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育哲学

我们对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39）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他众多学生的记述——其中主要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通过让别人参与对话，而不是通过写作的方式进行教学，学习教育学的学生大多会立即将他的名字与“苏格拉底方法”联系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在法律学校尤为流行，这种方法是以教师提出一个值得推敲的简单问题开始。例如，什么是真理？或者，正义意味着什么？当学生给出答案时，教师又提出另一个促使他/她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然后学生给出新答案。这一过程——也叫做解构盘问（destructive crossexamination）（反驳论证，elenchus）——一直延续着，直至教师或学生，或者师生都感觉到，这一分析已经走得太远他们无法控制为止。

下面选自《理想国》第一卷的一段简短对话，苏格拉底让普里马科斯认识到他先前关于正义的立场——我们应该对正义的人施善，对不正义之人施害——是错误的。苏格拉底这样开始辩论：

我们不再像开始时那么简单地说，对我们的朋友施善和对我们的敌人施害都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说，当我们的朋友为善时对朋友施善和当我们的敌人为恶时对敌人施害，这样做是正义的吗？

是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真理。

但是正义就该伤害任何人吗？

毫无疑问，他应该伤害那些既邪恶又与他为敌的人。

当马匹受到伤害时，它们是变好了还是变堕落了？

变堕落了。

也就是说，是马的良好质量堕落了，不是狗的良好质量堕落了？

是的，是马的良好质量堕落了。

狗是在狗的良好质量上堕落，而不是马的良好质量？

当然是。

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在人的适当的美德方面将不会堕落吗？

当然会。

那种人类的美德是正义吗？

肯定是。

那么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只好变成非正义的了？

是这种结果。

可是，乐手能够通过他的音乐让人变得不懂音乐吗？

当然不能。

骑手能够通过他的马术让人成为糟糕的骑手吗？

不可能。

正义能够通过公正让人变得非正义吗？或者，一般说来，善能通过美德让人变坏吗？

肯定不会。

还有，热能产生冷吗？

不能。

干燥能产生湿润吗？(www.xing528.com)

明显不能。

善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吧？

不会的。

正义是善吗？

当然是。

那么，伤害朋友或者其他人不是一个正义之人的行为，反过来说，谁是非正义的呢？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说得很对。

这一简短对话非常具有苏格拉底的特征。他主导着对话，并带领着听者。有时，他允许伙伴继续发表自己的言论，就像在后面与施莱西马科斯的对话那样。他很少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的伙伴（就像与施莱西马科斯的对话那样）。在大多数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个令人敬畏的老师——引导、质疑、提供信息（经常以问题的形式）、和缓地推动着他的听众，在发现他们的思考出现错误时也不那么温和。

我们许多人肯定对一部名叫“撒纸屑追踪游戏”（“The Paper Chase”）的老的电视系列片（一部旧电影）还很熟悉。在这部系列片中，那位头脑敏锐、脾气火爆的金斯菲尔德教授（professor Kingsfield）熟悉地运用着苏格拉底方法，让他的那帮学习法律的学生们感到恐怖。金斯菲尔德和苏格拉底有很多共同之处：聪明的才智、深邃的智慧、不时地运用讽刺、选择和探究真正重要问题的卓越技能。但是，金斯菲尔德对自己的学生拥有官方式的权力。他对学生的回答做出评判，如果他们对教授提出的问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法律学院的学业失败，甚至需要考虑改换专业。而苏格拉底则不同，他在各种不同的公共场所和个人家中与学生非正式地见面。参与者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的确，苏格拉底总是坚持说他没有教任何人任何东西，而且，他确实也不是一位职业教师，因为他从未向他的“学生”收取过任何费用。

作为职业教师，或者对于将要成为教师的学生来说，应该自问，是否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在现代课堂中运用苏格拉底方法。你甚至会考虑苏格拉底本人是否总是以你觉得合适的各种方式运用这一方法。他对学生的尊严表示了适当的尊重了吗？他时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或者看上去强加）给学生了吗？在其他学生面前无休止地盘问一名学生，这样做正确吗？（在什么意义上“正确”？）你能想出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几种对苏格拉底方法的变通方式吗？最后，如果你渴望成为一名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你必须做哪些准备？^[1]

