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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胡克为《杜威全集》第九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写导言

时间:2023-10-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附录悉尼·胡克为《杜威全集》第九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写的导言[1]可能除“教育与职业”一章中某些部分以外,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现在仍是教育哲学和有关社会、政治、道德哲学各个领域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最突出和最有远见的贡献在教育心理学或学习心理学领域。有理由推测,要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写在极权主义兴起并向民主主义的信念挑战以后,杜威就会以较大篇幅讨论正当理由的问题。

悉尼·胡克为《杜威全集》第九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写导言

附录 悉尼·胡克为《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九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写的导言[1]

可能除“教育与职业”一章中某些部分以外,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现在仍是教育哲学和有关社会政治道德哲学各个领域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虽然本书是60年前写的,它却仍具有新鲜的时代气息。书中所讨论的观点和所采取的立场,在现代人深思熟虑地考察我们应该为什么目的办教育和为什么要办教育等问题时,对他所面临的许多主要问题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和贴切性。今天对教育感兴趣的许多明智的教育工作者或普通公民所最关心的一切基本问题,本书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所阐明。同时,本书对杜威整个哲学思想的若干晦涩难解的问题,以在他比较专门的著作中往往缺乏的刚健而简明的散文体裁帮助人们理解[2]。在任何领域中,在原来作为教科书出版的著作中,《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唯一的不仅达到了经典著作的地位,而且成为今天所有关心教育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几个名词的定义

每一个认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继续具有意义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他自己的兴趣。我们在提到杜威有关教育中的民主主义的概念时,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使我们深入到当代教育某些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在不同的群体中发生急烈的冲突,大家都自夸忠诚民主原则。这一点表明,尽管措词相同,但是表明了不同的民主概念。有时民主一词具有狭隘的政治意义;有时广义地理解为经验的开放性;有时是教育本身的同义语。

让我们从杜威的讨论中找出这些名词的含意。对杜威来说,虽然在通常谈话中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看作经验,如生或死,一次偶然跌倒,或一次意外打击,但是并不是一个人碰到的一切事情或任何事情都是经验。按照杜威的用法,经验指一种事件的模式,有机体审慎地或稍有意识地作用于某种东西,并承受或忍受行动的后果。教育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目前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使未来的经验更易理解,更有意义,或更可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对杜威来说经验和教育并不是同义语。有些人把生活看作学校,把任何经验或一切经验都看作学校的课程,可以说他们没有领会这种重要的区别,并且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有些经验也许并无教育意义,它们丧失应付、理解和可能控制未来经验必然涌流的力量。他们还无视这样的事实:一个人不仅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而且也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教育上的一些时髦运动都不顾或否认这种事实。教育在一切社会中进行,无论它是民主的社会或非民主的社会,因此,教育不能和民主的过程等同。

《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最突出和最有远见的贡献在教育心理学或学习心理学领域。杜威在研究有效的教育,特别是学校和课堂的教与学的条件、因素和活动时,在有关兴趣和训练、动机和努力、方法和教材以及若干有关的题目方面所发表的意见,从他在世的时候起,经受了进一步探究的考验。杜威在探索这些题目时,揭露了以往某些哲学的和心理学的假设对今天某些可叹的教育实践的深刻影响。这些教育实践大部分来自身心二元论。按照杜威的分析,身心二元论把“不断前进的经验的统一性”中功能的区别,转变为存在的划分。因此,心灵与身体分离,身体活动被看作对心灵怎样学习施加的异己影响;自我和它周围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分离;经验的对象对于体验对象的模式完全是外部的东西;所以,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材料分离。在教育或毋宁说是学校教育的许多弊端中,杜威认为因学习方法脱离学习内容而造成的弊端有:没有利用“经验的具体情境”;依靠恐惧和行贿两种诱因激发学习;没头没脑的运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和机械的成规。

