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陈独秀居住石墙院期间，酷暑难当，加之住所条件简陋，身体状况不佳，在邓蟾秋和邓燮康的帮助下，陈独秀搬至白沙镇的黑石山上。黑石山风景秀丽，是夏季避暑的好地方，当地有名的聚奎中学也设在此地。居住黑石山期间，陈独秀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的邀请，在鹤年堂给全体学生作了题目为《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的演讲。
演讲当天，陈独秀穿着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衣着简朴。他面容清瘦，颧骨突出，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不乏当年革命家的气魄。演讲时，陈独秀就像一位私塾老先生，背微驼，倒背着双手踱步，操着一口安徽方言，慢条斯理地讲着，学者风度十足。演讲中，陈独秀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仿佛拉家常般，循循善诱地教导着学生。此时的陈独秀，经过时间的洗礼，心态已相当平和。
在聚奎中学的讲演大约四十分钟，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陈独秀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又谈东洋日本想霸占中国，主张全国人民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完毕后，学生分立两旁热烈鼓掌，陈独秀则对学生点头微笑，显得十分友好。在周校长陪同下，陈独秀微笑着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陈独秀笑答：“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演讲那日，时值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同时也是邓蟾秋七十大寿，陈独秀便被邀请题字留念。推辞不过，陈独秀挥毫写下两幅篆字赠予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后被刻在黑石山噶嘴石上；一是“寿考作仁”，后被刻在黑石山团石包上。在邓蟾秋的祝寿晚宴上，陈独秀赞扬邓蟾秋疏财办学的行为，表达了对邓蟾秋的敬佩之意。陈独秀说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六十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
移居江津后，陈独秀表面看似行动自由，其实暗中处处受国民党的监视。当时的江津县长曾对龚灿滨（系北大毕业生）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派人来监视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来问问。”据王葆斋生前所谈，他曾和章士钊相约去江津看陈独秀。事先由章士钊找了蒋介石侍从，取得同意后，才去往江津。到达江津与陈独秀晤谈后，章士钊、王葆斋起身离开之际，考虑到自己的处境，陈独秀仅送几步便不再相送，并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晚年的陈独秀，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当时与陈独秀交往的除台静农、包惠僧、高语罕等好友外，还有邓蟾秋、邓燮康、邓仲纯、邓季宣等。
蛰居江津的陈独秀疾病缠身，与潘兰珍相依为命。他平时社交极少，更是深居简出，生活上十分清苦。陈独秀的经济来源除少量的稿费外，主要是靠北大同学会和好友的救济，如遇疾病，更是捉襟见肘。据包惠僧回忆说：
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2](www.xing528.com)
陈独秀晚年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他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资助，坚持自食其力，保持了知识分子一贯的高尚品格。比如，任卓宣曾向陈独秀汇寄二百元，但汇去后不久，便被陈独秀退回；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曾赠给陈独秀五千元，但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为由予以拒绝。郑学稼后来在回忆晚年陈独秀时感慨道：“他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根本无富贵之意——可为我的模范，就为这一点，我尊敬他。”
“悠悠道途上，白发染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是陈独秀作于1938年深秋的诗，末两句“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正是他直抒胸臆之词，也是他磊落胸怀和铮铮铁骨的写照。是年陈独秀已白发染尘五十九岁，开始他一生中悲惨的江津四年生活。然而，他却还能冷察时势，傲然于世，不理会实已“卧病山中生事微”的窘迫。
生活的艰苦和精神的苦闷，使陈独秀的身体愈加衰弱。1942年5月27日晚上9时许，陈独秀辞世。
【注释】
[1]叶尚志：《陈诗漫话——〈陈独秀诗存〉代序》，《陈独秀诗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