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中国传统乐论:共时性变异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乐论:共时性变异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极影响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良性的变异,是充满魄力的进取。处于停滞、凝固、僵化的音乐审美心理亟需新鲜信息的冲击与补充,这时,审美心理的变异也就在客观上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再次,民族审美心理中的这种所谓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变异亦不是各自分离独立地运动、作用的,因为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时候作为民族审美心理坐标系的两个方向的运动总是纵横交错在一起,互为条件地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产生作用。

中国传统乐论:共时性变异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极影响

从共时的横向层面来看,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既要保持本民族心理结构的独立性,又必然要和别的民族之间发生交流,吸收并融汇他民族的长处,总的特征表现为冲突与融合的对立统一。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发展史上,都是通过与他民族的横向交流、外来新信息的冲击、碰撞而使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得以激活和促进。所以有专家强调:“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以变为自己的一部分。主张绝对排斥西乐的先生们一定忘了他们今日所拥护的‘国乐’,在某一时期也是夷狄之音。”[8]

根据冯文慈先生的观点,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是发生在南北朝至唐代中期,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中国接受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新鲜的异文化的冲击下,并在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民族之间不断的横向交流、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结构得到较大的调整、扩展,使得唐代的音乐文化在诸多方面呈现出繁丽多姿、绚烂纷呈的新质,并在这种变异的作用之下极大地丰富了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从而呈现出与盛唐气象相一致的一种自由、活跃、开放的音乐审美心理的结构特征。由于这一次民族间音乐文化交流高潮的时代背景是唐代政治巩固、经济强盛、文化繁荣,是一个充满了民族自信的时期,所以在这一轮与外来文化交流、撞击中,中华民族没有被同化,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自信、“大而化之”的恢宏气度接纳外民族的音乐文化精华,包容、消化了他们并与其融合。从而在更加深广的幅度上丰富发展着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更多的新声、新质,极大地充实更新了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良性的变异,是充满魄力的进取。

而从清末民初学堂乐歌时期开始的第二次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高潮所处的社会背景却是大不相同,列强欺凌、国势衰弱、民心涣散、民族危在旦夕,无论是光辉灿烂、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是军事、经济实力都无法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这时需要的是救亡图存、新生自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对西学的热衷与追求形成社会风气。从清末的戊戌维新变法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如“长衫马褂变成了西式短装,辫子变成了短发,缠足变成了天足……文言八股变成白话,各种新的文艺形式如话剧电影油画开始输入移植。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深刻而急剧的变革”[9]

而从历史的缘由来看,在这一阶段之前中国音乐文化的产生基本上是处于长期封建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背景之下,无论是积淀深厚、蕴藏丰富的民歌、戏曲、说唱等传统音乐文化,还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创造并享用它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成员的音乐审美心理中,都表现为崇尚中和之美、悠哉安逸的审美趣味与偏向。中国古老传统的音乐和以往由于长期过于稳定而愈显单调、保守的音乐审美心理结构都一时难以适应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难以适应救亡图存、启迪民智这一时代呼声的表达。处于停滞、凝固、僵化的音乐审美心理亟需新鲜信息的冲击与补充,这时,审美心理的变异也就在客观上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启蒙的行列中涌现出的一批先驱通过东邻“拿来”源于西方的学堂乐歌,形成了这一次中外音乐交流高潮的开端。从变异产生的物质基础来看,学堂乐歌中所选用的曲调多昂扬向上,而可以与其填词中反对列强、揭露封建、赞美祖国等的奋发向上的主流内容相契合,能够表达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爱国主义的群体呼声。(www.xing528.com)

这一次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中国音乐文化向近代、现代化的转折,从第一次的中—西(西域)扩大为第二次的中—西(欧洲),但由于这一次高潮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使得这种交流实质上是一种被动与主动兼而有之、交织地进行,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主动吸收、融合的一面。在更多的意义上表现为“以客为主”的变异性,正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说:“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仍非我家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所谓共时性的心理变异其实也并非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的变异,“而是类似牛羊的‘反刍’,经过长期甚至是长达数百年的反复咀嚼消化,才逐渐将外来因素化为自己的血肉”[10]

并且,这种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变异还都是有条件、有选择的,通常一个民族在吸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时,往往就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对象并对其加以调整和改造。如在学堂乐歌中对用来填词的外国曲调的选择,沈心工等先驱正是从民族审美心理接受的角度来考虑,“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以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板,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若西洋曲之音节,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11]。这正表明了选编学堂乐歌的先驱考虑到欧洲音乐曲调中的风格表现力更接近中国民族音乐中的黄钟大吕之音的高尚音乐格调。只有这种契合才能使其更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而最终得到社会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再次,民族审美心理中的这种所谓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变异亦不是各自分离独立地运动、作用的,因为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时候作为民族审美心理坐标系的两个方向的运动总是纵横交错在一起,互为条件地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产生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