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迁和水利开发的历史过程

黄淮海平原上分布着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黄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历史上它的下游曾发生过多次大小规模不等的决溢改道，北侵海河，南夺淮河，在辽阔的黄淮海平原上留下它变迁的历史痕迹。黄河下游的决溢改道不仅对这一地区的环境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这一地区的区域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贾让在“治河三策”中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1］。可见在此以前，黄河下游是不筑堤的。由于没有堤防，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每隔一个时期，免不了要改道，情况颇似近代不筑堤的河口三角洲地区［2］。当时的黄淮海平原是川流交错，泽薮成片，地势卑下，水潦充斥［3］。原始农业仅在山地平原之交的地区和平原上的一些丘陵冈阜上发展。由于当时淤积年限较短，黄淮海平原的地貌与现在相比差异大，平原上有许多丘陵冈阜，远古居民选择这些丘陵冈阜作为居地，在附近薮泽中从事采集和渔猎，并在与洪水的斗争中不断垦辟出农田，进一步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济活动。

夏商两朝都曾以黄淮海平原为其活动地域，但从开发的程度看还是极其有限的。如夏后相曾建都帝丘（在今濮阳西南），季杼曾建都老丘（在开封县陈留城北），反映当时夏朝的都城仍离不开“丘”地。又如商，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凡五迁，尽管史学家对商朝人多次迁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总反映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大，否则，不能那样迁徙不定。盘庚迁殷后，商朝的都城基本上稳定下来，不像以前那样迁徙不定，反映农业在经济比重中逐渐占优势，但商朝后期的都城殷（在今安阳市小屯村）和沫（在今淇县），仍处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西周初期分封诸侯，有不少封国散布在黄淮海平原的中部和南部，这些封国对尔后的地区开发起着相当的作用。春秋初期，处在平原中部、南部的宋（建都商丘——在今商丘），卫（初建都朝歌——在今淇县，后迁楚丘——在今滑县东，又迁帝丘），郑（建都新郑——在今新郑），陈（建都宛丘——在今淮阳），蔡（建都上蔡——在今上蔡，后多次迁都）等国的势力都有所发展，平原周围的晋、齐、楚等国的势力亦进入平原，在此形势下，黄淮海平原的开发较前有所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在丘陵冈阜上，处于这些丘陵冈阜上的城邑有所发展，有的成为诸侯的国都；有的成为诸侯大夫的采邑。至于低洼地带，因易受水患，在开发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春秋前期，燕、齐之间，相当于今德州以北的地区，有大片隙地，以至当燕庄公送北伐山戎的齐桓公回国时，竟误入齐国国境而不觉察［4］。春秋末期，宋、郑之间，仍有隙地六邑［5］。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还有不少的地方没有开发。

战国时代，由于铁制生产工具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也相应有所发展，交通的发达、城市的兴起，使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从而使黄淮海平原的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生产力的大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使从事较大规模的工程成为可能，而大量的铁制工具又为大规模的施工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遂出现于平原之上。

黄河下游堤防的系统修建，是从战国开始的。贾让在“治河三策”中说：“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1］。从人类改造自然或水利工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堤防的系统修建，无疑是一大进步。采用筑堤的办法，防御水患，并逐步排去水泽，发展农业。随着耕地的不断扩大，定居的人民不断增加，遂形成聚落。当时分属齐、赵、魏等国的黄河下游地区就是这样开发的。

