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大唠嗑：解码神秘论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鲁迅《花边文学·偶感》

我不希望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关于神秘论的讨论集，也不希望书里的任何内容被神秘论的拥趸当作证据证明这样那样的神秘论和它的衍生品。说这话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个国家被神秘论的信仰而耽误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还是经常发现人们用新的方法和工具来做旧的事情。胡适批判过神秘论，冯友兰批判过名教，这些文字过了一百年翻出来，还是触目惊心。神秘论并不可恶，很多时候发现的灵感来自大胆猜想。但我如此地憎恶神秘论，是因为这些年在国内的所听所见，越来越多地让我看到了神秘论根植在国人的思想深处，导致了中国在现代科学上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延伸到文化面目里，让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怪物，与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补现代文明的课可能是个笨工作，但没有这一节我们就无法摆脱烙印在文化基因深处的不自省。不补这一课，我们就依然会有迷恋特异功能的科学巨匠，一样会有死于气功大师的两弹元勋，一样会有用来念佛经的机器人。当欧洲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讨论体用之说。哎，说什么好呢，不觉醒的话，历史会重演。

北大有一处廖凯原楼，还有凯原楼，法学院里还有凯原研究院，功利主义来讲，欢迎继续有廖原楼、廖凯楼和廖楼，这些建筑在一个“世界一流大学”里算是神秘论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处丰碑。这个魔咒般的宗教有如下特征：一，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正义；二，绝对的权威代表着绝对真理；三，所有证明都是为了证明绝对权威掌握了绝对真理。

神秘论的常见特点有如下若干。

其一，阴谋论。认为某种事情有集团操纵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阴谋论以谣传开始，但被指责的一方也常常无法自证清白。逻辑上，正如我们这本书里不断讲到的，作为事后发生的解释，我们总可以对已成的事实做这样那样的诠释。由此可见，“权威掌握了真理”的论述也是一种阴谋论，或说是阳谋论，我们可以看着权威的需求来论证权威的言论是代表真理的，有事实可证实。但科学强调的是无事实可证伪，不光是寻求一两个孤例作为证据，而是寻求相对确定的规律作为工具。

其二，个人的伟大发现。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因为故事性的需求而强调无巧不成书，否则线索太多太琐碎就没有了戏剧性。在传播科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把科学发现比作窗户纸，只欠一捅，一捅就破。把科学工作比作洞中方七日的九阴真经，可以找到武功秘籍，一个人闷起头来干几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科学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慢功夫的匠人般的细活，而今的发现又只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互相激发、互相帮助，依靠一群人对事情的深刻认识和长期积累，单枪匹马建立一个领域的时代早不在了，或者历史上也根本没有过。所有科学发现都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思考，否则就算结果放在你面前，你都会视而不见，牛顿所说“在海边捡到贝壳”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神秘论者也特别喜欢做旷世的通才，而科学工作者只一点点地做些小工作。胡适做《水经注》的考据，季羡林做《糖史》，不是不可以放弃这些小学问而“吹嘘”经世之学，而现代科学的伟岸工作无一不从小的事情开始。所以“旷世奇才”也是个需要警惕的标签。

其三，阿米巴式的理论，什么都是我的，我肯定比你大；这个理论恨不得包罗万象，但缺乏证明哪怕一象的能力。于是不管什么新的研究出来，都可以把名词归拢到这一体系之内，再找来院士、教授断章取义地背书，看起来就像那么回事了。看结果分左右，辩证法颇具有这样的味道。

其四，类比论证。类比论证是一个典型的神秘论的方式。比如我们常说上善若水，善和水到底怎么一样了，善能喝吗？能被植物吸收吗？能上厕所嘘嘘掉吗？当然文字的诠释不唯一，结合上下文也有别的说法。对应关系没法一一证明，比喻和套用都是非科学的，因为类比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方式。按照演化论的方式推演人类社会是不严谨的，是神秘论。科学结论被神秘论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其五，名教崇拜。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引用冯友兰的说法，“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这延伸到不仅是对文字有信仰，而且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比如我们在墙上写“某某某是大坏蛋”，打出标语说“打倒某某某”，只要标语贴了，墙上写了，天桥下把“小人”打了，便觉得泄愤了，舒服了。至于某某某真怎样了，谁会去真的关心呢。

