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离广州不远的一个乡村下层士大夫家庭。童年时代，他从家里尤其是他的祖父那里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悉心的照顾。在他很小的时候，梁便表现出思想早熟，10岁时获得神童的美称[1]。
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有前途的孩子自然要与参加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1889年，梁16岁，乡试中举，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后考官将其堂妹嫁与梁[2]。但这是他通过的最后一次考试。此后考试制度成了他通向未来功名之路的障碍。
除为考试学习外，梁在早年便被传授了传统的儒家学术知识。他为汉学吸引，并于1887年进入广州学海堂，它是汉学的堡垒和晚清糅合汉学和宋学的综合运动的中心。在学海堂的三年里，梁是一位专心和优秀的学生[3]。
假如不是命运的干预，他本该可以成为一名经验主义研究大师。1890年春，北京会试失败后，梁在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中文书籍，这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4]。同年秋，通过学海堂的同班同学陈通甫的介绍，梁终于认识了康有为。正如梁后来回忆的，他与康第一次长时间的会晤对他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顿悟。康的谈话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示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新的思想天地[5]。
梁很快中止他在学海堂的学习，从此自认是康的学生。鉴于梁已是举人，而康只是一个秀才，这在学衔差别和师徒关系意味着重大的地位区别的传统中国，确乎是一件惊世之举[6]。梁与康见面一年后，康在梁和陈通甫的请求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名为万木草堂的私立学校。梁在康的私立学校里断断续续学了四年[7]。正如他后来回忆的，这几年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8]。
康的讲课很快激发了梁的政治意识。他开始为正在加深的民族危机担忧，并且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讨论了政治行动的可能性[9]。1895年康北上发动改革运动时，梁离开广州，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参加这一运动。同年春，当中日战争以中国与日本缔结耻辱的《马关条约》告终时，梁北上北京参加会试[10]。中国败在长期以来被中国人蔑视的日本人手里，这自然激起聚集在北京参加考试的文人学士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康梁意识到这次机会对于他们改革事业的重要性，劝说1300名举人联名抗议《马关条约》中有关丧权辱国的条款，呼吁变法。作为190名广东举人的代表，梁向朝廷陈述了当前的形势，这便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后来不无夸张地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群众运动[11]。
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梁加快改良运动的步伐，当时改良运动比1888年康最初单独发动的改良运动有了一个更广阔的范围。那时，康的改良活动不出上书和在朝廷高级官员中进行游说这一范围。在继续提倡自上而下改革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康梁在策略上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们试图向朝廷上书，同时还努力争取赢得一般士绅的支持，“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12]。他们计划从两方面实现这一目标：在士绅中组织学会和出版杂志宣传他们的目标。学会建立在地方性和知识性两个基础之上。学会首先在北京和上海建立起来，后来在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地区和每个城镇建立分会。同时，为了传播各种新的知识，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学会向士绅进行新的知识教育，并通过期刊促进交流、增进共识，为学会提供教育和联合作用。在这两方面，梁都是康的主要助手[13]。
组织学会活动的第一个结果是，1895年夏，康梁和另几位具有改良思想的士绅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后来由康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分会。梁担任北京强学会的书记员和《中外公报》（应为《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因与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万国公报》同名而遭诘问，遂自四十六期起，改名为《中外纪闻》。——译注）的编辑。《中外纪闻》由强学会资助创办，这份所谓的日报每期只不过有几篇由梁和他的朋友麦孟华撰写的有关时事方面的文章，不久便在北京的士绅官员中广为流传，最多时发行三千份左右[14]。但它不久就卷入北京朝廷的派系之争，招致清政府的敌视和干预。因此，强学会成立后仅几个月即告结束，迫使改良派放弃建立相似的全国性学会网的打算。但对梁个人来说，这段经历特别有成果，因为它使梁第一次品尝到新闻工作的滋味，为他阅读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译著提供了机会[15]。
