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论与性善论-孟子伦理学说的重要观念》

仁义论之由来　仁义论与性善论同为孟子伦理学说重要之观念。固然仁义一语，及其思想之酝酿，在孟子以前。远者不论，近如孔子之仁是也。孔子虽提倡仁而未及义，然此不过其表面，实则孔子思想之自身，已含义之观念。何则，孔子之仁，早于其中含有义的实质矣。此观之《论语研究》之“仁论”，至为显然。

又曾子明明并称仁义，而以德为仁义之两面。其他于《易》之《说卦传》，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于《中庸》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于《老子》有“大道废有仁义”等句。虽《说卦传》及《老子》之文，多后儒之伪造，可置不问。而其思想之存在，则无毫发可疑之余地。况文字之记载，早显然诏示于吾人。故孟子之仁义说，可谓直接间接胎息于此者也。

虽然配仁以义，连带并称而为道德根本主义者，则始于孟子，此则不容忽视者也。

然则孟子特称仁义之理由何在？此可从下列诸方面观之。第一为豫防孔道之误解。即在孔子之仁以内，本含有义之观念。亦即对平等的爱，而含有差别的一面者也。彼在平日动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平等博爱有等视齐一之嫌。孟子为匡正其非，特揭孔子所未明言之义字，而以配仁，非无故也。

第二为与杨、墨之教示区别。彼时杨、墨之徒，一唱自爱，一唱兼爱，前者与义淆混，后者与仁等视，因而为破邪驱正、发挥圣道、始郑重而言仁义也。

第三为讲明君民关系及社会关系。盖当春秋末世，社会紊乱，邪说流行，君臣大义，殆将淹没于人寰。孟子为权利义务观念特强之人，不思坐视社会关系之紊乱及君臣名分之颓败，故积极提倡仁义而企图所以挽救之。

以上三者，为孟子唱道仁义之主旨。观其在齐在梁，所至论仁义之必要，而详其内容有以也。

仁义论　在阐明孟子仁义论内容之前，应先知孟子高唱仁义有如何之必要，此观于下列文义之记载而知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由是观之，仁义之道，其为预防争夺，增厚君民父子之情谊，明示死生义利之轻重，而为维持家国之要道，自不待言。

然则孟子之所谓仁义如何？孟子于此有种种之解释。其为譬喻之词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又就事实以申其义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其泛举人事而广其义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同前篇）又就人格而为具体之解释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同前篇）此外又言仁义之于人心，为先天固有，而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就上述文义观之，第一可知仁为德而义为本务。其理由：则以仁为安宅而为吾人之所依归，义为正路而为吾人之所率由故也，二者同为道德上之必要。固然，于某时机，虽仁亦非无义务之可言。何则，理想之性质为“当为”，当为者，纵为不完全的性质，而由绝对的见地论之，亦应认为义务故也。且此义同时亦可作一德目视之，如仁义礼智并称之义，即其例也，《中庸》“义者宜也”，亦是此义。孟子所言之仁义，其大体则以仁为德而以义作一种本务观，庶几近之。纲岛氏亦以“仁为德而义为义务。义务者，总之为反于不公平之行为而带公平正直之意者也”。（《春秋伦理思想史》）

第二，仁义为孟子道德说之理想，而亦为一种主义。何则，孟子之所谓仁，为慈爱及人，而义则使此行之即于正也。又爱为利他，以忘我为其本质，亦即以忘我为终境。故仁之本质，为平等的博爱，即孔子“四海皆兄弟”之意。虽然，就人生之实状言之，此不能为真实的状态。何则，人有远近亲疏之别者也。仅以仁为理想，往往忽视此点，而不能为充分之理想。弥此缺陷，惟义之原理足以济之。盖仁而正之以义，始为完全具足之德。孟子所谓“居仁由义，天下之事备矣”，是也。更换言之，则体仁义于身，道德的品性以完，此即孔子所谓“成仁”，而仁义之成为理想，其故亦不外是。

第三，孟子所谓仁义，于人生为固有。此征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之言而益信。而此与彼之性善论（四端扩充论）有最密接之关系。

第四，仁属感情的方面，而义属理论的方面。此于孟子“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之言而知之。盖仁以慈爱为本质，而义以公正为本质，其取义固自不同也。

要之孟子之仁义，一为人之安宅而一为人之正路，一为感情的道德而一为理论的本务，一以慈爱为主旨而一以公正为目的，此为道德之二大原则。从实践上言之，为道德的理想，实则谓为人性固有直觉的通则及观念，其近之矣。

补　《孟子之义》——纲岛荣一郎氏(www.xing528.com)

义为吾人应当践踏率由之正路，仁为德而义为义务。孟子之所谓义，即正事公道之意，盖指一切道德上之法则、义务而言之也。

孔子只言仁，孟子则更进而言义。此在社会风纪变迁上，当为较严峻之客观法则，防一时溃决人心必要之具乎。再就内容言之，可为一种正义权威不可瞻狗之尊严性，此与孔子伦理思想无关，为孟子特出思想放射之异彩。彼以义有自明的直觉性，离一切之理由条件，而以绝对的命令诏示于人，即彼之伦理上直觉论之由来也。

