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其众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
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形成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大有不保之势。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
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主导维新变法之业。很明显，两个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这就让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这时，梁启超提出以光绪皇帝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虽然他们表面上表示同意了，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给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梁启超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开始为之积极奔走，发挥他的特点，展现他主编的卓越才华，大造革命舆论。
早在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鼓动民众，热情赞扬革命。对于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低下，梁启超提出了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都没有引起康有为的正视，没有人会想到，就是因为这些细节，最终酿成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而“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
梁启超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办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可见，对于起义之事情，梁启超一直都是非常担心的。同时，这次起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保皇会澳门总会办事拖沓也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遂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
在信中梁启超建议设立一个总理，总持各项事务。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立一个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也正是为了起义的需要。他一直都注重培养专业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圭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军事领导人物。(www.xing528.com)
唐才常回国后，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后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口号为“救国自立”，争取多方面人士的支持。
自立会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以自立会会党为基础，用来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江湖上名声极盛的张耀廷、刘传福等人为正龙头，康有为、唐才常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被列为副龙头，而梁启超、林锡圭为总堂，地位又较次之。
可能是由于自立会以康、梁、唐、林为骨干，所以他们在组织运转中的权力并不小。由于原维新派前辈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所以，自立会一方面接受梁启超和康有为的领导，一方面又拥戴孙中山。
1900年7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自立会同志倡议邀结社会名流与会党首领设立“国会”，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不久，80多人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汇聚一堂，召开“中国议会”，并推举容闳担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
随后，容闳作了演说，宣讲了宗旨。他声如洪钟，听者无不激情高涨，掌声雷鸣。三日后，“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完善机构，任命人事，真正开始其指导勤王运动的性命。
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后的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
当时，唐才常统帅中军驻扎汉口，另有几支武装分驻安庆、大通、常德、新堤，号称10万，准备于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一并起义，直挥京师，以求推翻清廷。
为了有效地指挥起义，从檀香山刚刚回到日本的梁启超，仅作稍稍停顿，便赶往上海，准备亲临督战。
踏上回国的轮船，梁启超早已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但海鸥的一飞冲天，也会让他心中充满对起义胜利的憧憬。同时，淡淡的隐忧也弥漫在他的心头，军士的过于自信，组织的混乱，联络不畅，还有最重要的军饷问题，一件又一件事情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对起义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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