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教育改革中的社会重要性

陈独秀重视教育，并做出不少成果。1902年，陈独秀编著《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作为当时的小学地理课教本，署名“皖怀陈乾生重辅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就第二次印刷。可见当时这本书是适应社会变化，受到欢迎的。1904到1914年，他编著的书稿主要有《新体英文教科书》《字义类例》等。

陈独秀在日留学期间，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观念，在读到日本学校的教科书后，便想着改编以为中国人所用。1913年出版的《新体英文教科书》就是陈独秀在日本学习英文时“损益”的成果。对此，陈独秀介绍说，《英文法程及译本》“解释文法过程过略”，而《正则英语教科书》“又失之烦琐破碎，兹据《正则》最近改编之本，就吾国教学英文之习惯而损益之”。可见，《新体英文教科书》是陈独秀迎合时代要求所做的改编。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失败后，1914年7月，陈独秀最后一次东渡日本，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以民主和人权判断国家的价值，文笔洗练，观点犀利，反响极大。

亲身实践，不断探索，践行自身思想，是陈独秀一贯的作风，对比之前，陈独秀的教育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更具现实可行性。

陈独秀认为，教育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必需品，是当时中国的“命脉所在”，能“发展人间身心所长而去其短”，亦是国人“智慧的源泉”。纵观陈独秀此一时期的教育实践和探索活动，可见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注释】

[1]《陈独秀评论选编》上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https://www.xing528.com)

[2]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3]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4]常恒芳：《石烈士动武传》，《安徽文献》1948年第5期。

[5]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6]沈寂：《陈独秀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