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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评论:理学《四书》还是子学四书?》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那么,理学《四书》、子学四书有何关联?这两点,都是理学《四书》存在的前提,对皇权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四书”,实际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学《四书》。那么,理学《四书》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是什么?陈少明先生认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就是“四书”系统的完成者,标志自然是《四书章句集注》。

《通识教育评论:理学《四书》还是子学四书?》

这是开设《四书》通识课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实质是对于《四书》如何定位。定位不同,讲出来的东西面目也不一样。那么,理学《四书》(宋元明清)、子学四书(先秦时代)有何关联?还需从“四书”这一概念的剖析谈起。

学术史上的“四书”是一个特定称谓,专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典籍。这中间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四部书皆产生于先秦,原先分别单独流传,起初并不是作为一个经典系统存在,它们的并行与结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四书”的最终结集与定名,直到南宋朱熹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才告完成。其二,经过朱熹创造性的注释工作,四部书汇集到一起,便不再仅仅是一种物理性的“汇合”,而是以视四部书为一有机整体,认定四书之间有着规定的次序和关联为学术前提,四书之间产生了一种化学性的反应。这两点,都是理学《四书》存在的前提,对皇权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四书”,实际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理学《四书》。

那么,理学《四书》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是什么?这需要认识朱熹注释工作的意义与特点。陈少明先生认为: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就是“四书”系统的完成者,标志自然是《四书章句集注》。它是儒学史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转换的里程碑。分析朱熹的注经方式,实际就是研究朱熹的特殊论说——经典诠释与四书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论说方式之间的结构关系。它是理解“四书”系统学术形态的关键。……为了传道与传经的统一,朱熹“四书”系统的建立,基本工作就是通过文本诠释,协调不同文本及不同论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诠释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指出不同文本之间明确的字面与思想关联;第二,借助某些文本中的概念,在其他文本中发现一致的思想问题;第三,用文本外的概念,为不同文本建立深层的思想联接。[3]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还相对简单,第二、第三个层次,便可看出朱熹的这些诠释是独属于理学时代的了。比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多有对《论语》“心性观”的发掘,如释《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云: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这种解释,其实就是把它变成《孟子》或《中庸》‘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另一个版本。一个伦理观念,一经朱注点染,就成一种形而上的道体论。这段释文中‘理’字的出现,意味着仅从四书文本中寻找概念资源,对完成这个系统的建构,是不够的。”[4]至于第三个层次,朱熹“超越四书的文本限制,引入更高的统摄性的概念,作为整合的思想总纲,这就是理或天理的运用”[5],就更是理学时代的产物了。

所有这些,都不是“子学四书”的本来面目,解说时都有了注释者许多因素的添加。而理解子学四书与理学《四书》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于,各自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故而呈现出来的思想史意义也有区别。简单地说,子学四书产生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6]。在这种条件下,四书各自有其特殊意义:

《论语》顺春秋末年从听天命到尽人事的观念史趋势,在礼乐文明的秩序背景中,努力赋予日常行为以道德意义,其思想主调是伦理的。《孟子》则从多方面扩展这种思想内容:从日常感情中的道德含义,推断人性本身拥有道德的普遍根据,以论辩的方式提出性善论。然后一面引申道德的政治原则,一面描述通过修养进入崇高精神境界的体验。它从伦理学的基础论辩,进入宗教哲学的体验玄谈,是对日常伦理经验寻根问底的结果。《大学》的重点是道德价值从个人修养到社会生活扩展的途径,而《中庸》则继续追求超验的精神生活的内在体验。前者对人,后者向天。[7]

而理学《四书》则产生于儒学内部革新及应对佛道挑战的宋代,需要用一个新的经典系统和阐说方式完成这一任务。并且从子学四书到理学《四书》,经历了一个“把理性表达为性理”的漫长思想史历程。“宋儒宇宙论图景,在对抗佛道的立场上,构建从自然到人的秩序连续体,如《西铭》所展示的思想图景。程朱之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用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对之命名,并对它作显题化的工作。朱熹所津津乐道的‘理一分殊’,既是理学的本体论命题,也是它的方法论概括。”[8]

至于汉魏隋唐时期的“经学四书”,则是介乎子学四书和理学《四书》之间的一种形态,特点在于:四种书依然单立别行,《大学》《中庸》依然属于礼学系统,《孟子》依然作为子书。而不同时代的注疏之作,使四书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比如魏晋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王弼的《论语释疑》,都体现出浓重的“玄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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