除帮助康在士绅官员中组织学会外，1895年夏，梁还同时负责《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本书是1826年由贺长龄编辑初版的一个续编。在这个新编中，梁意欲发表一些由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所写的关于时事的论文。但这个计划没有能马上实现。两年后，当《皇朝经世文新编》最后完成的时候，由麦孟华主持编辑工作[16]。在主持新编过程中，梁本人显然对晚清的主要思潮——儒家经世传统寄予了希望。他知道目前有关改革的思想已超出19世纪初贺长龄和魏源提倡的行政上的改革。但正如他解释的，他继续使用“经世”这一传统术语，是因为他在儒家有关经世思想中找到了将新思想引进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理由[17]。
在建立学会方面所遭到的失败自然导致康梁极力通过出版另一份杂志来贯彻改革运动。当强学会分会在上海被关闭时，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士大夫和官员，如黄遵宪和汪康年，建议利用剩余的资金和部分通过个人资助得来的钱创办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在1896年春开始筹办。在黄的建议下，梁被邀为刊物的编辑。黄推荐梁，主要是鉴于他在《中外纪闻》中的表现。这便是著名的《时务报》的开始[18]。两年中，梁首先在《时务报》、后又在《知新报》中接连不断地提出他对改革事业的看法。《知新报》是1897年2月由康梁和他们的一些同伴在澳门创办的。梁那些令人激动的文章使《时务报》很快获得成功，梁的名字不久便和康一样为广大读者所熟悉[19]。
不过，在讨论梁在1896—1897年期间的活动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1895年他离开康在广州开办的学校之后所受的一些思想影响。直到这时，梁的思想几乎完全受康的支配，他的社会交际大部分也局限在康的圈子里。1895年，当梁离开广州，北上协助康的改革运动时，他在思想方面的接触自然拓宽。他在北京或长江流域结识的那些新朋友，似乎都对西学、今噜文经学和佛教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感兴趣，其中严复和谭嗣同尤为突出，他们两人对梁的思想的影响最有意义。
严复并不是梁的一位密友，因而他们的交往主要是思想上的。严复因为他的西学知识在开明的士大夫中已享有盛名，梁一定看过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改良主义文章[20]。但直到1896年梁赴上海主编《时务报》为止，他与严没有任何私交。严当时刚好完成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翻译，梁在此书出版前已阅读了译著和严的批语[21]。因此，早在1896年，梁就已接触了后来在他个人思想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界，严复代表了激进的立场。与康梁一样，他抨击崇尚八股文和考据的风气，他还进一步将儒家现有的流派统统斥为智力的浪费。他只在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中寻找医治中国各种疾病的药方[22]。
对这一时期的严复来说，西学主要是指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揭示的，他特别注意社会达尔文的动的宇宙观和通向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进化的历史观。正如西方人设想的，宇宙是一个用之不竭的力量宝藏，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能和力的不变，因此在宇宙每一地方人们都可观察到从同种到异种这样一个不断的进化过程。力的守恒和无情的进化过程不仅是在一般宇宙中发挥作用的规律，而且也是在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规律。因此，在严看来，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在于崇尚动的理想和进化的理想[23]。
对这两种理想的强调，说明了为何西方重视竞争价值观的原因。鉴于世界有限的资源和过多的生命，人类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且也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正是生存竞争导致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从而导致在人类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各种能力”[24]。
严复对西方动和竞争的价值观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关键。同样，他由此相信在中国传统里缺乏这些有生气的价值观是中国衰弱的原因。因为过去的圣人对培育人民的各种能力毫无所为，历朝统治者都极尽能事地压制它们[25]。严复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批判者，这毫不奇怪。
正如严看到的，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最好办法是提高中国人民的各种能力。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国民族的强大有赖于每个人各种能力的发展。但严的观点显然受了19世纪英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智力、体力和道德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这方面，严十分欣赏西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集体能力在他看来似乎是一个集合体的基本要素，因而两者被认为是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26]。