其六，引申论述。是个偷换概念的方法，往往做得不知不觉。通常是这样的，先说一大堆已知的道理，或者读者不太了解但高大上的名词，中间夹带着转到自己要说的事情上来，前后不一定有关系，你承认了前面，莫名其妙地接受了后面。比如前面往往是科学的酷炫名词，量子的、广义相对论、暗物质暗能量、磁场电场和引力波等，后面就是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老祖宗丰功伟业庇荫万代。

其七，万能钥匙。堂堂之师，铮铮之辞，因为有了绝对权威，所以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证据。相信权威就可以相信事情有绝对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万能钥匙存在的合理性是不需要去论证的。

其八，选择展示有用证据，隐藏对权威理论证明不利的证据。我们知道，科学的结论一定要提醒自己可能有别的原因作为解释，或者有另外一面资料作为佐证，给我们不同的认知线索。神秘主义往往为了建立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信仰，把存在过的、有损权威的东西掩盖掉、抹杀掉，不留蛛丝马迹，因为“历史都是成功者书写的”。但科学的精神在于把它们留在那里，不论当时是敌是我，不说简单的功过对错，从更多的角度来了解历史，记录历史。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许永远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历史上的人物盖棺论定，新的证据也许会被发现，从故纸堆和考古材料里浮现出来提供不同的诠释。而从对未来的借鉴意义上看成败，两方面的论点都会帮助后人避免其中的教训再发生。从对自己历史的态度上来说，不管什么颜色的历史，都是我们走过的路，没有绝对的对错，也就不会造成绝对的善恶，没有谁比谁更正义。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之后也可以相逢一笑，煮酒论英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李将军向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投降。李将军摘下佩剑交给格兰特，格兰特并没有接过来，而恭敬地说“没人配得上将军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常读杂书，在伯克利的田长霖图书馆翻到一本1910年版的英文小册子China and Chinese（《中国和中国人》），作者是英国汉学家赫伯特·吉尔斯（Herbert A. Giles）。他出生于牛津的一个神学教授家，1867年到1892年之间他在中国游历，做过传教士，给清政府官员做过翻译，也在英驻华使馆做过领事。回到英国以后，他在剑桥任汉学教授直至1935年离世。从学养来说，我相信他会尽他的可能来讲一个他看到的和理解的故事。从偏好来说，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这样那样的主义来要挟他什么不能说、什么能说。这本作为介绍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小册子，在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以特殊的视角记录了满清末的中国社会。我看到时，是着实地吃了一惊。下面我们摘录一段由我翻译的文字。

在中国县官辖区里就直接面对普通民众了。县大概相当于英国的郡，但在这么大的面积上，当官的都不会跟普通老百姓有太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村民推举村长，村长要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村长的位置具有半官方性质，由县里赐发木制的印章给他背书。他的工作或多或少有些收入，比如向县官申诉，土地的转让和其他法律文书，都要有他的木头印来公证，由村长来做保人，这时，保人也可以收取一点费用。这些地方官员是中国的统治者，跟普通民众直接接触，被称为父母官，他们直接管理着普通的民众。而普通老百姓，在官方的文件里，会被称为子民。

地方官员多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作为进入上流社会阶梯的科举是向普通人开放的，谁都有可能在这些文学考试里赢得做官的机会。考试资格唯一的限制是考生要身家清白，祖上三代里没有唱戏、理发、搓澡的、和尚、刽子手或官宦家的奴才。稍有天分的男孩很早就被悉心培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免费学校，而且很多有钱人愿意帮助这些年轻的学子。许多政府的高级官员就是从田间成长起来的，他的教育费用和作为考生的旅费都会由地方上的乡绅自愿负担。一旦考试成功，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乐意出钱的有钱人为他置办行李、资助路费，送他上任，而这些捐助者也很少在乎他将来是不是会还钱。