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条件。虽然在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今鱼台和定陶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联结泗水与济水，这就是“通于商鲁之间”的菏水［6］，但影响不大。魏惠王十年（前361年），魏国开凿鸿沟，自今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联结济、濮、汴、濉、颍、涡、汝、泗、菏等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鸿沟水系主要是为了航运，但也有灌溉之利［7］，它还促进沿运河城市的繁荣，位于济水，菏水交会处的陶（今定陶），沙水别出鸿沟处的陈（今淮阳），濉水岸边的睢阳（今商丘），丹水和泗水交会处的彭城（今徐州），以及大梁（今开封）等，都成为当时的大都会［8］。因此，鸿沟的开凿及其水系的形成，对黄淮平原的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灌溉渠系工程建设。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西门豹为邺（在今临漳西南40里处）令，在今磁县，临漳一带，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9］，这就是著名的漳水十二渠。漳水是一条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十二渠开通后，既可引水灌田洗碱改良土壤，又能增加土质的肥力。邺地原来土质盐碱，产量很低，引漳水灌田之后，产量大大提高［10］，从而使邺成为河内最富庶的地区。

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片未经开垦的荒野被辟为肥沃的农田，给原有的森林和草原带来影响。平原中部的魏国已是“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11］。平原南部已是“宋无长木”［12］。平原北部的开发，虽较中部、南部为差，但也有所发展，如地处陂泽的督亢（在今涿县东，跨涿县、固安、新城等县界）也被垦殖为燕国著名富饶地带。又如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的邯郸（在今邯郸西南）、中山（在今定县）、涿（在今涿县）、蓟（在今北京市广安门一带）也都成为一方的都会［13］。

秦末及楚汉之际，黄淮海平原的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西汉的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西汉初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14］。到了西汉中期，一般每年漕运关东谷400万石（汉代1石合今20升）至关中［15］。上述这些漕粮，主要来自黄淮海平原。漕粮的增加反映了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近人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字作不完全的统计，当时黄淮海平原地区设有24个郡（国），下辖396个县（包括侯国），户口数有4514796户，21379770口。这一地区的郡国县邑约占全国总数的1/4，户口数则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3，而土地面积还不到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0^[2]。尤其是平原中部地方，据近人推算，济阴郡（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菏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河南濮城地区）每平方公里达261.59人，是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他如东郡（辖境相当今于山东东阿、梁山以西，山东郓城、东明、河南范县，长垣北部以北，河南延津以东，山东荏平，冠县、河南清丰，濮阳、滑县以南）每平方公里为123.29人；陈留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东至民权、宁陵，西至开封、尉氏、北至延津、长垣，南至杞县、睢县地）每平方公里为124.71人；颍川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以北）每平方公里为192.06人^[3]，在全国都是较高的。人口的密集反映了黄淮海平原当时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当然，也出现由于人口增长而感到耕地不足的现象，如东汉崔实《政论》上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https://www.xing528.com)

从西汉以来，随着黄河中游地区人口的增长，农业经济的发展，天然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重［16］；而下游筑堤以后，泥沙被约束沉积在堤内，河槽淤积加快，不久河槽便高出两岸地面，逐渐成为“悬河”（地上河），对两岸的威胁日益加重，决溢后造成的危害也较大，给堵复亦增添困难，改徙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因此，西汉中后期及东汉前期，黄河多次决溢，给黄淮海平原的开发带来不利的影响。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治河，采取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设置水门等措施；加以从东汉以迄魏晋南北朝，黄河中游地区因西北各族的迁入，大片耕地由农转牧，植被情况可能得到一定的改善，水土流失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相应的延缓了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因而出现了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17］，从而为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黄淮海平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魏晋南北朝这一长达三百七十余年的长期分裂时期内，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黄淮海平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的经济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在恢复，在向前发展的。至于某一阶段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则表现得更为显著。如曹魏时期在黄淮平原开置屯田，兴修水利，从而使这里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农业区，出现“自寿春（在今寿县）到京师（指洛阳），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18］的繁荣景象。又如曹操进攻袁氏，经营河北，开凿白沟、利漕、平虏、泉州诸渠，沟通黄河、海河，滦河三个水系［19］，对河北平原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河北平原蚕桑事业的发展。西晋左思在《魏都赋》说：“锦绣襄邑（在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在今河南淇县），绵纩房子（在今河北高邑西南），缣总清河（在今河北清河东南）”［20］。除襄邑以外，其余三地均在河北平原，反映当时这一带纺织业的发达。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纺织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北魏统一北方后，河北平原的纺织业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河北的冀（州治在今河北冀县）、定（州治在今河北定县）两州就曾被北魏政府列为征绢的地区，一年之中便征到绢30万匹以上，绢的数目相当可观，因之，北魏统治者认为“国之资储、唯藉河北”［21］。北齐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可见纺织业相当发达。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自河以北，大家所收的桑椹就不下百石，少者也有数十斛。以百石计算桑椹的数量，充分反映蚕桑事业的发展。

