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到科学：深入探讨八科学和信仰的不同基础

在深入讨论科学之前，我们先聊一下艺术。我的哥哥是油画家，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多少被艺术熏陶过，而且很随大流地喜欢毕加索（Pablo Picasso）。在欧洲和美国的时候，一有机会，我就会去看毕加索的画。对毕加索最好的传记，当属泰治·丹尼尔森（Tage Danielsson）的电影《毕加索奇异旅行》，导演把整个片子拍成一幅毕加索的油画，观众如果深谙毕加索的创作风格，常常会心一笑。有人说毕加索的画小孩子也能画，好像每一幅都是信手拈来的涂鸦，三四岁的小孩子也能画得差不多。连毕加索本人也说，我14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这绘画也许形态上有相似，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图1–6 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毕加索

看一幅油画，我们常常去分辨这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试图用确定的语言去描述一幅油画，但这就像庖丁解牛，不见其牛而见其经脉，多多少少是不够的。比如《格尔尼卡》（Guernica），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到怨妇、亡婴、惊马、硝烟呢，只看到慌乱、惊恐、呐喊和愤怒就够了。

看到作者所倾注的思想，不一定要通过他所借助的对象，简单地从作画的线条和手法也能看到他的心境。比较《坐着的多拉·玛尔》（Dora Maar，1937）和《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1937），前者笔调舒缓，线条流畅，后者笔触铿锵，用色沉重，作者的情绪喜好跃然画布之上。再看久些，多拉似乎不仅仅是画家的得意，狭窄的背景似乎寓意着什么，一点点压抑？对了，战争就在不远。时间再往前一点，我们先看看毕加索14岁时的画。

《赤脚的女孩》（The Barefoot Girl，1895）是毕加索在14岁时的作品。画中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衣着朴素，不太干净的围巾胡乱地搭在肩上，粗糙的脚显示出家境贫寒。与粗手大脚相对应的是姑娘纯净的眼神、匀称的脸庞，以及忧郁、娴静的神情。毕加索让人物正面坐着，他利用光的明暗突出层次感，裙子颜色从红色到暗红色渐变起伏，使得画面具有了一种三维透视的效果。《赤脚的女孩》这幅画并不纯粹以技法取胜，毕加索在14岁的时候可以着力捕捉同龄模特儿的内在气质和生命力，表现在画中的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对比才是这幅画引人入胜之处。毕加索本人对《赤脚的女孩》也相当满意，一直将它保留在身边。惊讶了吗？我们试图说明，也许成年的毕加索的画作看起来随意，像小孩子的涂鸦，但笔触之下的沉淀是成就这一切的深厚基础。

图1–7 坐着的多拉·玛尔，Dora Maar，1937，毕加索

图1–8 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1937，毕加索

图1–9 赤脚的女孩，The Barefoot Girl，1895，毕加索

对孩子来说，掌握的绘画技法和工具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通过它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也受手段的限制。对于一个有深厚功底的画家而言，这样的表达形式可以有确定的目的和意图，他可以根据内心的想法随意选择表达方式。事实上，毕加索和他前后的一代艺术家解答了现代影像技术出现后绘画艺术往哪里走的问题。绘画不再是对现实世界具体事物的摘录，而是画家本人思想和情绪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揭开了现代艺术的大幕。

科学也许有时候跟我们老祖宗或者这样那样的古老文化有类似的表述，但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和对世界的认识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表述上的相像并不等于我们以科学方法认识了世界之后又“返璞归真”而没有意义。作为后来者，科学家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自由，或是一种恶作剧式的幽默，或者不情愿与已有的文化习惯完全割裂开，但科学家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表达方式。对古人而言，表达思想时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处于认知幼年的人类，不能自由地控制工具，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本书里，我尽量避免用类比的方式来论证。所以每逢要有类比的嫌疑，我总要多说几句看似直白的废话。人类文明的早期，我们对自然、社会和内心，总有这样那样的想象，然而我们缺乏在这些想法里分辨出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的有效手段。当然，从后来人的角度，总能根据已经发生的结果来筛选有用的、有点道理的、说得通的素材作为依据，但这并不代表前人的智慧比后人更好，我们反而应该惊讶于后人的智慧，这都能说得通？！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古代哲学的一些东西跟我们根据现代物理理论得出的说法有点类似，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的东西证明了这些理论是正确的呢？你会听到有一种说法，当科学家费劲爬上山顶的时候，发现神学家已经在山顶了。我想说的是，也许会有类似的陈述和用词，但认识过程是绝不同的，认识的深度也是绝不同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托古改制，才能有甄别地批判和继承文化里好的东西。这，是个负责的态度。