一个成功的考生，通常也不是直接从考场出来就被委派到重要地区做官。他经常先被分配到在任的县官处实习。他的能力在实习过程中得到培养，直到相信他能够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县令管辖的事务十分繁杂，一个人不可能应付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却要负完全的责任。他要做法官审理刑事案件，又要征税，注册地方上土地房屋买卖；做乡试的考官，接待来访官员，天旱了要求雨，天涝了求不下雨。他通常要起得比鸡早，而深夜里还要听犯人上诉，打犯人板子。他管理的地区往往很大，同一天有可能发生几件案子，要是他的时间安排有冲突，他就要不断地将工作分派给他的下属。因此，见习官员也有很多机会参与日常事务获得锻炼。

我们谈到了村长，他们名义上的工资通常是不够开销的，因为他要养一大群人。毫无疑问，他要维持自己的“生意”并在诉讼中获得各种当事人和其他一些商业交易中得到一些报酬。县官的收入，也只能允许他过俭朴的生活，他也要节省一些来养家，这些都从他县里的财政收入中来，除去上交给国家财政的，适当地留存是默许的，县官也要生活嘛。只要上级满意他的工作，便很少再过问实际征收的税金总额。县官的上级也清楚他的大概收入，每年会有几百两银子。县官上面的州府以同样的方式满足他的上司。他有权监督在他的州里所有的民间企业，处理县里上诉的官司，处理不了再往上提交。再往上是道台，管辖几个州，用同样的方式满足他上级的要求，一直到总督满足在北京的朝廷。整个帝国的税收就是这样，从上到下的官员，一级一级上交中，留扣自己所需。因此，问题本身归结到这一点，老百姓需要掏多少钱来养活这个金字塔。照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只支付他们愿意支付的那部分，与官员的征税形成微妙的平衡，一旦赋税过重引起老百姓不满，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而官员所受的从上面来的压力也会很大……换句话说，虽然有皇上的专制统治和父母官的地方政府，中国的老百姓事实上可以自己决定征多少税。每一个到中国的外国人，只要把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很快便可发现这种自由被天子统治下的哪怕最卑微的人享受着。许多很轻的罪在英国往往处理得非常严厉，但在中国几乎被忽视。没有农民或者店主傻到把一个因饥饿而偷吃的人告官，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县官愿意审理。这是农民或店主自己的责任来避免盗窃的发生。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有，但我们必须回到征税上来，这是真正核心的问题。

总体来讲，中国人征税比较轻。主要是以货币和实物形式缴纳的土地税、盐税和印花税。所有这些都一级一级收上来，最后由每个省上交给朝廷，每省数额一般变化不大。除了这些，政府一般不再设名目，官员不会以市政建设、公共卫生或教育为由再向老百姓征收额外的税赋。中国人的做法相当的保守，但相比欧洲各国政府在税收上由来已久的徒劳无功，中国的老百姓似乎更加习惯并且乐于给皇帝缴税。税收政策的变动，即使有类似军费的特殊原因，仍然需要老百姓广泛的支持，由大多数人认可才能付诸实行。关于这一点，作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外国人，我做了长时间的记录，有很多事例使我得出这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税收政策被民间审核的方式通常是这样的，比如省里的官员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增加政府收入，他会要求下属通过征税来筹钱，纳入省级国库。新税或改变旧税的文告在正式颁布前，官员要邀请可能涉及利益的商户、村长或者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在私人场合里先讨论。找一个非正式的场所喝茶或抽烟，官员会说明他有难处、新税收是必要的、他的上司给他很大的压力等等。商人、村长或村中的长者经常为了本地百姓的利益尽量抵制新的税收。谈判结束后，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双方会最终妥协。即使在百分之一的情况下，老百姓或者官员都不肯做出让步，事情就往往会被搁置，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很少，有时也会有双方都不肯放弃而成了僵局的时候。如果官员一意孤行发布新税，老百姓认为利益受到影响时就会抵抗。这时行会就会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行会发展到极其完善的地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类似的力量来抵抗政府的强制力。每个买卖，每个行业，即使是最卑微的营生，都有他们的行会。组成行会的个体看似渺小，但行会的成员任何时候都愿意一致保护彼此，随时准备为行会利益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行会也是老百姓的保护伞，老百姓依靠行会成功地抵制任何官府给他们的不合理摊派。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非常守法，对权威很尊重，但他们也不愿无原则地付出。我现在将从抽象到具体，用我记录的一些事情来证明我说的话，即中国人在税务上是自治的。

