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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公德为合群-梁启超《教育近代化》中的价值取向

时间:2023-10-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新民的价值取向应以社会公德和国家利益为主导,应以合群为目标。梁启超认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各人之私心,而是缺乏“合群之德”。梁启超的结论是,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为此,梁启超大力提倡社会公德。梁启超指出,公德是相对私德而言者。尽管中国自古道德发达,但究其所教,私德居十之九,公德不及其一焉。公德为诸德之源,私德为公德之流,其善恶以利群为标尺。

提倡公德为合群-梁启超《教育近代化》中的价值取向

流亡海外以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是与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竞争价值观相对立的。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里就批评了康有为依然坚持世界主义而不肯接受国家主义的思想。他看到,追求天下大同乃是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而客观事实是,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种族组成,这些民族是在相互联系中发展,在相互竞争中生存。要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新民来说,国家观念应迅速更新:第一,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要认识到国家乃是使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的保障;第二,在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上,要认识到朝廷与国家并非是相等的概念,朝廷正则代表国家,朝廷贼则不代表国家;第三,在外族与国家的关系上,要认识到国家主权是不容践踏的;第四,在世界与国家的关系上,要认识到竞争乃是人类文明之母,进步之源,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永恒的。中国人长期缺乏国家观念,造成人们的道德追求,向下则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向上则高谈哲理而不切实用。那些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逃之也,人们为求爵禄求势利,将国家利益弃之脑后,还自造一种道德以饰丑而美其名。所以,新民的价值取向应以社会公德和国家利益为主导,应以合群为目标。

何谓合群?梁启超给它下的定义是“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人类之所以要结成群体,是由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任何个人的生存,最终总是取决于所在群体的生存程度。这就是梁启超阐述独立与自由都必须以服从群体利益为前提的理由所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群就必有强大之力,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谈了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四万万人口,经数千年聚族而居,其群不可谓不大,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然而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盘散沙”;第二,近代变法以来,也有不少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号于天下,而甲地设一会,乙徒立一党,始也互相轻,继也互相妒,终也互相残,何也?梁启超认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各人之私心,而是缺乏“合群之德”。他指出:“盖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19]

什么是合群之德?梁启超说:“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20]如果人人只知有身而不知有群,则其群便漠然摧坏,而终被灭于他群。因此,要增强群体的结合力、凝聚力、团体力,就必须养群德。

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公德,偏重私德。梁启超将儒家的“五伦”与西方伦理学的家庭、社会、国家三个伦理范畴作了比较,他认为,中国之五伦唯家族伦理稍微完整,而朋友一伦绝不足以尽社会之义务,君臣一伦也不足以尽国家之义务。因为社会之义务绝不应局限于相知的朋友之间,国家之义务更不应只是君臣之间的私人感恩效力。梁启超的结论是,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由此,衡量道德的标准应以是否利群为转移,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促进群体的利益,应该是道德的本质所在。(www.xing528.com)

为此,梁启超大力提倡社会公德。梁启超指出,公德是相对私德而言者。人人独善其身,是谓私德,人人相善其群是谓公德,二者皆人生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不能立身,无公德则群将不群,国将不国。但从中国状况看,公德缺乏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尽管中国自古道德发达,但究其所教,私德居十之九,公德不及其一焉。“要之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21]加之后世提倡者有所偏好,习非胜是,谬种流传,使国民更不知公德为何物了。人人只知安享本群之权利,而不愿尽其本群之义务。对此,梁启超愤慨地说:“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22]

中国不群之故,梁启超分析了四点原因:一是公共观念缺乏;二是对外之界说不分明,分不清公敌私敌,斤斤计较于群内之私敌;三是无规则,不讲法律,不讲纪律,人人对抗,不相上下;四是嫉妒。要合群,首先要明确道德的价值取向,梁启超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因此,公德与私德并不是并列关系。公德为诸德之源,私德为公德之流,其善恶以利群为标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好坏,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他是否尽了报群之义务报国之责任。“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23]

梁启超又认为,公德是群体之灵魂,国家之元气,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公德标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公德内容,公德应随着群之文明、群之进步而不断更新。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个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这是对组织涣散和缺乏活力社会的一个反动,也是呼唤公德的现实意义所在。而加强人们的公民感,增强人们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也就必然会推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梁启超说:

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述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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