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近代化的成就：梁启超

1927年，梁启超55岁了。这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年龄，是一个富有事业心的人敢向事业巅峰问鼎的年龄。在这一年，梁启超决定为国立京师图书馆编两部书，一部是《中国图书大辞典》，一部是《中国图书索引》，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并希望训练出一批编纂人才。也是这一年，他在给清华大学学生的讲演中，提出希望能集合同志二三十人，用二三十年工夫，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他只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他只嫌24小时不能扩充到48小时。他曾对女儿说：“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种生活我如何能过得。”^[1]一生好强的梁启超，从来没有把病魔放在眼里。虽然他偶尔也意识到自己对治病总是太大意了，若是早点医治，总不致如此麻烦，但随即他的兴奋点便转到工作中去了。

那还是在1924年9月，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病逝，这给梁启超以巨大打击。几个月来，他不能工作，常常“快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2]。不久，他发现小便带血。为了不给家人增加负担，他将此事瞒住了。

至1926年初，梁启超便血病加剧，不得已入北京德国医院医治。他在2月9日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病还是那样，前两礼拜已见好了。王姨去天津，我便没有去看。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一定要我去住医院。没奈何只得过年后去关几天。朋友们都劝我在学校里放一两个月假，我看住院后再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3]

后来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认定是其右肾上长了一个瘤子，于是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仍旧便血，可见诊断不确，但梁启超精神甚好，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总而言之，受术后十天。早已和无病人一样，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有兴致，绝不疲倦，一点钟以上的演讲已经演过几次了。七叔，王姨们初时屡屡警告，叫我‘自己常常记得还是个病人’。近来他们看惯了，也疲了，连他们也不认我还是病人了。”^[4]

不久，梁启超的四妹病逝。梁启超受此刺激，刚刚好的病又一次复发。经再服中药，才使便血慢慢停止。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力劝女儿不必回国探视，他说：“我有什么看不开，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的做我应做的工作了。”^[5]

至1927年，梁启超的便血病时好时坏，他仍然勤奋忘我地工作。但这个病却是不饶人，稍有劳累或刺激，便会发作。1927年3月，康有为病逝，梁启超的便血病因刺激再度复发。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梁启超又因大受刺激而病发得很厉害。12月，范源濂病逝，又使梁启超大为伤感，小便不通长达29小时。这一年年底，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的病本来已经痊愈了，二十多天，便色与常人无异，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在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6]

1928年春，梁启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血压不稳，便血间有，心脏亦在萎缩，梁启超所不情愿的“老太爷的生活”也日渐增多了。无奈，他辞去了清华的一切工作，尽管他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接着，在辞去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后，又坚定地辞却了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任务。

但是，要梁启超过一种眼中无书、手中无笔的消闲生活，那实在是太痛苦了。在天津静养期间，他开始编纂辛弃疾年谱。其弟梁仲策在追记其编撰之经过时说：“《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日，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已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卿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7]11月27日，梁启超被再度送往北京协和医院。

1929年1月11日，梁启超似乎已预感来日不多，便计划提前自祝60岁寿。他请其友人作文百篇，请林宰平作关于梁启超之佛学研究，请罗复庵作梁启超书法研究。梁启超意欲与死神进行最后的抗争。但是，1月15日，病势急剧恶化，至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永远闭上了双眼。

据其弟梁仲策追述：“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8]

梁启超去世的消息传开，在社会各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政界、教育界、文化界都为这颗近代文化巨星的陨落而悲痛。2月17日，梁启超家族举行开吊。这一天，梁启超的知友同志及社会各界，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追悼大会。

北京的追悼大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底素牌楼一座，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九个大字，门内高悬阎锡山挽联：

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

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

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人”四字，两边是熊希龄的挽联：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广惠寺的内佛堂均被祭联、哀章所布满，总计有3000余件。琳琅满目的挽联挽诗，寄托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梁启超的敬仰与哀思。

这里有冯玉祥的挽联：

矢志移山亦艰苦

大才如海更纵横

有王士珍的挽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

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

有蒋梦麟的挽联：

海内溯文豪，又弱一个

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

有胡适的挽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共500人，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的代表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沈性仁、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亲自到场致哀。梁启超在国内的五个子女及长媳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抑。全场为喑呜之声所笼罩，咸为之黯然。

同一天，上海社会各界设奠于静安寺，为梁启超举行公祭之典。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祭台正中高悬梁启超在巴黎和会的着西装放大相片，座上陈设素祭迎春一大瓶。四壁满悬挽件、挽诗。其中有蔡元培的挽联：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www.xing528.com)

有杨杏佛的挽联：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有沈商耆的挽联：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有高梦旦的挽联：

不朽在立言，独有千秋追介甫

自任以天下，何辞五就比阿衡

有梁实秋、潘光旦、张嘉铸、吴景超的挽联：

承魏牟而教，撷孔穿而辨，断以己意

有江陵之才，得荆公之学，作新斯人

有唐蟒的挽联：

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

愧藐躬事业未就，门墙忝列，伤世长为屈贾哀

追悼大会由诗人陈敬原、出版家张元济主持。社会名流蔡元培、唐蟒、叶誉虎、刘文岛、姚子让、高梦旦等百余人到场致哀，学生与商界人士来者甚众。有一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吊祭者，与梁启超素昧平生，他在礼场上说：“论私益则知识及立志悉仰新会之启迪感化，论国事则振聋发聩为革命造基业，新会之功不亚孙、黄。故虽绝无交谊，特来致敬。”

另外，章太炎有挽梁启超一联，并自序一节：

至客腊闻尊公疾笃，未及竟于报纸得讣。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所致挽联，虽无奇特，然以为能写尊公心迹，亦即鄙人与尊公相知之素也。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9]

梁启超逝世的消息也影响到了海外。1929年4月，美国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在《史学界消息》栏目中介绍了梁启超的逝世消息及其生平，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在一本小自传《三十自述》里，梁先生说：“我十八岁初到上海，第一次拿到一本地图册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然而就是这个年轻人，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表现在他的文风和他的思想里的这种能够跟上时代变迁的才华，可以说是由于他严格执行他自己常常对人引用的格言：“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10]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4—695页。

[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2页。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9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8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2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9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9—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