如果说梁与严的友谊主要是思想上的，那么他与谭嗣同的关系则是亲密的，既基于相同的思想兴趣，也基于相同的政治观点。谭为高官之子，从青年时代开始，便不仅受了西学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受了像墨子、张载、王夫之、黄宗羲这样一些传统思想家的影响[27]。康有为在强学会的改革活动吸引了谭的注意。谭在1895年夏北上北京，想拜见康有为。由于康那时已返回广东，谭转而与梁见了面，两人很快成为朋友。谭从梁那里了解到康的经世思想和今文经教义，不久便开始称自己为康的弟子，尽管他还没有与康见过面。梁还引导他研究佛学，当梁去上海主编《时务报》时，谭也转到南京，留在那里随著名的佛教学者杨文会学习[28]。正是在这时，谭开始撰写颇具轰动性的著作《仁学》。在写作过程中，谭不时地与梁见面，与他讨论某些观点[29]。因此，虽然《仁学》在谭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早已相当熟悉。梁后来认为，和《长兴学记》一样，《仁学》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30]。
虽然谭的思想是一综合的体系，吸收了儒家思想、墨学、佛教、基督教和西方的科学，但他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儒家的“仁”的思想，“仁”是儒学中居主导地位的道德理想。但在新儒学那里，“仁”还具有强烈的宇宙论的含义。除含有由自然的亲情产生的同情和爱的道德情感外，“仁”还表示一种宇宙法则，或为一种力。这种力不仅具有生成的能力，而且还能把整个宇宙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以新儒家这一“仁”的观点为基础，谭写出了他的著作。
梁曾认为谭的“仁”的思想是对康的基本学说的一个详尽描述[31]，他们两人的思想都以“仁”的思想为核心，但谭对“仁”的理想的阐释远比康激进。康对儒家的道德规则的态度至少是有条件地接受，这在康阐释“仁”的理想时对伦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矛盾的观点中得到很好的说明。19世纪90年代，康的最终目标是认同天下大同的理想。但这一最高理想的起点，仍然是儒家“孝”的价值观。换言之，在最终实现“仁”的普遍性过程中必须包含特殊性这一必要成份。谭的道德人生观涉及到对儒家道德准则的核心——“三纲”理论中包含的君臣、父子和夫妻这三种神圣的关系所作的彻底的批驳。儒家这种忠于一人的理论受到驳斥。他赞成对“仁”的理想作彻底的普遍性的阐释。不管如何引申，这种激进的阐释在儒家范围内几乎不能认为是正当的[32]。
尽管谭对儒家道德准则的态度与康有重大区别，但决不能忽视他们两人在劳维乔（Lovejoy）所称的形而上学方面的相似点。在康思想中多少可见的形而上学方面的两个内容——一元论和力本论看来已渗透到谭的“仁”的道德思想中。一元论的性质在“通”这一概念中得到最清楚的反映，谭力图用“通”这一重要概念暗示“仁”的宇宙论功能。尽管含义模糊，有时谭运用深奥的语言，但“通”的概念总是暗示将万物结合起来的趋向，或具有整合万物的能力，它不允许任何的对立和分裂，或任何形式的区别。
由于“仁”的这一重要功能，所有彼此相脱离和相冲突的事物都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结合为一个整体。没有再比这一事实更能清楚地表明这种一元论的性质，即谭一再地把“仁”和“通”等同于有机的“整体”[33]。除了暗示“整体”这一不可抗拒的宇宙趋势外，“仁”对谭来说还包含一种驱动和生成的宇宙力或趋势。当这种生成力发挥作用时，“万物昌盛、生长、成熟”，并且主要是因为“仁”的力量，整个世界处在一个普遍的、不断的变化、生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谭称为“日新”[34]。
这种连续不断的生长的思想不是谭思想中固有的，它反映了深深植根在儒家和新儒家宇宙论中的某些思想。但在谭的思想中，这些思想被混合成为对在传统中国思想里很少出现的“动”和“新”的一个赞美。可以认为谭是从他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中产生了对力本论的强烈爱好[35]。不管它的根源是什么，重要的是谭把西方看成是能的重要来源，并将西方在近代世界的主宰地位归因于这种力的存在[36]。
谭氏道德思想中突出的一元论和力本论显然代表了对中国传统准则的精神反叛。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准则被各种“差别相”困扰。这些“差别相”在各种道德和制度的分裂中和在各种使中国社会瘫痪的障碍物中得到表现。用现代的话来说，谭憎恶的是传统中国道德上的忠于一人的理论，这使传统中国表现为一个停滞不前和四分五裂的社会。谭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去掉这些累赘的区别相，如何给社会注入生命和活力，如何使社会团结和谐。谭嗣同在他对“仁”激进的阐释中找到了这样的药方[37]。
除了谭、严复和其他一些多少具有相同兴趣的人的影响外，梁还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在19世纪末的中国士绅中的影响愈来愈大。当梁1895年前在广州从康学习的时候，他一定从康那里了解到有关基督教的某些情况。多年来，康对基督教传教士的译著和其他一些活动已有持久的兴趣[38]。1895年当梁来回于广东和北京之间时，广学会的教会出版物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广学会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享有盛名[39]。虽然1895年梁在为北京强学会工作时，他与基督教传教士是否有个人的联系还不得而知，但在北京他认识了李提摩太和李佳白[40]。对于梁与李佳白的关系，除了知道他们在强学会经常见面外，其他一无所知[41]。至于李提摩太，众所周知，梁在1895年做过他几个月的秘书，虽然因为某种原因，梁从不详细地论及他与李提摩太的关系，但在这几个月里他们肯定经常见面[42]。显然，梁十分看重李提摩太，因为在1896—1897年发表的著名的文章《变法通议》中他称赞李提摩太对有关国事的评论和建议，并肯定李提摩太的一些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43]。
梁对那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首领林乐知的态度就不太乐观。他与林乐知看来没有任何私人接触。虽然林乐知有关中国的一些评论引起过梁的注意，并且梁实际上把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推荐为对时事感兴趣的人的必读刊物，但对林乐知的《中东纪事本末》不予信任，认为这本书没有价值[44]。
