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篇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段话本来没什么难懂的，事实上它差不多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是传统礼治秩序的纲领。为了理解孔子思想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为了深入地理解我们悠久的传统，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琢磨它，用现代的逻辑眼光考察它。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对这段话是这样翻译的。“齐景公问为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对道：‘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景公说：‘好极了。若是君不尽君道，臣不尽臣道，父不尽父道，子不尽子道，纵有积谷，我哪吃得到呢！’”对于这一段话，钱穆注得极为简略，他说：“齐景公：名杵臼。鲁昭公末年，孔子适齐，时齐大夫陈氏专政，而景公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答其问如此。”[2]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大概也是觉得这段话实在太明了，所以干脆不注，直接翻译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答道：‘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道：‘对呀！ 若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3]
作为哲学家的胡适之、冯友兰早年都把这段话放在“正名主义”章节下来引录。胡在引录之后接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义。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还须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圆是同样的错谬。”[4]冯在引录之后的说法明显是受了胡的影响，但有一定的引申。他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义。臣父子均如此例。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义，皆尽其道，则‘天下有道’矣。”[5]
钱、杨的翻译在倾向性上是有所不同的，钱突出的是“道”，杨突出的是“像”。在语言学的意义上，钱的翻译暗含着一个对“道”的解释，杨的翻译却暗含着一个“模仿”的对象。胡、冯的解释，有明显的逻辑化解释向度，逻辑化也就是形式化。但二人似乎均未对这一语词形式进行逻辑分析。冯进一步提出了“定义”问题，引进了他后来在《新理学》中一再申述的“物之所以为此物者”这一关于“理世界”存在的基本认证方式，但在此没有对这一词项进行形式的展开。为了深入思考孔子思想所内含的逻辑结构，我们这里可以先抛开对话的具体内容，作一次纯形式的逻辑分析。如果逻辑确实是哲学的本质，那么这种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在中国哲学中确立逻辑清晰的原则。(www.xing528.com)
当然会有人说，中国哲学并不以逻辑见长，逻辑分析方法也不见得有益于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
中国哲学没有清醒的逻辑意识，如果对中国哲学的词项进行彻底的逻辑分析，是否会使它变了味呢？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第一，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言只有在它的境域中才有明确的意义。如果我们执守于这样的原则，那么事实上不仅会取消哲学，也会取消历史。第二，中国哲学是有不注重逻辑清晰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语言可以不遵循逻辑。非逻辑的语言不是语言。即使取福柯对疯癫的分析取向，疯话仍然是在压抑中的逻辑，而不是它在表面上的非逻辑。第三，如果说逻辑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避免的话语方式，那就意味着中国语言进而中国哲学中实际上蕴含着自己的逻辑。如果传统没有把它凸显出来，那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克服、使之进步的时代要求。所以，作为胡、冯特别是金岳霖先生的后学，我们的口号毋宁是：把逻辑分析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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