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效应-分析与应用

均质化既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大表现，又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社会的这种进步和特征，根源于技术的进步带来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基础设施的极大便利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费用间性的有效解决，具体表现为费用曲率平化、市场和合度的极度拓展。毋庸讳言，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然法则并非全然吻合，有时甚至还有冲突。其间存在一种“度”的界限，只要人类对环境的改变不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载量，通过制度规制和约束，将环境域态的局部和整体的生态功能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之上，人类与自然环境还是可以实现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的。

正因如此，历史上，从原始农业尤其是定居农业开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构建起了更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生态理性环境。生态理性环境整体上含有复杂的基础要素结构和展开时的丰富维度，可谓一个内在机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集合体。它包括土地的垦殖，家居、社区和有关基础设施的建造，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手工和制造业，之后还发展出了资源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活动等。所有这些行为活动，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法则——总的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效应——起作用，使环境的功能越来越趋于均质化，人的行为速率、活动效率得以大幅度提升，资源的福利转化能力得以不断发展和进步。生产活动成本费用水平从较高向较低转变，并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最终的结果就是产出大于投入，投入产出率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使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

其中的意义理性表现为：在资源禀赋足够充分的条件下，基础设施的耐久性所带来的时间效率——节约出来的时间远大于耗费的时间——使人类的发展得以不断扩张，并呈现出一定的加速度的基本历史态势。对此，我们可以统称为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效应。

这一法则具有公理性意义，故而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演绎和推论：如果产品和服务由于费用率太高而缺乏市场和合度，亦即费用性闭合，对应的解决措施就是通过内在机制改进，降低费用曲率。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和合度会由此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

进而言之，交换和社会分工成为可能，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人与物存在这种费用关系或费用间性的和合效应。其法则意义在于，它的基本趋势是不可逆的，一旦走向逆转，势必受到“物得其善而和，因其和而生，失其和则弊”的规制，整体的社会生态就会走向衰败和萎缩。需要注意，由于环境与资源禀赋的非均质差异，不同地区还会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差异。

在人类与环境交往互动过程中，由于客观世界的非均质性，费用曲率平化可谓社会历史发展性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就是技术进步、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等。这是知识和思想的形而上与行动和实践的形而下的有机统一，并由此生成人的行为速率与活动效率的几何效应。

几何效应与和合效应常常有比较大的重叠，有时甚至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但相比之下，几何效应比较注重于解释效应得以产生的多元内在结构和机制。例如建造一座桥，首先要考虑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建造一座什么样的桥，然后考虑是否有适合的建筑材料，需要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技术以及是否有相应的建造技术等。只有各种要素都能够达到高度的和合度，建成桥后才能具有比较理想的满意度。也就是说，桥面的均质性、实用性、便利性以及桥的美感等所生成的满意度，是由诸多的内在与外在要素的和合度有机混成而来，是诸多要素相互支撑下产生的几何效果。简言之，几何效应侧重强调和合效应的样态以及由此而来的综合效果，是人类的创造性遵循“和”综合性尺度的集中表达和体现，就如青铜器所展现出来的色泽、亮度、器形，是多种合金的合理匹配、熔铸以及结合相应的技艺等产生的综合结果。

这还说明，创造性美学的实践和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技术手段、人文素养和意义性的综合思考与相互作用是难以达成的。相应地，与简单的线性思维和逻辑产生的连续统相比，但凡能够产生几何效应的内在结构与机制，都可以称为跃式统。鉴于概念过于抽象，本书尽量不使用“几何效应”和“跃式统”，但其意义性内涵或意义理性值得重视，跟心泉效应一样，都有其现实的可验证性和可实践性，可视为和合效应的一种分型或分层。《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未尝没有这样的意味和寓意。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一种宝贵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就有这样的记述：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事物内在性的外在显示），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从国家的特质——“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3]——来看，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前已经立国，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武力，还要有诸多邦国都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等，使之走向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所有这些，从实质性的内涵来看，共同的内核其实就是“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这其实就是“道”的重要内涵，亦如老子所言：“夫唯道，善贷且成。”

中国古代有“黄老之术”一词，其含义除了医术和养生术，无疑还包括“为无为”（治国理政时需要做的，其实就是现实有需要但没有人愿意或乐于做的事。其中显然还有组织和动员能力的问题）。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实际上就是对“道”的形而下的实践。由此而言，制度安排可以总称为供人们共同遵循的“道”。所以，“道”的内涵和外延既丰富又多维，“费用曲率平化与均质化”亦复如此。(https://www.xing528.com)

之后，虞夏之际，大禹治水，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造和土地垦殖，把早期处于近水台地因而易受水患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向内陆地区，开创了历时一千多年，贯穿夏、商、周三代的井田生产方式和文明[4]，为氏族社会的集体生产方式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5]司马迁则有这样的记述：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6]

对于大禹的这一作为，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7]夏商之际，商朝缔造者商汤于此也大有作为，《诗经·商颂·殷武》有这样的记载：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僣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伯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有周一代，更是建造了直通东方诸邦国的“直道”，所以《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8]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牛耕和施肥技术的应用，各邦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谓如火如荼，著名的郑国渠、都江堰等就是其中的大手笔。所以，纵观中华文明史，基础设施的持续建造和完善，可谓一部光辉灿烂的史诗。

在现代技术环境下，基础设施显然有了许多新的内涵和需求。通过各种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显现出凤凰换羽、跃然不凡的新气象，现代社会成为四通八达的网络化社会。随着人流、物流的费用曲率平化，非均质的世界显现出均质化的巨大几何效应，并随之进入历史的新纪元。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无疑会使我们更加理智、更有判断力。孟子曰：“得道多助。”今天我们还可以说：道是当今世界上最坚挺的硬通货，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坚挺的硬通货；道将引领人类走向更加恢宏壮阔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引导现代社会走向更高的善的维度，走向与天下共其和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