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桃源：理想社会蓝图-梦痕依稀、老子、庄子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肄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有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敝神界。淳薄既异原，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这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东方的“乌托邦”。陈寅恪先生曾在《桃花源记旁证》中指出其事有本，建立在现实传闻之上，再由陶渊明理想化。这是研究的角度。若从欣赏的角度，我倒宁愿取清人沈德潜的态度：“此即羲皇之想也，必辨其有无，殊为多事。”^[1]仔细琢磨，与其说是儒家所向往的太平淳朴之世，不如说是老庄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这里没有皇帝老儿管着，自然用不着交什么苛捐杂税了，人们自给自足，悠悠哉哉地活着，所谓“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者也。我们再来看看老庄笔下的小国寡民图：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译文：国家要小，人民要少。使人民有功效十倍百倍的器械而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迁移远方（不肯冒险，安于故乡）。虽然有船和车，没有地方使用（不要交通工具）。虽然有佩带盔甲的兵，没有对象摆列阵势。使人民再结绳而用来记事（不要文字）。使人民认为他们的饮食香甜，认为他们的衣服美好，认为他们的住宅安适，喜欢他们的风俗习惯。邻国彼此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彼此可以互相听到，而两国人民直到老死不互相往来。

这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蓝图。这个社会国家小，人民少，只相当于原始社会中的一个小部落。但这个部落没有掠夺性的战争，人民无知无欲，为生存而生存，最起码的目的也是最高的要求。但老子还提到有“舟舆”，有“甲兵”，庄子则干脆连这些都不用了：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马蹄》）

这里一切皆顺其自然，不作任何人为的努力，山无蹊经，泽无船只，一切保持着自然原貌，人民看起来心满意足，成玄英疏云：“填填，满足之心。颠颠，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时，心既遣于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内足，填填而处无为；自不外求，颠颠而游乎虚淡。”^[2]这种心满意足，不是为名为利，更不是得到名利外物后的满足，而是自足于内，忘怀得失，如青山雨后，经过清洗，更显青翠。如果我们非要以某种社会形态来与之比附，结果总是格格不入。实际上，老庄，特别是庄子，借用“小国寡民”之名义，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迫不得已而用“国”字。若按照他们的叙述推论，他们理想的人类应该无所事事，不需要相互间的协力，一定按照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同呼吸，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社会”组织了。即便在原始氏族社会，先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有一个群居的组织，以协同劳作，抵御洪兽，然而在老庄的描述中却看不出这种组织和协作的痕迹。所以他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无须别人的“关心”，也无须去“关心”别人。这自然不是氏族社会的形态，也不必拿什么复古倒退的帽子乱扣。况且，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原始低下，人们还屈服于自然力之下，不时地受到洪水猛兽的侵袭，怎么能“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呢？一直到今天，禽兽尚要被关在笼子里被观看，马戏团的动物是被驯化的，已经被“文明”污染或教化了。所以，在那个“至德之世”，人要“同与禽兽居”只能是庄子们的想象了。为了“证实”这个理想国，庄子们还举了许多言之凿凿的例子：

子独不世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箧》）

这去一段时期，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者们总是以批判和挑剔的眼光看待老庄，或者用自己的一套社会发展史来套老庄，如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社会是原始氏族社会，而不是奴隶制社会。”^[3]先有了自己的心理定势，加上定型化的思维方式，自然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极左思想下的研究更是令人不忍卒睹，以阶级分析代替一切，甚至于一些学术大家也不得不照搬教条，如有论者谈到庄子的“至德之世”时说：“庄子的意图，还是要恢复宗法贵族政治的原始的宗法封建制社会，这比起老子的企图维持公社化的小农农村来，还要落后一步。”^[4]诸如此类，兹不列举。我们今天也不必非要驳倒什么，力求客观的描述有时更能说明问题。

