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广州的仲秋还是异常炎热。
这一天早晨，太阳才爬起一竿子高，就已经把刚才还稍有丝丝凉意的广州晒得暖融融的。坐落在越秀山上的学海堂的大门才刚刚打开，两个年轻学子便匆匆跨出门槛，他们寻了一条下山的小路，迅速走进了浓郁的绿荫之中。
走在前面的一个年龄稍长，约莫二十一二岁，他神色专注，步子不紧不慢，浑身透出一股持事稳重的性格，他就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陈千秋，字礼吉，又字通父、通甫。别看陈千秋才二十出头，但在同龄学子中却是以读书甚多、治学严谨而为人称道。他擅长经学及辞章考据之学，尤其对历朝掌故素有研究。平日他寡言少语，然语出必有令同伴惊叹折服之处，故在学海堂的同学诸生中常被人尊为兄长。
与他为伴的是他的同窗好友梁启超。他小陈千秋4岁，长得浓眉大眼，炯炯有神的双目充满着自信，其中也不乏年轻自负的得意。这位来自南国水乡的年轻人，别看才17岁，却已经是一位举人了。怪不得他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负。当然他也想学着陈千秋，极力表现出老成稳重的样子，却怎么也掩饰不了那满脸的稚气。其行路也不似陈千秋那么专注，而是左顾右盼，时时因好奇周围的景色而放慢了脚步，待前面的陈千秋回头催促，他才紧走几步跟上来。
梁启超，字卓如，出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的茶坑村。这是中国南端濒临南海的一个水乡之村，据梁启超自己介绍，此地“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1]。这是一个古朴、封闭、缺少生机的小乡村。但是当梁启超降临这个世界之时，这个小乡村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社会一样，已经处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光照之下了，只是此地的人们对这一趋势并无任何察觉而已。30年后，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作了耐人寻味的强调，他说：“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2]
梁启超对其出生时代背景的强调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所出生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动荡、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时代。鸦片战争的爆发，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卷入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大潮之中。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更促使清廷中的一部分官僚被迫树起了办洋务的大旗，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社会从此走上了近代改革的不归之路。这是一个呼唤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只要你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只要你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你就能脱颖而出。
梁启超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时代。如果不是如此，他也可能如同他的祖辈那样，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联系甚少的水乡之村永远地生活下去。梁启超的先世乃福州人，宋末遭亡国之祸乱，由福州迁徙至广东南雄，明末又因同样的缘故迁往新会，从此定居。数百年来其祖先在这个偏远之乡且耕且读，祖祖辈辈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直到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经过多年的奋斗，才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虽然这在茶坑村已算得上个人物了，但家境依然清贫。家中藏书只有一套《史记》和一套《纲鉴易知录》，后来有人送给他父亲一套《汉书》和一套姚氏《古文辞类纂》，这就是梁启超幼年所能读到的全部书籍了。
当然，在梁启超的童年时代，近代社会变革的潮流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家乡。尽管鸦片战争至此已有三十几年了，尽管洋务运动也已有十几年的经历了，梁启超谓其“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3]，就可看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缓慢与艰难。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也未能超脱传统教育的窠臼。6岁时，梁启超已读完了“四书”与《诗经》。6岁后，随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明，很得长辈嘉许。有一天一客人到访，梁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欲试一试他的聪明如何，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梁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使客人大为称赞。10岁时他父亲的朋友以“推车过小陌”要他对，他马上对以“策马入长安”[4]。
在传统教育制度之下，10岁的梁启超别无选择地走上了科举之路。所不同的是，梁启超自幼机敏过人，才华卓群，12岁时，梁启超二赴广州，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对其大为赏识，他特地将梁启超等几个年龄较小的秀才留下“试以文艺”，独梁启超对答如流，极少差错，更使叶大焯大为叹服。梁启超乘机跪倒在地，大着胆子向学政请求：“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5]叶大焯当场应允，写下一篇长长的祝寿文。梁启超将这位三品大官的祝寿文带回地处偏僻的家乡，给梁氏家族带来了何等的风光。梁启超更是得意非凡，他终于没有辜负祖辈的期望。要知道，12岁还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可梁启超却已在科举路上初试锋芒，崭露头角了。
考中秀才的第二年（1885），梁启超赴广州求学。他先是拜师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并开始尝试参加学海堂的季课。学海堂有广东最高学府之称，为当年两广总督阮元于道光年间所办。学海堂之学风，重考据而不尚制艺，重读书而不重考试。其考试采季课而不采月课，季课向全社会公开试题而不关门考试，所以对推动广东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梁启超在学海堂季课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训诂之学，对帖括制艺开始产生厌弃之情。他尽情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涉猎古典经籍，眼界大开。每次季考，梁启超都以优异成绩获得学海堂的奖学金。16岁时，他已取得学海堂的正班生资格，并且成为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的外院生。
经过近5年的苦读，梁启超的学海生涯再上一个台阶。17岁那年，广东举行乡试，梁启超欣然应考，以第8名的成绩中举人。当时任主考官的刑部侍郎李端棻十分赞赏梁启超的才华，当场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双喜临门，前程似锦，按科举时代所昭示给年轻人的目标，梁启超的登攀只剩下会试和殿试两个台阶了。