我们可能会像苏格拉底本人一样，与其将这种方法看成是一种教学方法，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学习或探究的方法。苏格拉底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思想家，在第五章我们还会讨论他的质疑方法是批判性思维的一种方式。通常，苏格拉底是以一个问题开始论题，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转换至另一个问题。这或许因为他已经认识到，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是必要的，或者因为起初的问题对于他希望完成的论题而言，并没有表达清楚。

苏格拉底并不把这一方法用于琐碎的问题。他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感兴趣：我们如何才能发现真理？知道某事是何意？人类该如何生活？什么是恶？我们对国家负有什么义务？国家对我们负有什么责任？公正意味着什么？这里我们还要暂时回到苏格拉底与普里马科斯对话的内容。请注意，苏格拉底争辩说，一个正义的人不可能通过正义的行为把别人变得非正义，而且，如果我们认为伤害或损伤常常会“使一个人堕落”，结果他变得非正义，那么，一个正义的人就不应该伤害那些即便是邪恶的人。这一对话引出了数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应当捍卫具有惩罚性质的公正吗？应该如何界定伤害或损伤？（一个犯罪的儿童在受到惩罚时遭受到伤害或损伤了吗？）苏格拉底声称不能通过正义的行为把人变得不公正，他这样说对吗？

随着苏格拉底对这些使他着迷的问题的探讨，他后来不得不对某些人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提出批评，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显露出无知或明显邪恶的意图。他经常向学生和政客表露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分析表明，这就是你们真正需要做或为之奋斗的一切。要审慎考虑，因为如果你们沿用这种分析并加以理解，将会改变各种旧有的方式。那些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人将会做出正确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容许苏格拉底对国家和社会显赫人物进行批评，但是最终，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他被指控为不信奉国家神灵和腐蚀雅典青年。众所周知，尽管他对此做出了优雅的（并有些傲慢的）辩驳，他还是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2]

在教育哲学中，我们值得花上好几周时间，讨论苏格拉底的案件以及这一案件对当代教育有什么启示意义。若你以苏格拉底为楷模，将会与学生讨论那些极其敏感的问题。你会被允许这样做吗？学校或国家会禁止你讨论某些议题或者对苏格拉底不信奉国家神灵这一指控做出思考吗？今天，我们还能听到对公众人物的与此相类似的指控吗？幸运的是，在美国，我们并不会由于政治候选人或公众人物的错误的宗教信仰而判处他们死刑，我们也不会因为讨论创世论、进化论、性或共产主义而判处教师死刑。但是，在苏格拉底很久以前战斗过的战场上，在他为之而付出生命的事业中，今天人们确实仍然会因此而失去工作，有时甚至会被弄得声名狼藉。

在后面认识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两章中，我们将思考苏格拉底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这里我们简要地回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基本教育思想。下面的大部分思想都是柏拉图的，尽管他让苏格拉底说出了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学者们还不能完全确信，柏拉图作品中苏格拉底所说的思想哪些是苏格拉底自己的，哪些是柏拉图的。下面，我将谈一谈柏拉图。

柏拉图不仅探讨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国家的全部职能等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而且，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即理想国，借以说明他的信念和原则。《理想国》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教育问题的。^[3]柏拉图认为，学生应该根据其能力而受到教育——他们不应该都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教育应适合不同的儿童。20世纪伟大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满怀钦佩地谈及柏拉图的这一敏锐观察。然而，他认为柏拉图将人类必然地分成三种层次，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是错误的。杜威要求教育要适合每一个儿童，而且，杜威反对教育计划的等级类型，与柏拉图不同，杜威不愿表明某种类型的教育比另一种更好或更高级。

柏拉图对工人和工匠、卫兵（士兵）和统治者（卫兵阶层的上一个阶层）提出了特殊的教育。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第一阶层在具体的职业中得到很好的训练，以便鞋有人做、庄稼有人照料。第二阶层，拥有天生的体力和魂魄，将接受专业水平的身体和道德训练。柏拉图把贵族的助手或士兵描绘成在哲学、魂魄、敏捷和力量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最后，未来的统治者将在哲学、数学、文学和历史方面受到细致入微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在正常的教育年限之后将一直延续。

