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乐论：音乐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实践

作为较早走出国门亲历欧洲音乐文化同时又因家学影响而身具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傅聪，出于东西两种文化的深层浸润，使其在审美心理结构上具有双重的气质与视角，在他对欧洲音乐的演绎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深层融合，创造性地发展了其他任何一个西方音乐家都所不能为的对肖邦钢琴曲的新诠释。正如其父傅雷在总结傅聪的成功的审美经验时说：“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然能为西方最严格的卫道士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56]这里，作为一个东方古国之子的傅聪之所以能够为西方音乐界所认同并取得较高的赞誉，是因为他在演奏以肖邦为代表的欧洲钢琴音乐时，并没有简单地依葫芦画瓢模仿因袭，而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美学传统，在西方音乐中融入了东方人的理解和心灵感受，运用中国人的心灵来理解肖邦，在音乐中赋予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细腻、敏感、富有诗性的艺术气质，甚至在肖邦的夜曲中还找到了与中国唐诗相通的意境（“诗意极浓，近于李白的味道”^[57]），而使得傅聪手下的西方音乐内涵更为丰富，也更有活力。正如国外的乐评家所说：“‘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画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正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58]

在这种跨民族的音乐诠释中，傅聪没有简单地照搬既有的西方的演绎模式，即从演奏技巧到感情方式都同西方音乐家无异，而使其成为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信息的双向交流确立新的民族审美心理坐标的成功尝试。所以，可以说，作为中国人的傅聪的审美心理中既非原有本民族心理图式的简单重复，又非拾人牙慧而成为西方审美观念的翻版，从而做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无独有偶，四十余年后的另一位中国人李云迪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一举夺冠，令世界乐坛为之震惊瞩目。似乎也可说明中国人在音乐审美心理方面其先天优秀的诗性气质与后天西方相融合成功的可行性。(https://www.xing528.com)

对于这种音乐审美心理中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的实践问题，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也曾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初，周先生在指导张建一备战国际声乐大赛的过程中发现，张建一在演唱普契尼的歌剧《绣花女》中鲁道夫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时，虽然在极力模仿欧洲名家的演唱表演风格，但却总是让人感到别扭。同样的情感表现方式，为什么欧洲人做，人们感到很自然，而中国人做则觉得别扭？周先生考虑到中国人与斯拉夫民族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剧中鲁道夫向咪咪热烈、直白的爱情表白对西方人来讲正合适，但如果中国人也去模仿，则显得生硬做作。于是，周先生便要求张建一改用相对含蓄的东方式的感情表达方式演唱该曲。周先生坦言，她当时也对此有悖西方、经典传统的艺术处理有所担心，不知这种加入了东方色彩的音乐表现能否被欧洲听众所接受？最终，这一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张建一所塑造的独具东方气质的鲁道夫音乐艺术形象，虽稍许内敛，但却具备了更加细腻的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和更为丰富的表演层次而得到了各国专家评委们的高度赞赏而一举夺魁。以上事例也无不说明了审美心理中的民族性是寓于世界性之中，而世界性中亦包含、涵盖了民族性，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