对此，梁启超当然是十分得意。尽管他的家族祖祖辈辈与清贫为伍，但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人生信念一直渗透在他祖先的血液之中。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中了秀才之后，这种愿望便更为强烈了。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一生勤奋，刻苦攻读，但于科场却屡屡失意。在他绝意仕途之际，他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长子梁启超的身上了。梁宝瑛一向视梁启超为奇才，祖父梁维清更是把他看作梁氏家门重振的希望。母亲赵氏出身书香之家，粗通诗书，她含辛茹苦，将全部的爱和希望也都倾注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的少年中举给了梁氏家族以巨大的慰藉！
但是，在梁启超的理想中，并非只有“科名”，传统教育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在梁启超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幼年的梁启超从家庭中所获得的文化知识恐怕是极有限的，但父辈们所教导的为人志向和品格却给幼小的梁启超以深刻影响。梁维清注重宋明理学家提倡的“义理名节之教”，以之作为教育子孙立身处世之根本。他“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6]，每逢上元佳节，他总要带着子孙游览历史古迹，现场施教。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写道：(www.xing528.com)
吾乡有一庙宇，中藏古画四十八幅……写历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灯节辄悬之以供众览……上元佳节，祖父每携诸孙入庙，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而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高祖毅轩之墓在崖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途次一岩石突出于海中，土人名之奇石，高数丈，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大字。……舟行往返，祖父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7]
父辈们的教诲，使梁启超自幼便对宋元以后民族危亡的历史掌故十分熟悉，也养成了他关心国事、忧虑民生的情怀，萌发起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梁宝瑛教子也极为严格，他常常告诫梁启超，为学与做人要“严其格以自绳”。梁启超言语举动稍有不慎，便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8]梁启超的母亲温良之德，全乡皆知，多少年后，梁启超还清楚地记得6岁时曾因说谎而被母亲力鞭十数的情景。当时母亲气愤地告诫他说：“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其母亲接着说：“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成年后的梁启超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这次教育，他深情地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9]亲人们的期待与教诲，点点滴滴，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梁启超的心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渴望，就这样交织在梁启超的理想中。
正因为此，少年梁启超好学，多思，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家中清贫无书可读，梁启超整天翻阅的就是一本《史记》，最后竟能背出十之八九。考中秀才之前，他眼界狭窄，以为天地之间于帖括之外便无所谓学问，因此便整日治帖括，练时文。然一旦进入广州学海堂，接触了汉学，梁启超便立即舍帖括而事训诂，认为天地间除训诂词章之外便无所谓学问，于是发愤苦读，学识大进。尽管他在科举道路上春风得意，但他对近代中国动荡的命运也同样寄予了深切关注。他求学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地，变幻莫测的近代风云时时扰乱他平静的求学心境。梁启超自己也说：“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悚于中外强弱之迹。”[10]从他在学问追求中的不断转换方向，便可看出一颗不平的心在躁动。
光绪十六年（1890），梁启超18岁。这年春天入京师参加会试，他得以接触更多的京师要闻，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更为深重了。国家的出路何在？民族的前途何在？年轻的梁启超十分茫然。返粤时取道上海，他十分留意的是关于西学的书籍，从书坊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又接触到上海制造局所译西方书籍，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方知天地之大，学问之广，求知的欲望更为强烈。梁启超正是在这样不懈的追求中成长，正是在不断否定旧我和不断更新自我中走向成熟。
今天梁启超随陈千秋下山，是要去拜访陈千秋所推崇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平日里十分钦服陈千秋，这位兄长在学问上对梁启超“辅益之者良厚”。梁启超得知陈千秋于今春师事了康有为，又听陈千秋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11]这使梁启超对康有为产生了好奇之心。在陈千秋的怂恿下，他同意下山去见识见识这位康有为。
回顾这一切，梁启超更是神态潇洒，后面下山的路几乎是他拉着陈千秋跑下来的。下得山来，他们穿过几条小巷，便折进了布政司前的惠爱街。这是一条由长石条铺就的小巷。小巷不是很宽，却整洁安静，两旁的房屋和院墙排列得整齐端庄，一看就知道这里的居民多少都是有点身份的。梁启超轻快地走在这条光滑平整的石街上，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人生道路将在这里面临转折。
他们在一幢石屋前停下，陈千秋敲门之后，便恭敬地站立一旁。梁启超则好奇地抬头看了看石屋正门上方的四个大字：云衢书屋。
开门的正是云衢书屋的主人康有为。梁启超好奇地打量着面前这位敢于向皇帝上书的一介秀才。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身材适中，面容清峻，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自信的神采。他说话声音洪亮，语速不紧不慢，待人不亢不卑却不乏真诚。然而，当双方施礼坐定之后，梁启超才真正领略到了康有为的魅力。康有为以那大海潮般的声音，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将梁启超奉为神圣的旧学体系批驳得体无完肤。梁启超开始还竭力争辩，后来则完全无力招架了，他只有静静地听着和看着。说到激动处的康有为完全投入了，梁启超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中，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从他那感情充沛的动作中，看到了一名向旧世界宣战的斗士。
交谈持续了一整天。待夜幕降临、繁星满天之时，梁启超和陈千秋才辞别了康有为。归途中的梁启超已没有了来时的那般自信和得意，一种失落感深深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令他沮丧，令他痛苦。但在那失望的苦涩中又分明萌动起一丝不安的亢奋，孕育着一股奋发的冲动。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梁启超和陈千秋又迎着晨曦匆匆下山，在朝阳初升之时再一次敲响了云衢书屋的大门。
梁启超后来这样记叙了拜师康有为的经过：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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