迄今为止,不问一个人所持的社会哲学如何,都有可能接受和履行杜威有关如何为任何个人或集体改进教育的质量的言论。杜威有关教育心理学的见解可以用来教育一个专制君主,或柏拉图理想国的护卫者和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自问,为整个社会,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除非我们有一个可限定的良好社会的概念,我们将不能作出明白易懂的回答。杜威从任何社会群体存在和繁荣的地方所发现的特征,得出良好社会的标准。这些标准有两方面:社会内部共同的兴趣的程度,和发展共同的和个人的新的兴趣的自由。“共同的兴趣共有多少,有什么不同?和其他联合形式的相互影响是何等的充分和自由?”用这些问题作为道德标准,就容易确定民主社会对一切其他社会联合形式的优越性。

实际上,这样推导出民主社会的合法性是一种循环论证。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因为标准的选择本身预先假定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在一系列后来的著作,特别是《公众及其问题》、《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和《自由与文化》中,杜威又回到了民主主义的正当理由问题上。但是,这里的中心问题不是民主主义的正当理由,而是民主主义的概念——民主主义怎样被理解——和这个概念在教育上的一些推论。有理由推测,要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写在极权主义兴起并向民主主义的信念挑战以后,杜威就会以较大篇幅讨论正当理由的问题。在他写本书时,他至少可以假定全国在口头上是信奉民主理想的。所以,他主要谈民主理想的各种含义和推论。

道德上的平等

民主主义的教育观是否意味着所有学生的才能不论在智力或创造能力方面一律平等,而学校组织应该像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一样,由多数人来规定应该学什么,什么时候学和怎样学呢?还是意味着应该允许各个人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受别人阻碍,正如自然走它自由和仁慈的道路呢?

这些观点和类似的观点都歪曲了杜威的意义。杜威所讲的平等并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或理想目标的平等,而是人类道德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的价值,是无法比较,不能量化的。对杜威来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它的各种制度的组织表明对一切人平等相待,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发展,自由选择和周围社会结构中他们同胞的生活方式一致的生活方式。政治民主是这种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因为个人的成长受他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的影响:他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和全国性的经验方方面面的影响。民主社会中的和为民主社会而办的教育,必须为每个学生提供所需要的学校教育,以充分发展他的能力和兴趣,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并且学会和别人共同生活,即使不能相互合作,至少也要和平相处。

这样的教育把个人和他的需要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并把个人差异也包括在内,有效的教学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杜威从来不反对个别测验,而只是反对滥用个别测验的原因。这样的个别测验把学生划分成若干固定的类型或班级,然后主要把他们看作一个阶级或集体的成员,不顾他们作为个人的可塑性和差别。当然学生有共同的教育上的需要,正如他们有共同的医学上的需要一样。正如为了正确处理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掌握他或她的一切有关的医学上的资料和测量数据是有用的一样,了解一个孩子是否不善辨别音高,视力敏锐还是有缺陷,他或她目前的记忆力想象力怎样,孩子的智商是高还是低,这些都是有用的。关键不在对儿童进行使人引起反感的比较,而在于决定他们的工作是否低于或适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并帮助他们成长。医疗上的平等不在于把同样的摄生法强加给每一个人,而在于医疗护理的平等。医疗上的测量并不让人反感。同样,教育测量无需成为厄运的判决,而是优良教学的指南。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后,杜威曾批评智商测验的某些早期应用,他说:“一个人的能力和另一个人的能力在数量上比较起来怎么样,这不是教育的事,这和他的工作无关。所要求的是每一个人应该有机会在有意义的活动中使用他的能力”。