随着北朝均田制的实施，直至唐朝安史之乱以前，黄淮海平原地区的经济一直是处于发展之中。隋代，开凿了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和由黄河北通涿郡（郡治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隅）的永济渠；唐代前期在黄淮平原和河北平原上还修了不少水利工程［22］，对地区开发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天宝初年，唐朝各道正仓所储，以河南道（约当今山东、河南两省黄河故道以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为最多，达580余万石（唐代1石合今60升）。河北道（约相当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大部及山东、河南古黄河以北地区）也接近200万石。义仓所储，超过1000万石的仅河北、河南两道［23］。从以上的储粮情况，可以反映出当时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发达的情况。

安史之乱，黄淮海平原遭受严重的破坏，尔后，藩镇割据，生产停滞，经济萧条，遂不再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北宋统一中国后，建都汴梁（今开封市），在此政治形势影响下，黄淮海平原的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与发展。北宋初年，在何承矩等人的建议下，兴建塘泺，利用白沟河（拒马河）与今白洋淀，直到文安洼一带的湖泊，洼地，形成一道“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广阔水带，既可以作为军事防线以限契丹戎马之足，又有利于发展水稻和水产［24］。北宋中期，在王安石变法的形势影响下，利用黄河、滹沱河等含沙量较多的河流淤灌，改良盐碱地，收到一定的成效［25］。

自隋唐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中游的川原荒坡被垦辟殆尽，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黄河下游河床愈填愈高，决溢改道之祸也越闹越凶；加以唐末五代“汴晋之争”时，为了对付沙陀族的骑兵，朱温及梁方将领曾三次决河，以水代兵，造成严重的河患［26］。北宋时期，黄河的决徙十分频繁，灾害大大超过前代，当时治河又无长策，而且还夹入政治派系斗争的成见，因此，迄无成效。南宋初年，宋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在今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西挖开河堤，黄河南徙，河道散乱，金人认为黄河南行对其有利，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防治不够重视，因而河患更加严重［27］，对黄淮平原的开发带来不利的影响。

元朝建都大都（在今北京），需要运输江南的粮食，解决供应问题。最初，因南北大运河未修通，运粮采用水陆联运，从杭州开始，经江南运河，在丹徒（今镇江）过长江后，再沿扬州运河，在淮安北面进入黄河，逆流而上，到封丘西南的中滦镇，陆运到淇县东南的淇门镇入御河，再由御河到通州。然后再陆运到大都。至元二十年（1283年），修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达东平之安山（今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修会通河，南至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到临清入御河。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修成通惠河，解决了通州与大都的漕运［28］，形成了一条南北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促进了黄淮海平原，尤其是运河沿线地区的开发，但却给以后明清的治河增添了困难。此外，这一时期棉花引种成功，代替了衰落的蚕桑业，黄淮海平原遂成为重要的产棉区［29］。

明清时期，我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整个社会呈现停滞状态，黄淮海平原的情况亦是如此。潘季驯、靳辅等人在治黄方面虽取得一些成效，但治黄是为了保运，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河患仍很严重。明清两代继元朝之后建都北京，都很重视畿辅地区的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稻田。但由于水源不足，农业生产常和漕运发生矛盾，故收效不大［29］。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日益衰退，黄淮海平原也成为一个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地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此，这一地区的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