除这三位人物外，梁与其他传教士是否还有私人联系尚不清楚。但看来梁从传教士的出版物中吸收了不少有关西方的知识，因为在他1896年汇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包括了许多传教士的出版物[45]。
因此，到1896年梁去上海主编《时务报》时，康虽然仍是他最主要的良师，但他已受到了其他一些思想的影响。
【注释】
[1]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简称《初稿》），第1册，第2—9页。
[2] 同上书，第10—13页。
[3] 同上书，第11—14页。
[4] 同上书，第15页。
[5] 丁文江：《初稿》，第1册，第15页。也见《合集》第4册，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6]1890年当梁成为康的学生时，梁已是一位举人，而康仍是一个秀才。康成为举人是在1893年。但在1895年康获得进士学衔，而梁却从没有获得这一学衔。见赵丰田：《康长泰先生年谱》，《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第187—191页。
[7] 《初稿》，第1册，第16页。
[8] 同上书，第16—17页。也见《新中国未来记》，《合集》第19册，专集之八十九，第15页。
[9] 《初稿》，第1册，第21—23页。(www.xing528.com)
[10] 赵丰田：《康长泰先生年谱》，第186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合集》第1册，专集之一，第1页。
[11] 《初稿》，第1册，第24页。
[12] 《论湖南应办之事》，《合集》第2册，文集之三，第41—48页。
[13]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5页。
[14] 《初稿》，第1册，第25—26页；又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8—229页。
[15] 《初稿》，第1册，第26页。
[16] 《经世文新编序》，《合集》第2册，文集之二，第46—48页。
[17] 《初稿》，第1册，第28页。
[18] 《经世文新编序》，《合集》第2册，文集之二，第31—32册。汤志钧：《戊戌变法论丛》，第231页。
[19]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9、241册。又见徐致靖：《保荐人才折》，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一，第1页。
[20]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1936年），第28页。
[21] 《初稿》，第1册，第33页。《与严幼陵先生书》，《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10页。
[22] 严复说：“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64册。以下对严复思想的探讨主要根据本杰明·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2—112页。
[23] 本杰明·史华兹：《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倾向》，第52—56页。
[24] 同上书，第46、55、59页。
[25] 同上书，第56、64—65、70—71页。
[26] 同上书，第59—61、73—75页。
[27] 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上海，1957年），第28、54、57页。
[28] 同上书，第71—72、76页。
[29] 同上书，第78—79页。
[30]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北京，1954年），第521—526页。又见《新中国未来论》，第15页。
[31] 梁启超：《仁学序》，《合集》第2册，文集之三，第32页。
[32]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9页。亦见仓文志：《康有为和儒家仁的理论》，载罗荣邦（音译）编：《康有为》，第355—371页。
[33]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6—7、11页。
[34] 同上书，第38—39页。
[35] 熊十力：《读经示要》（台北，1960年），第2册，第133—136页。
[36] 谭嗣同：《仁学》，《谭浏阳全集》（台北，1962年），卷一，第24页。
[37] 谭将传统的中国道德标准的核心“三纲五常”看作是一张严密的网。因此他的著名口号是“冲决网罗”。梁启超：《仁学序》，第53—59页。
[38] 赵丰田：《康长泰先生年谱》，第181—184页。
[39] 苏特尔：《李提摩太在中国》（伦敦，1924年），第183页。
[40] 梁启超：《记尚贤堂》，《合集》第2册，文集之三，第31—32页。
[41] 苏特尔：《李提摩太在中国》，第183页；《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四五十年》（纽约，1916年），第218页。
[42] 同上。
[43] 梁启超：《变法通议》，《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6、12页。亦见梁《西学书目表》，《质学丛书初集》第9册，卷三，第3册；《读西学书法》，《质学丛书初集》第10册，卷一，第4页；卷二，第2、3、6页；卷三，第1—3页。
[44]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质学丛书初集》，第9册，卷一，第1—7册；卷二，第1—9页；卷三，第1—3页。
[45] 陈启云（音译）：《梁启超的“教会教育”：有关传教士对改良派影响的个案研究》，《中国论丛》，1962年12月，第16期，第11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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