欧洲先民尼安德特人的时代，语言还没有今天那么精致复杂，然而他们（这里避开了用“人们”这个词，因为有人说他们还不是现代智人）在漆黑的岩洞里画下出现在自己脑海里的东西，不只是奔牛，而且有规则的线条、斑点。这些东西，即使是现代人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屋子里冥想，也会出现在脑海里。所以就有了艺术，作为映射大脑里幻影的工具，成为另外一种交流和表达思想的手段。而语言本身只是人类所拥有的诸多交流方式中发达而稳定的一种而已。人有时得意地庆幸自己的无知，这份恰到好处的无知，让我们不被可描述的文字屏蔽掉艺术本身的味道和艺术家本人的思维。酿一瓶酒，作一幅画，写一支曲子，都是思维和创造艺术的过程。而作为欣赏者，从一杯酒、一幅画、一支曲子里看到作者折射在里面的欢乐、悲哀、愤怒等等所有思维的过程，从而感慨，从而理解。这些交流，怎么能用语言来表达呢？语言能够传递的信息总是不够，其余的部分我们把它留给艺术。

艺术本身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的思维，透射人的内心深处。而镜子的缺憾在于信息的存储是短暂的，即逝的，就像很多艺术表达方式一样，原来的声音消逝了，即使还有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都不是不可以另做他解。人类拥有了语言，唯物论里讲人要用语言才能思考。但这个说法真的有点不那么确凿。人类的思维远远比人类的语言的能表达的更丰富，用来沟通的语言和文字，无论使用多少词汇，也仅仅能表达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古人真是聪明，明镜非台，菩提无树，尽在不言中，不管懂不懂，只消不说话就好了，但这真是没有提供任何经典意义上的信息。

同样，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有这种经验，被要求去总结中心思想，我至今不明白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文字必然要有文字的冗余才好看，凝缩成一句话的是标语，比如鲁迅的文章不应该过分解读，如果每一句话都憋着要骂谁，可想而知这样的文章写起来戾气有多重。文字也像是艺术品，太多的涵义作者难以表达在字里行间，即使落成黑纸白字，涵义也会延伸，当读者接受了我们下一章所讲的关于信息的概念，会觉得这样想是个多么自然的过程。文字只是暂时坍缩的思想，它还是会引申出来新的意义，被再次诠释而具有新的生命力。这不是作者的智慧，而是读者的生活阅历的反映。这又让我想起人的阅读习惯的改变，按理说电子图书出现已经很久了，但也许是我自己被纸质图书训练，似乎电子书从计算机到iPad到手机，并没有压缩我读纸质书的时间，只是把不读纸质书的时间利用了起来，而读书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联想，在旁边写更多的东西，这个感受是电子书无法给我的。这时候书和大脑形成了关联，而这个关联，与电子版的图书与大脑形成的关联似乎不同，不能相互替代。(https://www.xing528.com)

图1–10 尼安德特人史前岩画

在牛津的最初一段日子，我跟基督教走得很近。跟那时很多留学生一样，在我看来，教会是一个友善和关爱的社群。我在教堂的钟楼学敲钟，牧师和我每周约谈。圣吉尔斯教堂的牧师安德鲁·邦奇（Andrew Bunch）读大学时修物理，研究生时读神学，所以宇宙起源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回避的话题。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理论体系结构，很多科学家也是基督徒，对他们而言基督教信仰更多代表了社会契约和道德，而上帝不过是“自然世界”的另外一个称呼。而关于假设的存在，有些人，像我，停止在这样那样的假设本身，而有些科学家会相信这些假设之前有更甚一步的假设。我相信的假设如牛顿三定律，但有人会问是谁设计了这样的假设。“谁”即造物主，设计了这些假设。到底要不要往前推一步，我们无法证伪，于是只有各自抉择了。我停在了物理的假设和实证主义的逻辑作为信仰基础，也不反对甚至鼓励别人往前一步，选择不同的信仰。

这里要补充一个关于自我正义化的逻辑。这个正义化是人的内心需求。在牛津的时候KB常常跟我讨论关于中国的一切，他经常把他最近读过的关于中国的书借给我读，在周五下午课题组的Lamb & Flag酒吧时间跟我讨论。我读过一本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作者从当军阀小妾的外婆的故事讲起，讲到她的妈妈高中时做地下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嫁给了红军“老”干部的爸爸。一路讲到反右斗争中父亲被打倒，自己和弟弟妹妹“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四人帮”倒台之后工厂推荐她上了大学，通过出国交流的机会而定居英国。小说通过三代人的经历讲述了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变迁。这本书成为英国当年最畅销的小说。上半部写解放前还不错，符合我的习惯认识，但下半部写到解放后对毛泽东政策的描述有些过于偏颇，让我很不舒服，有些情节颇怀着刻骨仇恨和被迫害的臆想。周五喝酒时，我跟KB说起我正读这书但感觉不好。先生讲，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经历justify their ways of living（将自己关于生活的选择正义化）。这个过程近乎是潜意识的，自己甚至察觉不到。每个人都会受自己成长经历影响，形成自己看待问题的观点，进而说服别人，随着阅历的增加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选择，从而得到内心的平静。她要找到一个立足点来说明自己是个爱国者，但又要证明爱的不是现在的国家，去国是个无奈的被迫选择。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说服自己。午夜梦回，伊人憔悴，故国神游，人还是不能回避自己的内心，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样的原因影响到我们自己看问题与世界的方式，所以在对一个事物给出评价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是否有潜意识的自我正义化使我们忽略了事情的另外一些侧面。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映证了我们一再讲到的观点：我们面对一个复杂世界，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而只有相对正确，科学只是在很多解释中找到相对靠谱那个的方法。