柏拉图的教育模式是“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t）”——一种旨在培养有能力的成人以满足国家的需要的模式。在勾勒理想国的过程中，柏拉图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当时或许认为——正如后来杜威所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教育者可以培养出既能自我实现又对国家有用的人。但是，柏拉图对于美好的生活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实现”却有着明确所指。只有那些拥有闲暇时间，能够进行长久而深邃思考的、终其一生学习的人，才能参与真正的美好生活。沉思的生活和美好的生活密切相连。因为柏拉图认为，芸芸众生中仅有一部分人才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沉思，并且，必须有人去做社会中的体力劳动，所以，正义要求学生准备去做与他们自身能力相一致的工作。

正如杜威后来所论证的那样，在极其不同的职业中，人们可以展示出真正的人性，柏拉图却未指出这一点。仅有少数人才能得到显赫的地位，通过自己的才智，这些少数人享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力。所有的儿童都被赋予机会以展示他们的才能，他们逐渐地被分选出来。对于柏拉图来说，他认为这样的一种安排才是公正的。在当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这种思路依然强烈。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一种标示为高工资和高声望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所有的儿童都将被给予机会，学习为他们将来过上这样一种生活而做准备的课程。如果他们在这些机会中失败了，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对公正的违背。

至少可以有三种方式对柏拉图的教育公正概念进行辩驳。其一是假设美好生活有大量的典范——以反驳柏拉图的单一模式或者其他任何单一的理想模式。其二是坚信公正并不能通过平等的机会而得以实现，公正必须产生平等的结果。第三种方式在今天十分流行，就是否认儿童在教育意义上的差别——坚信“所有的儿童都能学习”学校安排给他们的任何学习内容。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会再次讨论这几种方式的可能性。

简·罗兰·马丁（Jane Roland Martin）批评柏拉图忽视了社会再生产任务，她对柏拉图提出了另一种反驳的观点。^[4]对马丁来说，“再生产”过程是女性参与其中的传统过程：抚养子女、做家务活、照看病人和老人等。柏拉图大量地谈及儿童的教育，但对孩子每日的照顾却提得很少。他的确说过，统治阶层的成员应该免于所有这类事务的纷扰——他们的确不建立家庭，只是群婚（communal marriages）而已。群婚将繁衍出优育的后代，这些孩子也将由其他人共同抚养。没有对家庭和个人财产的依恋，士兵们能更好地将他们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履行之中。

马丁抱怨说，尽管柏拉图（让苏格拉底作为他的发言人）建议应该允许女性成为士兵（在他的时代这是一条惊人的建议），但是为充当这些角色而挑选出来的女性，在本质上已无性别取向（sexless）。她们以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方式接受教育。在教育中，没有任何对家和家庭生活的考虑，一切东西均来自于对公共生活的考虑——一种传统的男性模式。马丁辩解说，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如果他们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包括两性教育传统中最好和最有意义的特征。要建立这样一种模式，需要对两性的传统做出分析和评价，而且很有可能需要教育的根本转型。坚持在挑选士兵时应不分性别，柏拉图在这一点上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的教育模式却暗含了男性生活的优越性和期望。

2000多年来，柏拉图所描述的教育的基本要素一直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核心。文学、历史、数学和哲学（在柏拉图时代，哲学包括处于次一等级的自然科学）今天依然构成了学术课程的中坚。当代一些教育哲学家对于传统学科作为中等教育学校课程的核心提出了质疑，在后面的几章里我们将要看一看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5]现在，我们来审视教育哲学家如何批评柏拉图的课程。首先，我们或许要对柏拉图关于教育的种种建议对当今学校的适切性提出质疑。其次，我们或许要问：即使对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柏拉图的教育处方是否有效？他的大多数建议是建立在对战争和勇士的颂扬基础之上的。假如雅典人不那么热衷于战争，假如他们对雅典的爱不那么偏狭，他们的国家或许能延续得更长久？他的建议中，哪些更具体地指向成功军事战役的指挥和勇士的培养？我们的课程中是否有与此相同的目标？这一目的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

这里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简短的讨论有几个目的。我们已经看出，教育哲学中的某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哲学家和教育家，就像它们一直吸引着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已经意识到，那些坚持提出敏感问题的优秀教师有可能被当局指控为腐蚀青年。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已引导着我们去提出关于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的目的、传统课程的性别歧视特征、传统课程之于当今学生的智慧、运用（或修正）苏格拉底方法的可能性等一系列问题。在教育哲学课程结束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很可能仍与我们同在。像苏格拉底那样，我们不愿声称我们知道什么（know），但是，当我们在听到无稽之谈时，我们应更有能力识别和抛弃它，并能提出与合理的分析相协调的各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