个别差异

在民主社会中有一种认识,就是天生的能力是“无限众多和千变万化的”,民主社会的各种制度应该谋求提供各种机会,使各个人的特殊的、可变的和有差别的能力,在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或职业中得到发挥。对某些重要的社会工作来说,有些人的任务可能在于决定“一个人的能力和另一个人的能力在数量上比较起来怎么样”,否则,我们的房屋可能倒坍在我们头上,我们的飞机可能在空中猛撞。但是,个人无论如何不应分成阶级或集团,或者在选择合格人员时,根据他们是被排除在什么集团之外、还是包含在什么集团之中而加以歧视。柏拉图对世界有一个设想,在这种世界上,每一个人在从事开明的、科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教育的一切资源所发现的他最胜任的工作中发挥他的才华。这种设想是杜威所能接受的。但是,杜威否认这种设想能在柏拉图的阶级社会或任何其他阶级社会中实现。

对于某些研究各种族群体和亚群的遗传能力的现代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工作,以及他们那从统计学上看来有意义的种族差异的某些研究结果,杜威会说些什么呢?首先,作为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缔造者,他会竭力反对最近控制他们的研究或不倾听他们意见的企图。正因为在个人之间有着某些生来不同的自然能力,在构成种族群体的许多家庭之间就可能有某些生来不同的能力。但是,不管有什么研究结果,杜威将坚持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从教育上说,与民主社会应该为它每个公民提供的教育无关。理由是明显的,对一个群体也许是正确的东西,对该群体的任何个别成员来说也许是错误的。例如,男子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身体上自然比妇女强壮。(柏拉图是一位男女平等主义者,但并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把这一点看作两性间唯一的固有区别。)但是,因而推论任何男子比任何妇女都强壮,那将是荒谬的。对有些体力工作来说,可以得到的最能胜任的人很可能是妇女。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具有比男子更强的抚爱婴儿的自然倾向。但是,有些男子可能比某些妇女能成为更好的幼儿园教师。

更加生动的例子也许是儿童的智商在90与140之间的普通家庭。这和每个孩子对他有权享受的最好的医疗、教育和个人照顾的平等权利并无关系。有的人天智平常,有的人天智出众,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平常人。在民主社会,从道德上说每个人都算一个,而且不多于一个。各个人必须赢得发言权或投票权,或公平尝试的权利,同样,他们必须赢得他们能从中得益的最好的教育的权利。

一个理想的家庭,家长是明智仁慈的。当然,对整个民主社会而言,不能采用这个范例。因为这样的社会是自治的,在尊重其他个人的权利以后,必须严格遵守多数统治的原则。应该指出,杜威甚至在政治上也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多数主义者,或无限制管理的信奉者。多数统治的合法性以少数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为先决条件。家庭模式更适用于学校,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因为这种模式承认教师的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以及当学生的实验活动可能伤害他们自己或别人时,他们可以对学生施加合法的限制。在学生足够成熟,接管他们自己的教育的方向以前,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在理智上的权威必然是一种不对称的现象。在认真对待课程的人们中,进步主义教育的过分做法使进步主义教育成为笑柄,就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公民参与

有了这个教育上的民主概念,我们就能够理解杜威怎样以非常高明的方式,用这个概念批判传统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内容,直至读、写、算、历史、地理和其他学科的具体细节。对每一件事他都要追溯继承的阶级利益和偏见的影响,例如,缩减“基本的”教学内容并使之机械化;把纯粹的知识科目和纯粹的实用科目分离开来;把纯粹的知识科目等同于自由教育;把自由教育和关心当代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责任分离开来,使教育浸透着市侩气。对于这些问题,杜威都追溯阶级利益的影响。同时,他按照普及民主教育的要求,评价现存社会的各种制度。虽然这样做似乎会使学校适应现存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使人信服地认为,与此相反,这种做法要求对社会生活进行继续不断和深刻的改造,使所有公民更多地参与决定他们活动的目的和目标。在生产、分配、流通和交换的过程中,个人应该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目标的规划,共同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而不是像机器和原料那样,听命于他们不能影响或者甚至不能间接控制的决定。根据他的教育理想:

“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对外都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有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3]

这些社会变化必须用民主的方法进行。一是这些社会变化不是由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先遣的政党从上面推行,也不用通常为反动的目的服务的暴力活动,文化与实用的概念之间的区分或割裂,以及伴随它们的课程实施,就能从正规的学校教育中消失。

