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概念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1961年合作发表的《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和1964年合著出版的《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都详细论述过经济增长这个概念。[1]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内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它的衡量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收入（NI）等绝对量指标、相对量指标（人均指标）和增长率指标等。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标志。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生产率水平。用现价计算的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用不变价计算的GDP可以用来计算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现代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两种方式。如果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两种方式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二者有时还互相交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2]。这种转变是渐进的过程，是全局性的，但也不排斥某些地区、城市、企业在受其所处环境、市场条件、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就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否有利于持续、协调的经济增长；第二，是否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第三，是否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即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改善和使环境得到保护等。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创新、变化过程。[3]经济发展不仅指一般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增长），而且指一国或地区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投入结构、分配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升级、资源配置的优化、生态平衡的保持、环境污染的治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水平的提升。[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相比较，经济发展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要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否在环境承载力之内，经济增长是否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效益与共享等要素，经济快速增长是否是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增长，是否带来投入结构的变化，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改善了人们的教育状况……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所在。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除了以上区别，还有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和必要物质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和劳务生产增加了，不管这种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我们都可以说这是经济的增长，但不一定能说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为何经济增长了还不能说成经济发展了？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只增长不发展”的情况。例如，20世纪60年代，利比亚曾经历了人均收入的大幅度上升，但是，这种上升是由外国公司推动促成的，这些公司生产单一的石油产品销往美国或西欧，利比亚政府因出售石油获得了大量收入，但利比亚人民却与这种收入的产生没有关系，因此，石油带来的经济增长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5]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性。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进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提法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为了赶超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1928年苏联在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一直保持着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增长速度。但后来逐渐发现，尽管本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苏联经济学家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识到本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而西方国家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学家便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随后，便有了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命题。[6]
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质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和谐是载体，人的发展是目标。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能不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在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能的状况。2004年年底，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广东时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www.xing528.com)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内涵
经济发展方式是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通过采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运行质量全面提高等手段，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7]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强调经济增长，还要求实现生产技术的创新、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是一个包含发展经济的目标、动力、路径等要素的系统工程。
第一，这种转变是向发展目标的多元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比经济增长方式更为丰富，用它来考察经济运行情况更加合理，因为它除了包括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程度、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个人发展等社会方面指标。即使是考察经济指标，也不再是唯GDP论，而是综合考量包括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公平分配、减少失业的程度、消灭贫困的程度、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程度等。
第二，这种转变是向好向快、好字当头、好快并举的转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产品和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改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还算不上是经济强国。尽管我国生产的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大多数是贴牌产品和代工产品，自主品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品所占比重仅仅略高于10%。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大部分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而国外一些知名品牌通常是通过品牌溢价获得高额利润的。因此，我国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打造中国品牌，才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8]此外，我国乡村企业还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不协调的问题。要想实现又快又好、好快并举的转变，就应当以提高科技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管理机制为重要抓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坚持资源保障战略和保护环境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三，这种转变是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突出的是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承认知识和创造性劳动对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其次要明确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这种转变是向统筹兼顾的转变。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面对的国际局面也十分复杂，因此，思考和解决问题决不可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统筹兼顾，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到总揽全局，规划前瞻，重点突出，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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