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韩非子》第七篇《二柄》，题目为编者所加。“二柄”，即“刑德”，韩非子主张君主应该以奖赏和刑罚两种途径作为驾驭臣下的机要。
【原文】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①，二柄而已矣②。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③。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④，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⑤，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选自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第二《二柄》）
【注释】
①导，通“道”，由。②柄，权柄。③法家“刑德”之说与儒家有很大差别，具体内容见本文“扩展阅读”。④利，以……为利。⑤故，当为“乃”。据王引之说。
韩非子
【品读】
韩非子认为君主驾驭臣下有两种关键途径——“刑”和“德”，杀戮叫作“刑”，奖赏叫作“德”。在先秦时期，儒家关于人性问题就存在着争论，一种以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本善；另一种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性本恶。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大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继承了其师荀子关于人性本恶的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发展。趋利避害、喜赏畏罚，这是人类的天性，先秦儒家、墨家等学派都认识到了人性的这一特点，因此都赞同赏罚，但他们主张在治理天下时只能把赏罚放在辅助性的地位。唯独法家，在肯定人性喜赏畏罚的同时，强调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点，由此阐发出了一套运用刑赏进行治国的理论。
杀戮与奖赏，正如一手胡萝卜，一手拿大棒，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既慑于君主的威势又追求君主给予的奖励，以此来驾驭臣下，当无往而不利。“故世之奸臣则不然”，韩非子话锋一转，道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奸臣对自己所憎恶的人，能够借君主权力予以惩罚；对自己所喜爱的人，能够借君主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没有把赏罚的威严和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自己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施行赏罚的权臣而轻视君主，接下来必然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一旦百姓背离，那么国也就等于亡了。所以对君主来说，没有什么比失去臣民更可怕的事情了，而这祸害的起因，正是因为君主失去了刑赏大权。(www.xing528.com)
根据生活常识，人人都知道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失去爪牙让狗拥有，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制服。同样的道理，君主是要靠刑德并用来制服臣下的，如果他们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自然会被臣下所控制。
假如生活常识的分量还不够，就让我们再来看看史实。春秋时期，齐简公有个臣子叫田常，他一方面向君主请求爵禄，然后赐给群臣，在上层社会中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把粮食施舍给百姓，在下层社会中收买人心。于是齐简公便失去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简公因而遭到杀害。另一个故事也发生在春秋时期。宋国权臣子罕告诉宋桓侯说，因为百姓喜欢得到奖赏、憎恶刑罚，那么赏赐之事就由君王施行，刑罚之事请让他代为掌管。这样一来，百姓就会只记住君主的好处，而骂名却落在子罕身上。听起来这对于国君似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背后却是陷阱重重。宋桓侯的刑罚大权就此糊里糊涂地落入了花言巧语的子罕手中，最终，身为国君的宋桓侯迫于形势遭到子罕的挟制而无可奈何。
齐简公和宋桓侯的遭遇，对后世君主可谓是血淋淋的教训，但韩非子认为他们的遭遇还不是最惨的，对国君而言，最危险的情形就是在当下——田常仅仅掌握了奖赏大权，齐简公就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罚大权，宋桓侯就遭到了挟制。如今做臣下的如果统摄了奖赏和刑罚两种大权，那么他的君主将会遭受到比齐简公、宋桓侯更大的威胁。所以，韩非子认为君主一旦被挟制、被蒙蔽，同时失去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这样必定会导致危亡，古往今来没有例外。
【扩展阅读】
导言：与法家以“刑”“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不同，儒家虽然不排斥“刑”，但是以“德”“礼”为根本。在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看来，道德和礼教要比刑罚更适宜于治理国家，因为刑罚只能使民众不敢犯法，而德教的作用却是能够令民众以犯法为耻辱。
孔子
为 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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