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探寻三纲与五常的关系

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主要表现为以“三纲”之名来伸张君主的权威。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春秋繁露·基义》）“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后来东汉章帝时召开白虎观会议，以钦定的形式颁布：“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义·三纲》）在“三纲”的思想中包含着上下的绝对尊卑和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之意。

先秦儒家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之说，至荀子则更重视“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荀子·天论》）的三大伦。在此三大伦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虽然有相对的尊卑之序，但也有相互间的道德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尊卑和服从关系。董仲舒提出“三纲”之说，应视为儒家思想对汉所继承的“秦制”即君主集权制度的一种适应。其有取于法家之说，即《韩非子·忠孝》篇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三纲”之说具有维护君主集权制度和宗法家庭伦理的作用，当然它与君主集权制度和宗法家庭伦理一样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三纲”之说首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而“五常”之说首见于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先秦儒家有“仁义礼智”的四德之说，至董仲舒则将四德发展为“五常”。这一发展是与“五行”说被纳入儒家的宇宙论相匹配的。

董仲舒说：“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此“五行”与“五官”相配的系统中列属了“五常”，即：“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董仲舒的这一配法是将木配仁，火配智，土配信，金配义，水配礼。这是“五行”与“五常”最初始的一种配法，其中的木配仁、金配义与后来的配法相一致，火配智、水配礼不见于后儒之说，而在土配信还是配智的问题上则一直存在着分歧[7]。

汉儒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最重要的理论建构就是从“阳尊阴卑”推出“三纲”，从“五行相生”推出“五常”。这是由董仲舒开创，而以后广泛流行的。董仲舒有“三纲五纪”之说（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其“五纪”指义不详。至《白虎通义》则有“三纲六纪”之说，其“六纪”是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将“三纲”与“五常”连称，首见于东汉经学家马融对《论语》的注释，即何晏《论语集解》在解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章时引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此后，皇侃的《论语义疏》、邢昺的《论语注疏》等都采马融之说，而朱熹的《论语集注》也同样引马融之说，并注云：“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朱熹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在朱熹的思想中，“三纲五常”已经不是从“阴阳五行”推出（但朱熹的《通书解》仍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之性也”），而是从“天理”推出，尽管有此不同，但由董仲舒所创发的“三纲五常”的内容并没有变。(https://www.xing528.com)

直到中国近代，张之洞在《劝学篇·明纲》中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其实，《白虎通》所引《礼纬》之说是出自董仲舒之后，而非董仲舒所本。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引用了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但他所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指“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而“损益”是指“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董仲舒并没有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三纲五常”，他也没有提出“所因，谓三纲五常也”。“三纲”与“五常”是出自董仲舒的理论建构，而马融之说又是董仲舒之后的一种发展。在董仲舒之前，“中国”和“圣人”当然都早已有之，因此，“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并不在于有“三纲五常”。张之洞的《明纲》，旨在反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所以他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为被抨击的对象。现在看来，对“纲常”应作分析。“三纲”与“五常”都是出自历史的建构，“三纲”已经不适应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发展，而“五常”仍具有道德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