庄子的“至德之世”是大道在人间的幻影，《天地》篇中又补充道：“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夫传。”原来空灵潇洒的庄子终究寄身于现实之中，还是对那一套仁义忠信之说耿耿于怀。其实老子又何尝不是这样，面对着“苛政猛如虎”的社会，他大声疾呼：“五色令人目肓；五音令人耳袭；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只要肚子吃得鼓鼓的，身上穿得暖暖的，基本的生活要求达到了，同时又是最高要求。本来，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温饱问题，可一旦人的“知识”发展了，不再满足于低级的生活条件，诈伪奸妙都出来了，所谓“饱暖思淫欲”是也。为此，老庄采取了因噎废食的方法：“圣人”们倡导仁义忠信以匡时救俗，结果引起新的奸巧。因为人的“知识”越来越多，诈伪的手段也越来越多。结果老子以“自然”之道救之，探讨仁义忠信产生的根源，欲彻底根绝之。但老子哲学还留下了一个难以自解的收结，我们在前文中曾探讨过这种矛盾，他还希望在上位的统治者能够自我完善，通过自我修养的修炼而达到天下大治，功成身退。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好的国君，百姓只知他存在而已，对他既不亲信，也不畏惧，更不会受其欺侮，因为他无为，百姓对他没有爱憎，这样的国君其实等于没有国君。第九章又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功业已成，然后泛舟五湖，作餐霞之人，这是符合自然之道的。老子哲学是经过愤世—出世—入世三种过程，但哲学基础还是建立于愤世之上，“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清静自正，复归于朴，所以救衰周之敝也。”^[5]但老子尚来得及展开他的愤世哲学，文体的自身发展也对他有所限制，他主要兴趣在于申明道的本原性和永恒性。庄子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面对着众多所谓仁义之徒的喋喋不休，运如椽巨笔，以不世之才将所有圣贤一齐按倒，极尽揶揄之能事，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刘熙载在《艺概》中以“飞”字称其文章，说其“殆能飞之机者”，颇有几分得之。其人确有异才，常能发人之所未想，古往今来多少人惊叹其才，却又无法登其堂入其室，可谓望庄兴叹。他为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常常让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联而不联，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然而他这似断非断的文章中又包含着多少人世间的辛酸。明末爱国诗人陈子龙作《庄周论》说：“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人，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者是也。二者其文异观而其情一致也。嗟乎！乱世之民，其深切之怨，非不若庄氏者，特以无所著见，故愤愤作乱，甘为盗贼，岂非以圣贤为不足慕，而万物者皆可齐耶！”^[6]陈氏忠贞之心可嘉，而此言则又是以己意忖古人了。凡物不平则鸣，陈氏看出其不平之心，但过于强调其忠贞了，差不多等同于屈原了，所以他在《谭子庄骚二学序》中又说：“战国时，楚有庄子、屈子、皆贤人也，而迹其所为绝相反。庄子游天地之表，却诸侯之聘，自托于不鸣之禽、不材之木，此无意当时者也；屈子则自以宗臣受知遇，伤王之不明而国之削弱，悲伤郁陶，沉渊以没，斯甚不忘情者也。以我观之，则二子固有甚同者。夫庄子勤勤焉欲返天下于骊连赫胥之间，岂得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谒虞帝而从彭咸，盖于当世之人不数数然也。予尝谓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返于无乎有之乡，随其所遇而变耳。故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宏逸变幻，亦有相类。”这与金圣叹将《庄子》视为天下第一才子书而又与《水浒传》并提之怒书如出一辙。

诚然，《庄子》是一部怒书，但又不仅此而已。它不但批驳了当今之世的污浊不堪和所谓的仁义忠信，而且还继承了老子“小国寡民”的遗产，提出了自己的“至德之世”——一个理想化的王国。这里有破有立，而且，在这个“至德之世”建立后，庄子自己干脆沉醉于其中了，往而不返，躲避人间风雨的侵袭，紧紧守护着自己的伤痕。他虽自己反对逻辑思维去体道，反对智信，可他自己确实是个逻辑思维极强人的人，可谓“天仙才子，万古庄周”。我们先看看他对现实和机巧的批判。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曼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柘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必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山木》）

《庄子》外杂篇中多记有庄子事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历史事实视之，但至少可以看出庄子确实不富裕，家境较为贫寒，最多也只是“士”的阶层。这则寓言未必真实，却可代表庄子学派的观点。它将“贫”与“惫”区别开来，“贫”是物质上的贫穷，“惫”是精神上的疲惫，表现于人的气质上则为贫病憔悴。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腾猿生长于端直好木之间，自在逍遥，跳踯自如，这时即使象后羿和逢蒙这样的神射手，也无奈它何，因为地势之缘故。一旦它离开自己的王国，处于荆棘之中，无法逞其捷巧，心中自然悲悼而战不已，这是因为它“处势不便”。由此导出人世间的结论：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国度和社会，人欲横流，国君昏庸，臣相奸伪，人人如履薄冰，谁还能不为之憔悴呢？所谓“尘世难逢开口笑”是也。这不由使人想起几百年后左思的愤怒呼喊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咏史》）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就会有等级，有高下之势，而且这地位有时并不以个人才能为准绳，这就是自古以来“愤怒出诗人”的一个重要原由。但是，无论是左思的呼喊，还是鲍照的愤然，强大的社会传统和国家机器依然如故，王公大人们依旧花天酒地，执法行权。朱门有腐臭之酒肉，旷野有冻死之白骨，愤愤不平又其奈它何！假仁假义充斥人间，伪善矫情弥漫朝廷，嵇康为之殒首，临终索琴而弹，留下风神绝伦之壮举；阮籍吞声饮泣，时率意独驾，每遇途穷，辄痛哭而返；心高拟天的李太白也只能举杯邀明月，散发江湖。在这个由人创造的社会中，个人的力量太卑微渺小了，这便是社会对人的异化。千百年来，多少英雄志士为此感叹不已，千人的不幸却玉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灿烂点。顺着历史的河岸追溯一番后，再来看看庄子的预言和讥讽，尤令人拊胁而叹。《列御寇》篇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夫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译文：有人要聘任庄子，庄子回答其使者说：“你见过祭庙用的牛吗？给它披上华丽的衣，给上大豆等好吃的，等到把它牵到太庙中杀而祭祀时，它再想做个普通的牛，能行吗？”

