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由于伯希和“泄露天机”，王道士很害怕背上监守自盗的罪名，受到惩罚。可并没人追究他。甘肃政府来人检封藏经洞文献，依旧像当年汪宗瀚一样，做得很草率，同样没有认真清点和登记造册。而且过后又搁了下来，一直没运走。已经往洞里伸惯了手的王道士，一看官府对这批东西的态度依旧并不认真，便再次壮着胆子把一大批写本拿出来。他一时卖不掉，就把这些东西巧妙地塞在两个大木桶里。外边油漆彩画，套了木轴，伪装成藏传佛教诵经时用的“转经桶”，安装在佛殿上。
可别小看这两个木桶，里边所藏匿的敦煌文献的数量非常可观。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从王道士手中弄走的六百余卷写本，1914年3月斯坦因弄走的五百七十卷，以及同时俄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史家奥登堡弄走的数量极大的藏经洞写本，都出自这两个不可思议的“转经桶”里。实际上，这两个转经桶就代替了藏经洞，成了走失文物之源。
藏经洞的文物被拿走得愈多，名气就越大。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常有外国人来民间“猎宝”，也就常有人向外国人私售这种古老的珍本文书。敦煌遗书流散之严重便可以想见。据说宣统二年（1910）、民国元年（1911）、民国三年（1914）甘肃政府几次命令敦煌县令查询情况，由于官员们根本不当回事，敷衍了事，始终不了了之。王道士却依旧照卖不误。
藏经洞文献已被切得残肢败体，血肉模糊，但还在被小块小块零碎地出卖着。
1910年何彦升起运藏经洞文献时，丝毫没有对王道士进行追问与调查，只把洞中的搬走了事，甚至连藏经洞本身都没有认真检查一下。1914年至1915年间俄人奥登堡居然在洞里挖出数量惊人的历史文献。连同他从王道士手里买的，居然有一万多件！后来入藏到俄国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中！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对藏经洞文献仍旧神奇地屡屡出现，感到诧异，怕上边也有耳闻，怪罪下来，便由省教育厅出面，命令敦煌政府全力再搜查一遍。谁想这一次搜查还真有收获，里边竟然还埋藏着九十四捆遗书！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俄国人奥登堡不是在洞中挖过了一次吗？怎么还有？难道是从洞里冒出来的不成？有人问，何彦升当初是怎么干的？
这位何彦升是和当年敦煌县令汪宗瀚一样，只是个对文化没有兴趣的庸官吗？完全不是！再往下看——
其实，最黑暗的问题，就出在负责押送的何彦升这些官员的身上！
在运送途中，实际上是从敦煌的县衙门，官员们就开始雁过拔毛了。这些被运送的古代文书，只是草草地往木箱里一装就走。这便给大小官员们的窃取带来方便。从敦煌至北京，其间数千里，如同设下的层层关卡，每过一处官府，地方官必要伸手从车上取下几件“宝物”。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些破旧的纸卷有何价值，只知道“送宝”的车经过眼前，机不可失地捞一把罢了。这是典型的无知者的巧取豪夺。(www.xing528.com)
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何彦升本人。他家在北京的打磨厂。当大车进了北京，经过打磨厂时，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大车接进他家，给两个随同押送的官员放假去逛妓院。然后由何震彝和他岳丈李盛铎，以及亲友刘廷深、方尔谦等人把车上所有遗书翻一遍，将精品摘取出来——当然早已是伯希和与斯坦因挑剩下的了。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居然把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他们到底懂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如果不懂，他们怎么如此疯狂地打劫这批东西？如果懂得，他们怎么会忍心把这些珍贵的文书撕开？
文化在这些人身上只是一种财富——不论他们懂得还是不懂得。这才是敦煌宝藏悲剧的本质。
后来，何家弄走的这批遗书，以八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京都藤井氏的有邻馆。最终还是变相到了海外。
当大车把这些劫余的遗书，这一车车淌着血的文化残骸送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仅仅为八千六百九十七卷，不足它出土的五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几次筛选后的残余，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在遥遥万里的大洋之外了。
至于藏经洞内的一千余件唐宋绘画与手绘经幡，无一存留国内！
于是，大学者陈寅恪才有这样一句名言，深深并痛楚万分地铭刻在我国学坛上：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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