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探索

社会学研究“现在”（present），历史学研究“过去”（past）？

即使反对历史学与社会学间“聋子式对话”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不免对上述说法持有肯定态度。他在《历史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一书中，赞赏了韦伯（Max Weber）等欧陆古典社会学学者的历史与理论兼备取向，进一步从历史学学科立场提出自己的主张：

如果历史学不与理论相结合，那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伯克，2010：19）

伯克微妙地从历史学和社会学作为历史与理论的传统对立（见本书第四章），跳到过去与现在的对立。历史学成了过去学（pastology），社会学成为现在学（presentology）。

这种对立的观点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学者眼中更为明显。英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1991）早有此见。他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区分在于：前者可以生成证据（如调查法），而后者只能发现证据（如遗迹），因而历史学只能研究过去，而社会学虽然研究过去，但也研究现在（Goldthorpe，1991）。

尤其是在“宏大历史社会学”（grand historical sociology）兴起之际，戈德索普更是提醒同仁不能把两个学科视为同一体，因为二者的证据观不同（Goldthorpe，1991）。宏大历史社会学，如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通过比较历史上的诸种社会以探求发展模式，以致停留在二手研究（来自于历史学家或历史人物的遗迹整理），放弃了社会学的独特优势——基于“现在”社会而“生成”一手证据，如调查研究。

从社会学史的角度来看，戈德索普的观点确有道理。伯克（2010：12）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使得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转向关注当代社会；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987）有类似观点，直指社会学家已向“立即的现在”（immediate present）退却。

相较于戈德索普，学术生涯一直跨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并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休厄尔（William H.Sewell Jr.）又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在《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前言》里，休厄尔（Sewell，2005a：ix）这样写道：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尤为坚持以下观点：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社会形式都具有历史性这个说法，是具有基础意义的。我认为，理解社会时间性（social temporality）对于研究“现在”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相较于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是同样重要的（双引号为原文所加）。(www.xing528.com)

休厄尔也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主流差异，在于过去与现在之别。对这种主流观点看法的质疑，在1996年出版的名篇《三种时间性：迈向事件性社会学》（“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表露的最直接。他质疑模仿实证主义主流的历史社会学：

这个类型的历史社会学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理论或认识论的威胁。它只是过去的社会学，采取了接近于“现在社会学”的可行之法。……如果历史社会学只是关于过去的世界，那也有价值，因为它增多了可用的数据量。很多社会过程需要一些重要时段才能研究出来。如果我们只研究现在的这些社会过程，那么我们不仅面临研究不完备序列的风格，而且严重限制了案例数据。但是，历史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吗？难道让社会学变得历史些，不是意味着引进了被常规的社会学思考中所遗忘的时间性观念吗？（Sewell，1996a：246）

休厄尔先是肯定了戈德索普的观点，从社会过程变迁角度理解历史社会学的意义——从现在向过去拓展，用类似于实证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把过去如现在一样探究明白，但是他又想走得更远：用时间性打破主流的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学。

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因为时间性的洞察是来自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Sewell，2014）。因此，休厄尔在《历史的逻辑》的第一章《理论、历史与社会科学》（“Theory，History，and Social Science”）中，进一步提出了问题：社会学知道什么、能向历史学学什么？历史学知道什么、能向社会学学什么？

他的看法是：历史学长于社会时间性的理解，短于结构思考，而社会学长于结构理论但是其结构观缺乏时间性（Sewell，2005b：14）。所谓的社会时间性，是理解因果异质性（此一时期和另一时期的社会因果性不同是怎样的情况？）、事件性（事件如何能够“历史进程”？在给定的变迁历程中，什么是偶然和必然？）、复杂性（历史进程如何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和决定性（如前一时间的发生便如其所是）（Sewell，2005b： 11）。所谓的结构思考是关于“社会中相对少数的、持续的、确定的、有因果影响特征的东西”（Sewell，2005b： 14），如人口分布、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主流的学界看法：社会学作为现在学、历史学作为过去学。休厄尔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休厄尔式的激进想法，历史学带来时间性，社会学带来结构。我将这两对区分视为理解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线索，以及进一步理解历史社会学的要旨。

为了探究这一要旨，本章要选取与第四章不同的取向。回顾第四章来看，我将社会学／历史学区分视为学科区分，进一步理解“为现在／过去”“数据／理论”两对区分。由此，按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跨学科实践，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作为社会学家，因为即使研究过去档案而产出的作品，也一样可以产生理论而不只是作为数据。

但是，本章对于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提供了新的疑难，因为我撇去了“数据／理论”（或者伯克所说的“历史／理论”），加入了另一对区分：结构／时间性（见表8.1）。在新的区分中，不再涉及学科观这样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而是直指理论旨趣。因此，如果说第四章中的“社会学／历史学”更适宜称为“社会学学科／历史学学科”，那么这里则更宜被替代为“社会／历史”这对区分。

表8.1　本书第四章与第八章的主题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