孟子以义为正路，乃吾人日常出入进退必由之坦途。假令得天下而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君子不为。又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故“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不从规矩、范驰驱，诡遇而得禽，射者御者弗为，况君子乎。

君子任如何志切行道，而决不为坏法枉道之行。枉尺直寻，尚为背义，焉有枉己而能正人者。“非其义，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又大人者，“言必信，行必果”。吾人不论结果实效之有无如何，惟以义而定从违。君子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由此思想推之，孟子之义，不恃任何理由根据，而推直觉的、绝对的，以努力实行道德上之法则为归，此亦得以义务视之。为义而不狗毫发之私，此思想于《孟子》一卷中，殆屡见不一见、而为最有光彩之部分。《春秋伦理思想史》译者按氏本段文义，杂采《孟子》，组织成文。

仁义与四端之关系　余意特设一项，究明仁义说与四端之关系。

依孟子之所见，则人性之善有四方面。即（一）恻隐之心；（二）羞恶之心；（三）辞让之心；（四）是非之心是也。此四心者，显之，为仁义礼知之端绪。故曰四端。然则此四端与仁义之关系如何？依余之解，所谓仁义，当然本此四端之心所发。又仁义为存养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所得之结果。换言之，扩充四端为仁义之二德。而仁义之中，其含有礼智之特质，又何待言。

由是观之，所谓仁义，其植基于性善说之中心思想四端说，益为明了。惟依朱子之解，则成为直觉说—固有说，依仁斋之解，则成为扩充说—实现说。

次之论究四端之心与仁义二德之本未关系。一言四德，知恻隐之心为仁，羞恶之心为义，辞让之心为礼，是非之心为智。由此以观二德，则仁非本于恻隐，辞让之心、义非本于羞恶、是非之心乎。固然有谓礼当属之于义而智当属之于仁者，此则均非确论，不过比较可为妥当之见而已。

权道论　孟子仁义说中，不可疏忽最后之一事，即关于权道之思想是也。然则权之意义如何？要之为破格之义，即不属于寻常事态时之义。换言之，为全大义而破小义，亦无不可。盖以义则丝毫不可有违，即若无例外之设，则依时地之限制，为小义而害大义，为义而害仁者，自属难免。而孟子之义，即认此义之通融性，故以权道名之。

此思想于下列文义表明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此以男女不亲授受为礼，违之则为不义，然而见嫂之溺而不以手援之者，殊非人情之常。盖以义言之，则有例外，故当嫂溺而以手援之者，乃权之所以破小义而完大义也。

但此权道，要惟限于破格时机而止，不能执为通行之常道。故孟子又有下列之语：“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此言援天下者必以经常之正道，非如救嫂之溺得凭一时应变之权宜也。

又孟子之权，此外尚有种种之说。观其对任人“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之问，而孟子答之，则以“礼食、亲迎、礼之轻者，与饥死而灭性、无妻而废人伦、食色之重者相比，则弃前者而取后”是也。（《告子下》）

然则孟子一面言“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同时于此而又认许权道，非思想上之矛盾乎？以意推之，若以孟子为直觉论者，则不能不为显然之矛盾。何则，若以仁义礼智为直觉的原理，定为各个独立之道，则取其一而弃其他，固尽人而知其非。然而孟子则竟为之。此即彼之取直觉论。而又趋向目的论之所以也。盖天下之事变无常，果其情有可原，则弃义而取仁，或弃小善而取大善，自当为世事人情之所许。此即以直觉论之立场，一变而为目的论之明证。观其论舜对其父瞽瞍杀人之例，而云：“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尽心上》）此为弃义（为政者之义务）而取仁（孝），即弃小善而取大善之明证。观此则彼之甘受直觉论与目的论弃取无常之非难，盖显然矣。

五伦说　孟子之论本务及德，有所谓五伦说。五伦说，为其本务论之一面，孟子则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当之。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从又一面观之，人类社会之生活关系，总之不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五形式，其必要之德，为亲、义、别、序、信，故曰五伦。此名称为孟子所特定。伦字从人从仑，仑为参差不齐之义，五伦即按五者之关系而应之以各个相当之道是也。

所当注意者，《论语》《中庸》皆以君臣之关系为最上位，而《孟子》则以父子之亲易之，此由孟子之民主思想而来。盖国家以民为本，民各有家，家以父子之关系为第一位，故人伦之关系，父子最先而君臣最后。尤其置父子关系于其他彝伦之上，此当为其轻视君臣关系之一点，反于孔子、子思之尊王主义而为孟子之民主主义，无俟赘言者也。

此外有以孟子仁义礼智之四德并信而以五常名之，此当属于德论之一面，是等之区分，殆由孔子之仁，曾子之仁义沿袭而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