杜威的民主概念中积极参与的多元模式的中心地位,使它不同于传统的形式上的政治民主的观点。在传统的民主制度中,公民只是每隔一定时间在别人所指定的选择对象中进行选择。决不能和某些新左派的歪曲混淆起来,新左派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做一切事情;所有的人必须不仅得到同等考虑,而且必须得到同等的报酬;负责的领导能力与责任制和控制是不相容的;必须轻蔑地抛弃多数统治的原则。同时,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杜威拒绝柏拉图的观点或专家治国论者的观点,由于一个小集团在理论上对生活目的的关心,这种观点就认为为了群众的知识和能力所不及的目的,这个小集团最有资格统治仅仅受过使用生活工具的教育的群众。对杜威来说,如果教育没有受到阶级社会需要的严格限制,就没有智慧方面的专家。至于在任何领域里专家的治理,杜威并不怀疑他们的专长。他认为,一个人要评价专家的建议,他自己并不需要是一位专家。否则,民主政治将是不可能的。

职业教育

在本文开头我曾提到过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23章“教育与职业”中的某些内容,它们可能使读者感到不安。这是因为难于摆脱“职业教育”这个名词的涵义。这种教育把被认为不适宜于学习传统的文理科课程的学生分流,使他们接受狭隘的工艺学校训练。但是,该章既总结了杜威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又把他的观点推向高峰。如果杜威一贯采用“工作”(calling)一词,并且主张学校教育的组织应该在正确的教育指导和刺激之下,就有可能使学生自己发现他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将变成每个正常的人的职业,或一系列职业。杜威写道:“有一种危险,把职业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解释为工艺教育,作为获得将来专门职业的技术效率的手段。”这是一种危险,因为直到现在,多数职业教育就是这样。他哀叹这种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变成原封不动地永远延续社会现有工业秩序的工具,而不是改造这种工业秩序的手段”。这种教育强化“社会宿命论的封建教条”。这里杜威未免言过其实,甚至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富于战斗性的工会能够抵制现代工业组织的封建的方面。但是,甚至在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最好的情况下,在工作上仍有弊端和不满。

杜威心里所想的事情是明确的。他注意到,最快乐的人是那些在爱情、友谊和家庭方面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工作上有创造性的成功感的人。他认识到,对很多人来说,“谋生”和他们所谓“过生活”是很不相同的经验模式。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任务是使快乐的情境普遍化,以便每个人在谋生时都过着生活,并且享受他的生活。学校教育的功能在于使个人发现一种职业或职业中心,不论在职或不在职,他都能围绕这个中心组织他的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杜威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并不是乌托邦的观点,那么就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杜威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尽力解决某些问题。首先,即使学校教育必须沿着杜威和其他科学的心理学家所建议的道路改造教育的方法和课程,并使每个学生发现他或她自己所能胜任的工作,但是,谁将提供——更不要说保证——各种工作或职业机会呢?这种职业机会又怎样提供和加强呢?社会和工业必须与学校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这应由学校控制。这将要求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很不相同的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真正的福利社会。(www.xing528.com)

第二,有些工作方式摧残和扼杀情感,工作单调,使人精神麻痹,但是,它们却是人民所需要的货物的生产和服务设施所必需的。很难想象任何人能在装配线上找到创造性的工作。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可能缓和艰苦,但是不管工作的组织如何变化,用杜威自己的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没有资格作为职业。

第三,这种性质的工作机械化,可能发展到自动化。但是有很多种类的工作,它们单调乏味,令人厌烦,但并不机械化,例如服务行业就是这样。曾经有人认为,自动化最终将使大部分体力劳动成为多余的。这种情况不像很快会发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问题将转移到创造性地利用闲暇上。于是学校教育将受到挑战,要求提供许多教育经验,使群众性社会中的每个人,在他们消磨闲暇的方法中,找到有意义的生活。当代社会人民群众消磨他们闲暇的方法在教育上很难被认为是有益的。