仕途如此可怕，无怪乎庄子坚决拒绝聘任。人们未必讨厌富贵，可生命和自由更为可贵。更何况，从春秋以来，不但常人时有危机感，君王侯伯而身死族亡者，比比皆是，一部春秋战国史便是沉重的血淋淋的墓碑。况伴君时常如伴虎者。《列御寇》篇又载：

人有见宋王者，赐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齑粉夫！”

译文：有个人拜见宋王，宋王赐给他四十辆车，他以此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一个贫苦人家，以编织畚箕为生。他家的儿子掉到深水之中，得到一个价值千金的宝珠。回来后，他的父亲对他说：‘拿石头来砸碎它。（这是不祥之物）这种价值千金的宝珠，一定藏在深水中的黑龙颔下，你能得到它，一定是碰到黑龙睡着了。要是黑龙没有睡着，你现在还能活着吗？’现在宋国正如深渊，而且不止九重之渊；宋玉之凶猛比黑龙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能得到赏赐的车子，一定是他尚未醒悟。假如宋王醒悟过来，你就成为齑粉了。”

这揭露是深刻的，但这恐怕不仅仅是庄子在危言耸听，战国时代的血风腥雨的历史能够提供很多的例证。尽管有那么多残酷的事实，但功名富贵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多少如飞蛾投火般地消失了，真正做到象范蠡那样功成身退、泛舟烟波之间的古来有几？能够做到老庄这样清醒的认识而又从容而退的就更少了。老子虽说志在救世，可一见周之衰敝，也终于西行而去，留下一千古之谜。庄子则以冷眼看世界，虽肝肠似火，终而色貌如霜。清人胡文英有段精彩的论述：“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7]

如果说，庄子的反对仁义礼乐是由于看破了它们的虚伪及其对人之自我的异化，连任何违背纯朴原则的人为方式和智巧都在反对，在《天地》篇中有个常为后人诋诃的极端例子：(www.xing528.com)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为。”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译文：子贡南游到楚国去，回来到晋国，经过汉水之南时，看见一个老年人要浇灌菜园。这个人钻个坑洞而进入井中，抱着一个瓦瓮来回地取水，用力很多，效果却不大。子贡说：“有一种机械，可以用很少的力气而达到很大的效果，你想要使用吗？”

浇园的仰头看着他问：“怎么样？”子贡说：“这种东西用木头凿成，后头重，前面轻，提起水来象抽的一样，浩浩荡荡，它名叫桔。”浇园的气愤地变了脸色，讥笑说：“我听我的老师讲，有机械的人必定要做投机取巧的事，做这些事的人必定有奸巧之心。奸巧之心存于胸中，就不会纯朴洁白了。不能纯朴洁白，就精神不专一；精神不专一，就无法接近大道。我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只是以之为耻而不用”。

子贡羞愧地低下头，不知如何回答。

这种事恐怕未必存在，倘若以此为口实，说庄子反对工具革命，反对文明的进步，如此等等，则无异于指鹿为马，完全误会了庄子的意思。庄子不过借此发挥，反对的其实是文明进步时带给人类的副产品而已。时至今日，科技已向尖端方向发展，然而我们越来越要急迫地呼喊：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这种忧患意识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既然如此，我们更毫无理由来讥笑几千年前庄子的这个看似幼稚的故事。历史在默默地注视着！

在那个疯狂而荒谬的世界中，庄子无可奈何地与世浮沉，最好的办法，如他所说：“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达生》）然而，生活于现实之中，整日与物相刃相摩，又焉能弃世。幸好庄子尚存最后一方净土：逍遥游。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其乐融融。庄生梦蝶，濠梁之辩，望洋兴叹，这些美丽的寓言实则已超过寓言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了，成为庄子躲避风雨的心灵安乐窝。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无君无臣无税，无须智慧，鼓腹而游。这是为庄子在世间建立的一个“建德之国”。《山木》篇有云：“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知求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这是寓言中的“至德之世”，理想化的蓝图。因此，我欣赏这样的说法：“至德之世”是庄子学派想象中的过去，愿望中的现在和理想化了的未来。^[8]

【注释】

[1]《古诗源》卷八。

[2]郭庆藩《庄子集释》注引。

[3]阎韬《庄子的悲剧》，《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4]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5]钱大昕《老子新解序》。

[6]《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一。

[7]《庄子独见》。

[8]张军《论〈庄子〉的“至德之世”》，《老庄论集》，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