一八八零年十一月十日《华北通讯》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重庆巴县的知县发布公告说，他要提高屠户的税收：城里的屠户每杀一头猪要缴两百文税，但允许屠夫每斤猪肉涨两文来补偿损失。当地屠夫早就拒缴前任知县规定的每杀一头猪缴一百文的税，看起来不太可能缴这两百文的新税。果然屠户决定罢市，拒绝杀猪，要求废除通告。当日上午屠户们上街，只要看到有商铺还在卖猪肉就统统收缴。整个屠行，超过五百人，由他们的行会出面宣布歇业。知县试图带两百手下冲入行会，但屠夫拒绝开门。知县最终不得不撤退，扬言要动军队来惩罚屠户们。人们则认为知县如果动用军队就错了，他应该自己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三天后，十月十三日，整个城市群情激动，有人说知县调动官兵了，城里有枪声。所有其他的店铺也都关门了，人们担心当局可能会严肃查处闹市的屠夫，而坏人会趁火打劫。两天后，十月十五日，屠夫仍然在行会坚持，拒绝营业。直到最后，知县服软，一家一家道歉，求屠户开门恢复买卖，承诺不管现在还是以后，都不会强收杀猪税。十月十六日，巴县知县发布文告，为他试图增加的令人厌恶的杀猪税而道歉。最终的结果是，屠户得到全面胜利，地方官没有从老百姓手里榨出来一文钱。(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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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学生聚集的乡试期间容易发生麻烦，下面是一个例子。一八八零年六月，广州的一个赶考学生拿半块钱买了一件外套，回家发现不怎样，就拿回店里换。店主很不情愿，这个学生找了个朋友来讲理。双方争执不下，一个学生抄起台子上的算盘把店里的伙计打得头破血流。店主周围的邻居朋友闻讯跑来帮忙。消息也在附近的学生中传开，学生们立刻纠集了大把人救援。店主请县令到场断是非。县令来的时候，带头的学生已经被店主和赶来的村民绑起来。晚上，县令判处学生挨板子。数百名考生汇集到衙门，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县令感到不安，最终妥协，把肇事学生用轿子送回家，判店里的老板和伙计“掌嘴”。第二天早晨，城市和郊区所有商铺都关了门。买卖人说，这么搞下去，生意没法做了。而在学堂里，学生也举行会议，县令跑去安抚他们。混乱中学生扯烂了县令的衣服，用石头砸烂他的轿子，用扇子和雨伞打他，并用脏东西丢他。随从们最终把县令救出来。当晚府台大人在广州商会会见店主和学生，说他自己也不满意县令的解决方式。两方面最终得以和解，学生们放爆竹庆祝，商店重新开业。

