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政策方向谈：话语权力的广泛渗透与挑战

课堂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之一，发生在其中的文化传播是一种选择性的过程（指所传播的内容而言），它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政治制度所包含的社会控制机制对教育的影响，许多课程的内容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为使其所倡导的世界观得以合法化，从而对教育的内容所实施的一系列规范。当然课堂中所宣讲的知识并不完全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其中有些广泛存在于不同制度国家的教育内容之中，但它们都同样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官方机构所认可，并且被认为是有利于社会发展之需要的，这里所涉及的不论是价值规范、伦理信仰，还是人文艺术、自然科学都处于社会文化的主流之中，并由此而获得其在课堂中的垄断地位与合法性特征。课堂中所传播的知识与价值借助于权力得以在教育中凌驾于其他的文化话语之上，它体现了社会结构的支配力量对于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反映了社会的表意结构中主导性话语权力的运作。

教师是课堂中的文化传播者，相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垄断着主流话语的解读技能。他们被视为是训练有素的专家，每个人都通晓着一整套的专业话语，同时也十分清楚在课堂中什么是可以言说的，而什么则是要加以控制的。虽然教师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影响课堂的话语表达，但对于话语规则的过度偏离则可能意味着其教师资格将因此而丧失。同时，教师形成其权威的过程也要部分地依赖于主流话语的塑造，作为文化传播者与解读者，他们掌握着那些能够使学生成为拥有一定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的话语。教师的权威性并不只是控制课堂秩序的工具，更重要的则是其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从而作用于对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影响。一个丧失其权威性的教师可能意味着除了采用强制和威胁之外，他已无法再控制课堂的局面，也难以再期待学生的主动认同，甚至，权威性的丧失还将危及他作为话语传播者的合法性，这自然不利于良性的社会化机制的运作。(www.xing528.com)

话语权力不仅监控着课堂的情境，同时通过知识与价值的内化转而实现其对社会活动的广泛渗透的控制。不过这里并没有暴力与强制，教育本身就体现着非强制性的特征（指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而言）。每一段思想的宣讲，每一道习题的解答，每一次提问与对话、每一次批评与赞扬，它们在课堂中反复持续的过程内含着权力琐细致微的运作，同时也在日常教学的广泛互动中，在例行化的行为过程中，以及充分调节着行动过程的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中再生产着权力。支配的扩张正是借助于广泛的课堂情境中的互动过程，才能够贯穿于教学活动的时空路径之中。而作为时空伸延的结构化后果的内在于话语形式的支配结构，始终不能脱离那些似乎与权力的宏大战略并无关联的面对面的社会实践。应当看到，虽然课堂中的社会化深刻反映了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话语及其所包含的支配力量的战略运作，但学生作为能动者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话语权力的扩展性再生产离不开学生的能动作用在互动中的发挥（同样教师的能动作用也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化的深入，学生的主体意识与自主选择能力在不断提高。教育绝不只是单纯的灌输，权力也总是伴随着反抗的存在，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主体总是会对各种价值规范与知识内涵作出一定的选择。那种将教育视为是社会结构单方面地塑造与选择社会成员的观点，大大贬低了行动者所具有认知能力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同时作为主流话语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生的社会化，它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使着自身的话语权力，并通过学生的观念与行为进入到课堂之中，从而对主流话语的垄断地位产生不同程度的挑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化正在发展之中，各种形式的商业文化与亚文化对主流话语的价值与理想产生了冲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兴起的商业文化以其通俗、多变、新奇、刺激的特点对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它不仅可能占据青少年的课余时间，同时还以其所包含的对中心价值的解构，对终极向往的消解，以及鼓励对消遣欲望的无尽追求的特征，一定程度地威胁着课堂中主流话语所倡导的价值与理想。当许多学生的青春偶像已被歌星、影星、畅销书作家等角色加以充斥的时候，不能不让人疑问，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课本中所赞扬的英雄人物及其精神与理想是否还能够一如既往地去产生其社会教化的预期后果。除了商业文化之外，青少年的亚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许多亚文化形式并不具有负面成分，但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受到来自消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或某些反文化的影响，或者由于青少年群体可能存在的对成人控制的反动，使得某些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可能具有反主流文化的性质，对于具有此种亚文化特点的学生，主流话语往往受到很强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