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圆说古希腊即已有之，后成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从四元素的角度论之，月下世界的土、水、气、火四种元素都有其自然的位置。土最重，居于宇宙的中心，由于其自然向心的属性，所以最后挤压凝聚成球形的大地，而且与月上天相比，其体甚微。这也构成欧洲几何天文学的理论基础。此外，亚里士多德还从经验中寻找地圆的证据：其一是月食的形状，其二是在不同纬度看到不同的星体。[1]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亦有坚持地平说者。
地圆说其实在元代即由札马鲁丁传入中国，然并未引起任何反响。但自明末经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后，却引起了激烈的反应与争论。1584年罗明坚在其《天主实录》中对地圆说即有介绍。同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更专门地论述了地圆的观念，后又陆续申论于他所编绘的各种地图中，影响最大者当属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2]，其中开篇利氏即借用浑天说和《周易》之言来引介地圆说。此后，地圆说更广泛地在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阐发。(www.xing528.com)
当时的很多士人对地圆说带着新奇而怀疑的眼光，越来越多的士人逐渐在“礼失求野”甚至“西学中源”的观念下接受了这一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理论，但反对者亦不在少数，最力者如宋应星、王夫之、杨光先等。在接受地圆说的士人中，揭暄以其元气旋涡说为基础，将之化为自己宇宙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地圆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证，在《璇玑遗述》中以洋洋十五条证据来支持地圆说，是当时的集大成者。有趣的是，张雍敬则以十四则证据回敬地圆说，支持地平说。清中后期，士人在考据学的背景下，纷纷诉诸古代经典重新挑起地圆、地平的争论。虽地圆说逐渐获得士人的接纳，但它从明末就一直不断作为士人倡导“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例证。这些反映了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互动过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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