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发展论：教育决策中的认识误区

多年来，在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或决策过程中，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有一些特别容易犯的错误或称误区。

1.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

在教育领域以至整个社会领域，对辩证法最常见的歪曲或误解是以折中主义代替之。折中主义表面看来似乎很“辩证”，但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思考方式的一个变种。

具体的表现是：在解决相互矛盾的事物或在处理两难问题或相互消长的关系时（诸如处理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尖子教育与大众教育、必修与选修、基础与应用等关系），采取“既要……又要”的“双选”方式，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制定的政策不偏不倚，平分秋色或如前所述给出一个僵化的一刀切的比例。折中主义的最大危害在于，一方面教育政策难于执行（如某省曾硬性规定所有高等学校选修课的比例，并以此来衡量该校的改革成效，使那些不适合实行学分制的医科高等学校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这些教育政策一旦执行，当矛盾真正暴霹出来时，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如一些省市硬性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比例，近年来使很多职业学校招不到学生而造成极大的浪费）。

形成这种误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不够，对辩证法掌握不准，不懂得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的思维习惯。美国学者成中英在其哲学著作《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中认为人类有三种思维方式：一是二者兼取（both-and），二是两者取其一（eitheror），三是两者皆不取（neither-nor）。[4]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哲学的基本智慧在于能合，但同时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欠缺，即知合不知分（二者兼取）；而欧洲的哲学是知分不知合（二者取一）。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优点是显著的，比之“知分不知合”来，“两者兼取要高明得多”。[5]但过分强调合一，容易走向“同一主义”。当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中的“折中”倾向，与这个传统显然有关系。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第二条途径是尽可能在思考问题时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并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养分。

2.在处理矛盾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泛化

在教育改革中，经常碰到的问题是要面对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人们最经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改革，其决策有时似乎使人看不出哪个是主要矛盾：是体制问题还是思想转变问题？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还是经费问题？是成果转化问题还是科研方向问题？抓不住主要矛盾，就难免形成“多中心”，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各种决策之间也难免相互扯皮。经费投入、体制改革、教学改革、教育思想转变、素质教育、创建一流大学等等，哪个不是主要的？如果现在问：当前中国教育中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或某所学校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恐怕多数人答不上来。在答上来的人中，答案也会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弄不清主要矛盾、把多个矛盾同时置于主要矛盾范畴的现象，笔者暂称其为“主要矛盾的泛化”。(https://www.xing528.com)

除了对主要矛盾产生泛化外，在处理一对矛盾时，对矛盾双方哪一方是“主要矛盾方面”，也同样存在“泛化”现象。其表现就是同时以不同方式承认矛盾双方是同等“主要的”或“重要的”。例如，对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把教师称为“主导”似乎有损学生的地位，进而又同时称学生是“主体”，这样，二者等量齐观，使人不感到偏向了哪一边。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

造成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泛化的根源，同样是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此外，传统的“两者兼取”的思考方式也是重要原因。从现实上看，这种现象常常与思想上的懒惰有关：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是满足于听听汇报，或向某些专家咨询一下了事。

3.主体选择性定位不准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决定论与唯物主体选择论相互结合起来。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常常犯的一个认识论错误就是对主体选择性定位不准：不是完全否定客观规律的存在而偏向唯心的主体选择论，就是把规律理解为僵死的教条而偏向机械决定论。前者在政治上倒向主观主义，后者在政治上则倒向教条主义。这样的例子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文化革命”中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这些错误曾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宏观的教育活动中这两种倾向也经常出现：如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一夜之间冒出上百所“大学”就是违反教育规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某些省看不到社会力量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死守国家办学的教条，错过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时机，使整个省的高等教育落后于他省，这就是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办学积极性和主体选择性估计过低的表现。在微观的教育领域，也经常出现这两种倾向。例如学术创新问题中，积累和创新、原创与涂鸦，可以很好地说明主体选择性的定位不准问题。[6]过分强调积累而把思想原创看成“是一种不能太多的奢侈品”，就会降低主体选择性的地位和抹杀人的创造；而在强调创新时忽视积累，又会夸大主体选择性，倒向涂鸦。这两种倾向在目前都相当普遍，定位不准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特别强调创新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决策应当批准定位，既要防止贬低主体选择性的倾向，又要抵制以涂鸦来冒充原创（这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特别容易迷惑人们的视听）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笔者理解，前四个字是针对教条主义，后四个字则针对的是主观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主观主义。

以上谈了三个“误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如简单化现象、原子论现象（缺乏系统观点）等，这里不再赘述。

概言之，很多年来，我们对教育决策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探讨得比较少，这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