一个中国人受了害或被冤枉了，一个中国官员可能立即诉诸行动为他伸张正义。我在中国亲眼见过两次哭诉。被冤枉的人身穿灰色麻布外衣，有许多朋友陪伴随着一起，堵住衙门口抗议，不分昼夜，直到当官的愿意出来调停，或者答应重新审理案件。民众总站在受委屈的人这边，如果当官的犯了很大的错误，或者故意拖延不办案，会使得民怨沸腾，甚至发生暴动。可能有人要问，这种情况下如何执行法律。这种力量似乎足以使任何官方的权威瘫痪，任何邪恶的人都可以纠结一大堆朋友来抵抗政府。事实上，在中国，比如在大城市里，作恶多端的人通常没有什么朋友，他们从高利贷那里借钱赌博，沉迷于抽鸦片烟、喝酒。没有人愿意伸出一个手指来帮助这些人破坏法律。

在中国，人们也为自己的利益来维护司法的公正。商业的争执，无论大小，很少需要去衙门解决，除了传统的规矩之外，商业并没有所谓的民事法则。他们属于某一个行业协会，而行会常常作为中间人来仲裁各方的要求。许多其他案件同样庭外和解，犯错的人由部族长老或家长来惩罚，惩罚之后就不再被人提起。“说和”不光是调停纠纷，它根本就是一种美德。在普通中国人眼中，动不动打官司是一件让人厌恶和蔑视的事情。家族里被处罚的人也可以在宗庙里通过神灵来挑战对他的指控。在午夜时分，被告跪在供桌前隆重地烧一张纸，纸上写着他是冤枉的，当着在场的族人发誓，如果隐瞒了丝毫的真相，求神给他最严厉的处罚。这样族人往往就可以原谅这个人。谋杀案却不一样，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一个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金钱的价值，法律需要不惜任何牺牲来维护。

一八八二年我在福州港做副领事，住在宝塔镇。这个镇的炮台在一八八四年被英国海军炮轰。我的房子和花园能看到半英里外的炮台。一天早餐后，仆人告诉我炮台出事了。一个炮台上管事的头目，今天早上踢了他厨子的肚子。这个17岁的小厨子身体弱，这一踢就要了命，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了。小孩的寡妇妈守在儿子尸体旁，坐在头目屋里的地上。一大群人围观，都不说话，静静地等待当官的审判。到下午五点，一名副将从十二英里外的福州赶来，代表府台审理案件，判决头目过失杀人。人们显然不满这样的判决，副将的轿子立刻被围观的人群砸了，他的官帽和袍子也被撕成碎片。他被打了一顿，受了伤，从人墙里被扔出来。人墙又合拢起来，不时传出低沉的吼声，我甚至能在我的花园里清晰地听到。没有暴力，没有试图继续虐待那个杀人的头目，人群只是等待正义。人群在那里守了一个晚上，包围着杀人者和受害者的母亲。我的仆人不断地跑过来告诉我进展，一晚上所有人都没有睡觉。与此同时，事情已经报告给了总督。第二天九点半，蒸汽船顺着弯曲的河道开来，载着府台大人。他接受了总督的指示来重新调查情况。十点钟，他下船，群众迎接他的是尊重和沉默。到十一点钟凶手人头落地，人群随即散去。

清末的中国自然形成的社会治理方式，放在当时欧洲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背景下，对于这个英国人来说，也是很新鲜和先进的。第一，平民有明确的上升到贵族的渠道，社会里相对富裕的人群积极帮助他们在这个渠道里顺利实现目标，这个与欧洲因长期缺乏平民的社会权力晋升而导致多次革命形成强烈对比。第二，地方治理更多依赖乡绅阶层。乡民选举出有文化的乡绅作为地方民意代表，向上与皇权政府谈判，向下代表政府管理地方。民间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会制度，对工商业的发展有很积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在江浙粤民间商业中起到很大作用。皇帝的直接权力只到县一级，往下是中央与地方共治。第三，作为个人，对行为的约束更多来自社会舆论，来自对家庭和家族的责任。除此以外，政府不限制人身自由和行为自由，其中提到安全感在现代社会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第四，由于代表中央的县一级官员的总数极少，所以普通老百姓的税收其实很低，地方官员和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形成各方面博弈的制衡，税收和法制成为这一自然形成的制衡制度的集中体现。