最后,人们可以探索改组社会和社会经济,以牺牲效率和价格利润制度,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在人类和人的需要成倍增加的世界里,除非采取某种控制,否则只能造成饥饿社会化。

杜威也许第一个认识到,就是在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平等和开明的社会制度里,要实现他谋求令人满意的职业计划,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决不能证明接受现状和屈从那些阻碍很多人生活的教育的和工业的实际是合理的。杜威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坚持认为理想必须是行得通的。它不是一件包罗万象或一无所有的事情。他深信,科学智慧的资源将使我们的社会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按照他自己在世时所目睹的成果和进步,不管有多少挫折,美国都将通过民主政治的方法,在同样方向继续避免社会混乱的弊端和社会混乱所滋生的专制主义。他凭这个信念生活,按这个信念而死,以这个信念写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

对杜威教育哲学的误解是很多的,如果杜威的文章行文比较精确,有些误解也许可以避免。每一代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问题和困难的处境读他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后一年,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以来,美国,实际上全世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经历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尽管目前的需要和兴趣使杜威的教育著作产生了许多局限,须作许多修改,但是,他的著作仍旧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对他的著作的热情歌颂。

对杜威的观点的批评实际上很多是比较正确地针对那些自封的信徒的见解讲的。但是,有些批评是针对杜威本人的。对这两类主要的批评讲几句话是合适的。第一类批评的特点是基于曲解。第二类批评有几分合法性,是相对重要的问题。

第一类批评的典型例子是指控杜威的普通哲学和教育哲学犯了“反理智主义”的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一书扩大了这一指控)。“反理智主义”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定义。确实,杜威像皮尔斯和威廉·詹姆士一样,反对理智主义。但是,反对理智主义决不是和强调智力的作用和价值不相容。事实上,杜威在人类经验的一切领域,特别是调查研究,主要强调“智慧的方法”,这表明了“智慧”的作用是杜威伦理哲学和教育哲学中的唯一绝对价值,因为,与所有其他被认为是根本的人的价值不同,智慧乃是它自己局限性的评判者。桑塔耶那十四行诗中的一首,有一行是“仅仅聪明并不是智慧”,杜威也会赞同这句话的。

杜威所谴责的理智主义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总认为思维是一种自主的活动,与任何兴趣、愿望和爱好无关,观念具有某种有魔力的和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有决定作用的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物质条件。杜威拒绝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它不仅与所有达尔文以后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不相容,而且也和斯宾诺莎和休谟所建立的心理学真理不相容。

如果理智主义就是笛卡尔主义,那么杜威接受并发展了皮尔斯对下述观点的毁灭性批判。这个观点认为,知识的基础建立在明确简单的观念上,直接可靠的真理就从这种观念产生。

在任何明达的哲学观点看来,对杜威反理智主义的指控,意思是反对培养和使用一切可用的智慧方法,把它俩作为教育的手段和目的,这简直是希奇古怪的。

第二类批评有较多实质性的东西,这种批评的论点是,杜威的哲学是“社会性的,太社会性了”,这种哲学过分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和别人的联合的和合作的活动,而对于经验的私人的和内在的领域,和知识经验最终产生的快乐,却认识不足。与此相连的,是批评杜威更多强调教育公民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对个人的发展则强调不够,归根到底,个人的生与死都是独自进行的,他最大的快乐在于培植他或她的内心的美化。

确实,对杜威来说,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很多混乱的根源。他的黑格尔学派的学历使他认识到社会以外的个人是一种抽象,个性或人格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分析地看,社会是人依靠文化和语言而发展的母体。从这个观点来看,霍布斯所谓的“人人处于交战状态”就是一个神话,永远不能从这里产生社会。

在以上分析中,没有什么和承认个人的重要性,甚至是和爱默生和托洛所说的个人的最高重要性是不相容的。那么,为什么杜威这样强调教育和民主的社会因素呢?

