规定：“改良士兵待遇，增进士兵文化程度，士兵要有充分的给养，官长士兵薪饷平等，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
由于这些政纲反映了工农群众的利益与要求，所以苏维埃政府一成立，马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竭诚拥护。在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当大会举行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就职典礼，宣布政纲的时候，群众同声称庆。“尤其是宣布至废除债务焚毁债务契约一条，全场群众自动的鼓掌，狂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安工农兵苏维埃万岁，”[32]
第二，苏维埃政权初步实现了工农兵的真正民主，建立了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民主集中制度，使工农兵群众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政治和民主权利。同时，这个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对地主、资产阶级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民主政体规定，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33]。政府下设的各个委员会，便是政府的职能机构。其负责人均由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担任，这就保证了政府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与实施。
这个政府站在工农群众利益的立场上，保证一切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为生的“工人、农兵、士兵及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此外，这个政府还规定，“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但对剥削工农利益和危害本政府地位的反革命派剥夺此种自由”[34]。为了根本上铲除封建统治的基础和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苏维埃政府对地主豪绅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严厉制裁，在苏维埃统治范围解除一切反动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肃清反革命派以保护工农阶级。如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凡反革命政府的官吏，压迫工农、平民的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工贼、农贼和其他一切反革命派，工农兵政府应该严厉地惩办他们。”这些严厉的法规，虽然不很完善，打击也失之过宽。但在当时，对于确立民众主人翁意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保证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方针政策的贯彻。苏维埃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在中共领导之下运行。事实上，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万安暴动的领导机关就是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下的遂川县行动委员会。当时举行暴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暴动胜利之后，苏维埃政府7名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也由中共万安县委提出，由群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永定溪南区各乡和区苏维埃政府，也都是在中共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领导下，根据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成立起来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则是在井冈山前委书记毛泽东和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
苏维埃政府的机构，也主要由中共党员组成。为了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切实贯彻，在政府机关里还设有党的组织。例如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全体职员，全部是共产党员，“在苏维埃中，曾组织党的特支。苏维埃的一切工作，均由党决定和指示，故苏维埃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机械的执行机关”[35]。这种党政关系，固然有可能产生党包办政府事务的弊端，但是在苏维埃政府初创时期，政府的成员政治素质不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尚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还是必要的。
第四，苏维埃政权初步发挥了治理社会，行施政令，发展经济和保障人民生活的职能。作为一个政权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与运转，首要的问题是拥有一支忠实于这个政权的武装队伍。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都是依靠工农革命武装的力量，所以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马上成立军事委员会，行使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例如万安县的工农革命军、赤卫军约1万余人，“均受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在军事行动时，临时组织前敌总指挥部”[36]。永定暴动以后，中共闽西特委也建立了由张鼎丞为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溪南区苏维埃领导下，也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这些工农武装，虽然装备简陋，缺乏训练，但对于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保卫红色政权，发展革命势力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在有条件的地方立刻实施土地革命。在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成立后，在全区各乡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近2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因为不是耕种时期，加以急于应付敌人的军事进攻，所以未及进行，但债务契约，大半已经焚毁，民众对此十分拥护。
初创时期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十分重视自身政纲的实施。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除了在大会上发布政纲之外，在短短十几天中先后颁发了没收地主土地通令、废除债务条例、惩办反革命条例、通缉豪绅反动派通令、全县戒严令，甚至还下达了苏维埃的教育计划，充分体现了新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另外，苏维埃还决定组织临时消费合作社，以保障苏区群众的生活。
初创时期苏维埃政权的上述特征，是与这个政府的性质密切相关的。虽然由于主客条件的不成熟，这几个政权组织存在的时间很短，以致其功能不能得以发挥。但是那些基本的特征，都已鲜明地显示出来，对于不久以后中央苏区各级政权的建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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