对于这段史料的重现和解读，是为一个基本的科学研究方式举例，不刻意地先抛弃任何一方面的证据。对于一项科学研究，我们更像在漫无目的推理，没有人知道这些证据推理会引导我们得到怎样的结论。而神秘论的方法与此不同。神秘论经常是这样，先确立一个基本结论，给出一个基本态度，然后根据这个基本结论和态度来筛选材料，对结论有积极证明作用的留下来，修改和删除对结论不利的证据。比照欧洲近代史，平民成为贵族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通道，所以才引起资产阶级拥有财富之后要进行政治革命。在英国是限制王权，在法国是大革命。在中国通过科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皇权的治理下，民众并不是一味地做顺民，由统治者“放牧”，民众可以通过集会、游行和抗议，使统治者听到自己的意见。而统治者也必须通过地方乡绅来沟通和治理国家，达到皇权和民权平衡共治的结果。而民权这一端，由地方乡绅推选乡绅代表担任，很难说这样的推选会不会逐渐普及而成为选举。而让我惊讶的是，我学过的近代史是这样的：清朝是一个积贫积弱、腐败不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这样的结论又缺乏像吉尔斯这样细微的一个又一个案例。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将他们的生活选择正义化（justify his way of living），当成功者需要一个理由时，失败者是没有资格抗辩的。在先验的正确的前提下，神秘论者可以去精心打造一个需要的历史，找到需要的证据，得到需要的答案。

其九，颠覆式创新：可能中国人正遇一个整个世界都没有巨匠的年代，工业文明之后，发现能发现的都被发现了。

“孔融让梨”有两个版本。除了人尽皆知的“融三岁，能让梨”的《三字经》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有一天，孔融跟小伙伴到乡下玩，路边有棵大梨树，上面结满了梨。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爬上树摘梨，只有孔融站着不动。有小朋友问，你为啥不爬啊。孔融说，这梨树在路边，长得这么好，如果好吃早就让路过的人吃光了，怎么会轮到我们摘。果然，小伙伴们摘下来的梨又苦又涩。所谓的“树枝低垂”，好摘的果子都被摘光了，科学容易发现的东西都被发现了。我虽然颇不认同，但没有沿袭和传承的“颠覆式”是值得怀疑其正确性的，或根本不值得怀疑而浪费做正经事的时间。中国即使赶上现代科学发展，都已经直接进入一个万众才能发现的年代，这个年代很少再有巨匠，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洪流里做着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小事情，个人影响不再划时代。二十几年前的流行歌手，动辄百万张唱片的销量，现在的歌手们，能卖几万张唱片就已经是成功了。科学已经过了单枪匹马挑战整个体系的年代，它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是集体工作的积累。在爱迪生之前，至少23个人发明了某种形式的白炽灯。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G. Bell）在同一天申请了电话专利。谷歌1996年问世前，已经有几十个搜索引擎存在。当一个人在莽原上奔跑，眼前满布黄金而没有被其他任何人发现，心中涌起“可以在雪地里撒点野”的快乐，那一定是海市蜃楼。现代科学极小心地提防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这不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是对人类智慧的尊重，对已有世界的敬畏，我们不敢说颠覆。这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没什么不好，它不是阻止年轻人去尝试新的东西，而是要求所有的想法都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相信权威，也不相信造神，更不轻易地相信惊世骇俗的大发现。所以在聊科技创新时，我最怕听到“世界第一”。