我的博士论文开头引用了《论语》中的一段文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渊在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高山仰止，越看越高，仔细研究夫子所讲的学问，越深入越觉得深不可测。但诡异的是接下来的两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明明瞧在前面，但又跑在了后面，这个似乎话语上有点不通，这，不是量子的叠加态吗？因为“看”而使“对象”在前后两个叠加的位置上坍缩了。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里开了这个玩笑，然而它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想颜渊在《论语》里表达的思想，绝不是与量子的叠加态有关，但这句话如今以“我”的经历和训练，重新诠释为量子现象的一个描述。

传统的理论说我们通过“语言”来思维，语言传达的是经典信息，可以被记录、被复制和被传达，一旦用语言记录下来就可以被“01”代码化。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是靠语言来思考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音乐、美术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可以被记录的语言是经典信息，但是人类的交流本身可能不都是用经典信息完成的。跟朋友聊天，说的话是一部分，更多的信息可能通过环境、氛围、眼神和表情来传递，这些信息可能需要无穷多经典信息来描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验”。《世说新语》里说“雪夜访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按照经典信息来说，就是啥也没有啊，但从体验和情感交流来讲呢？这故事流传了一千六百年。

思想一旦变为文字，就发生了诸多思绪和材料的坍缩，但它又可以在读者那里获得新的再延伸。作为有限集的文字，表达的内容也会有限。而我们的思想中总有一部分是近乎量子信息的东西，这些信息似乎大量是冗余，但却是我们思考和表达的一部分，请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个不严格的说法。一旦写成文字，或者用语言来表达，它总需要无穷多的语言来准确描述我们的想法。这个没办法，你说清楚了一个字，就要用更多的字来解释这个字，你能想象人类是怎样去写第一本字典的吗？事实上，整本字典的所有词汇是相互定义的，我们会很轻易地发现，如果没有字典之外的生活经验为依据，作为工具书的字典什么都没法告诉你。

文字一旦被写下来，流传出去，与别人的经验相结合，产生了与别人生活经历的关联和对照，就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从而衍生出新的想法和诠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不断地发生，虽然我们读的是一段相同的文字，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不同，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不同，甚至解读的动机不同，我们从文字里感受到的内容也可以不断地发挥。这样文字也可以当作艺术品，如同一幅油画，画家画自己想画的，观众看到自己想看的。我们下一章要讨论，当电子经过双缝干涉之后，它们在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完成了观察者第一次测量。但这些电子并没有静止或消失，它们跟测量的系统发生关系，继续运动，继续演化，形成新的痕迹。虽然彼此的关联变化了，坍缩掉了，但它们又跟其他系统发生了新的关联，这些关联同样表达为新的量子信息的关联，再次测量，会因为坍缩产生新的经典信息。这个经典的信息，可以跟第一次测量到的结果有关系，但也不完全一致。

同样，我们来看一看《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渡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关于“色”和“空”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解读。此处我们把“色”理解为物质实体，不把“空”单纯理解为虚无，而诠释为“变化而不恒久”，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一点。观自在菩萨对舍利佛尊者说，物质实体和变化是没差别的，变化和物质实体是一致的。因智慧而到达思想的彼岸时，会明白人从不同渠道感受到的东西都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不必执着于一成不变的真理。

再用我们下一章要讲到的量子信息的说法来诠释一遍。信息有两类，一类是经典信息，一类是量子信息。“色”可以解释为经典信息，就是已探索到的那部分，“空”可以诠释为量子信息，就是尚未坍缩的那部分。这两部分信息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观测、感受它们的时候，无论通过受、想、行、识哪种方式，都会导致量子信息向经典信息的坍缩，但经典信息坍缩以后，并不老老实实待在那里而停止，它会继续跟其他系统发生关联，建立起新的量子信息内容，翻来覆去，亦复如是。

我们大可以牵强地说量子力学又证明了佛经的正确，但要说明的是，量子力学的建立是基于我们前面讲过的科学方法，通过实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用它的逻辑来诠释两千年前的话，总是可以走得通。但作为原话的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远见，你说一定有，因为他是佛，亦可；你说没有，亦可。总之牵涉到信仰的问题，我们坚持本书的一贯态度，因为回到了无法证伪的命题，信或不信都好，没有争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