在我看来,可以从地自己生活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气候中找到解释。杜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扩展中的工业社会,开阔的边疆有待开发,不完善的、粗鲁朴实的个人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它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把“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范畴转移到社会。这样就使那些为职业和生活而开展竞争的不幸的、不顺利的或不成功的人产生冷淡、残忍的心态,虽然这是无意识的,但危害还是很大的。杜威的人道主义情感使他强调对困扰人们的问题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并强调把公开声称的民主信条从政治领域扩充到教育和经济的重要性。

确实,杜威所以关心“平等机会”的社会协同因素,其动机来自他对个人的独特价值的正确评价。他所理解的发展个性和人格,提高内心经验,在他看来,由于缺乏合作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控制被有闲阶级所独占,工人群众是无法享受的。

杜威对个人经验的性质的持久和深切的关怀,在他后期有关审美经验的著作中表现出来。但是,在他早期著作中,甚至在他对某种个人主义的批评中,已包含这方面的意思,尽管不很明显。杜威曾经谴责过一种个人主义,他和詹姆士联合起来进行过批评,詹姆士还给它加上“凶恶的”形容词。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关于各种事物、事件和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们属于什么阶级。由于两个人被正确地归入同一个阶级,这就使他们的具体的差别变得并不重要,或与任何其他事情无关。这就是说,在杜威看来,虽然可以通过抽象作用正确地理解个人,但是,不能把他或她单纯理解为一束相互交叉的抽象或相互交叉的抽象的复合体。这种态度表现在实际事务中,如果我们仅仅从他们是男人还是妇女,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判断,就会出现这种态度,从而忽略人的特殊性、个性和独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虽然杜威反复强调人类经验的社会成分,但他的哲学的精神承认个人不能取消,也不能缩小。和别人的关系内化到每一个人,但是无论在开始,还是终了和中间,个人总是有外部的关系。正如在科学界,通过传统的力量和结果的重复而控制证据,使科学家个人能发展他自己的风格,寻找他自己通向新真理的道路。所以,在民主社会,参与政治和社会的过程,使个人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对共同生活作出贡献。当然,这并不是把科学团体和民主社会等同起来,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每一个人才算是一个人,而且不多于一个人。

在杜威80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他曾宣称,不论民主主义是另外什么东西,它都是“个人方式的个人生活”。这就是承认社会的普遍性和个人生活的不同模式是可以兼容的。对杜威来说,民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允许我们独处,即便不是有成效地共同生活,至少能和平地共同相处。这就是为什么对杜威来说,民主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相信智慧能发现或创造足以保存文明社会的共同的兴趣。“尽可能把发生的每一个冲突——冲突是必定要发生的——从以威力或暴力作为解决的手段的气氛和环境中取出来,放到讨论和智慧的气氛和环境中去,就是把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的人,看作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人,并且达到把他们看作朋友的程度。”[4]

除了别的工作以外,教育应该谋求培养这种信念,并鼓励人们为这种信念冒风险。教育也应该谋求使个人为意外的失败作好准备。

【注释】

[1]《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9卷,安·博伊德斯顿编,美国南伊利诺厄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杜威在他那罕见的提到自己著作的自传中这样写道:“虽然多少年来《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乃是把我的哲学陈述得最充分的一本著作,但是我不知道哲学评论家曾否求助于这本书,他们不同于教师。我感到奇怪,这类事实是否表明,哲学家们,虽然他们自己通常也是教师,一般却对教育不够认真,因为他们想,任何有理性的人实际上也都这么认为,哲学的探讨可能应该集中在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而且,很多其他宇宙的、道德和逻辑方面的问题都在教育中达到了极点。”(引自《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亚当斯和蒙塔古合编《当代美国哲学》,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年版,第2卷,第22~23页。)

[3]见本书第7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第105页。

[4]杜威:《创造性的民主——我们当前的任务》,载悉尼·拉特纳编《普遍人的哲学家》,纽约,1940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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