其十，科学主义。同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有望取得的精确预测相比，依靠我们目前的工具对复杂系统进行定量分析而做出确定的判断，很多时候也成了神秘论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当我们不够谨慎地在复杂系统中推广经典科学的结论时。我们试图用现有的科学体系来解释一切现象，这往往把事情推向另外一个极端，而让神秘论者有了把柄，“看，科学也解释不了吧”。科学做的事情，首先是一个谦卑的事情，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过大地拓展它的界限和能力是不恰当的，本来可以站得住脚的观点往往因为不恰当的举证而让人产生怀疑，以辞害意。有人会觉得要想让某个主张作为科学主张被接受，就必须夸大一些，甚至掩藏不利的或者尚不明白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同江湖骗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为我们有了理性工具就具备了科学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建立各种社会过程方面心想事成，这很可能使我们深受其害。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很多人也不反对；人们甚至认为，不应当给这份科学的自信泼太多冷水，毕竟他们的实验可以带来某些见解，至少知道了某些尝试是走不通的。在复杂系统里，比如社会科学领域，以为运用某些科学就可得到有益的成果，却很可能强迫人服从某个权威机构，即便这种权威本身不坏，但正是这种代表“科学真理”的力量被利用，而帮助少数人去追求他们利己的目标。

人们必须意识到实证检验与非科学的界限。历史上，人们一旦选择相信无法被实验证明的理论，就很难再纠正过来。为了抵御神秘论的侵害，必须维护实证检验的基本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停止所有有关未知领域的思考，大胆的猜想多少还是有用的。但这些人应该意识到，如果该理论仍无法与现实世界的科学数据和分析建立联系，他们的研究将不会被科学所承认。当然，这一样是后来者的困局，你没法重新定义科学，只能按照它已有的习惯和规矩，慢慢来，日拱一卒，事实上，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因为至少这条路径是人类经过几百年验证出来的最容易接近事实真相的一条路。我们如果因为一套理论只是看起来很美好，就对其放松“科学”的要求，那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作为神秘论的对立面，科学本身不再承认有绝对真理。

这样，科学造了自己的反，因为科学不是绝对的正确。站在科学的一方，也不代表正义。科学的自我否定并不是一个值得恐慌的事情。一百年前，北大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德先生很多时候不提了，因为人们认识到也许别的方法凑合能过。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同样，科学也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它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法。站在科学论的角度，我不去否认任何神秘论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去评判它的对错。我只是说它害了中国，已经害了几千年，依然害了近一百年，如果不觉醒，就还要再贻害百年。

对于神秘论，中国近代的历程是尤其让人遗憾的。批判了胡适，也批判了杜威的体验主义。儒家文化里对尊卑长幼的崇拜，东西方文化印证下来，古今传承延续下去，对名教、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的迷信也就顺理成章了。为什么这样，神秘得不可说不可究。但神秘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可以安慰到你，比如在天桥下面“打小人”。而科学是一条折磨人的路，你不断地搜罗证据来否定自己，否定前人，否定权威，这里面就不乏欺师灭祖。“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的纠结日日陪伴你、折磨你，让你寝食难安，天人交战。做科学的人其实骨子里热爱这种被否定，因为每一次发现了以前知识的漏洞，就意味着一大帮人又有了饭吃。

科学的正确只是在限定的范畴里，特定的假设前提下。假设变化了，结论也会不一样；检验正确的唯一方法是实验，不能通过实验检验的东西可以做谈资，但不用挂科学的牌子；科学的进展也是日拱一卒，需要大量积累，缓慢前进。这个东西我以为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早就深入人心了，但我发现根本没有。没有把这些思想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和思考习惯里，那我们这一百年的罪就白受了，鬼子们在地下要笑醒了。

别以为我们真的懂了，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得癌症了，我们有伟大科学家就介绍气功大师给他治病，邓稼先就这么耽误了治疗。我们著名的院士在纪念量子力学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主题报告《量子力学是“三个代表”的伟大体现》，我当时作为本科生就在现场。现代版封神演义《三体》被年轻人追捧，高谈阔论降维打击和递弱代偿。我真不认为人们的脑子跟清朝末年有什么区别，唯一变化的是名词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所谓流行而神秘的“科学”词汇。中国人这一百多年的罪是白遭了。

哦，当然，还有北大的凯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