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单字辞语合六十余万条，其数之多，为我国任何字书辞书所不及。《康熙字典》仅四万余条，因按部首排列，检查已觉不易。本书条数十六七倍于《康熙字典》，而一条有长至万字者，即其平均字数，亦数倍于《康熙字典》之平均条文。设仍按部首或任何其他方法排列，检查上之困难将十倍于《康熙字典》，殆无疑义。字书辞书之效用，以检查迅速为主要条件之一。四角号码检查极速，益以附角附笔之补助，任何数量之条目，均可归纳于确定不易之号码下。证以七百余万卡片之按此法排比后，检查至为便捷，则大辞典内容六十余万条文之排检，自更不成问题。大辞典之排列，每字以六码为原则，小数点前之四码为四角号码，小数点后之第一码为附角号码，第二码为横笔之数。间有六码相同者，则再增一码或二码区别之；第七码或小数点后之第三码为垂笔之数，第八码或小数点后之第四码则为点捺之数。此系极罕之例，不常见也。至排比方式，则除单字与单字间依上述号码为序外，同一单字之各辞语，则按第二字序其顺次，第二字相同者，再按第三字序其顺次；第四字以下不列号码，惟暗中仍按四角号码及其附角附笔为序，以故单字辞语虽多至六十余万，每字每辞莫不有其一定之地位，检查既迅速，复正确也。
二十六年四月《中山大辞典》编纂处之工作适满一年，同月中山文化教育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印大辞典之契约，因工作繁重，嗣后并须按月出版一册，商务印书馆对于材料与工作之支配，不能不有相当时间为之准备；又以此种庞大之著作于其正式出版以前，有依原定办法，组织顾问委员会，并向全国学者征求意见之必要，遂商得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同意，将正稿延迟数月排版，先以“一”字条文作为长编印行。于是提前将“一”字所属各条文整理，因时期迫促，除编纂处同人几全部从事于此外，并得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数人以其余暇相助，用能于两月之短期内告成；自六月起发交商务印书馆排版，甫成三分之一，而“八一三”沪战突发，纸版铅字尽毁，幸原稿缮有三份，底本尚存。自八月起，中山文化教育馆以战事发生，经费支绌，原定按月补助之款不得已暂止付，并函嘱编纂处暂停工作。是年十月笔者为商务印书馆维持其任务，离沪南行，拟得便在香港将此长篇底稿整理重排，又以人事倥偬，奔走湘汉港之间，不遑宁处；蹉跎数月，至今岁二月始付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排版，阅十月而完成，计得五千四百七十四条，排成四百七十八页，每页字数平均二千，合计不下百万字，平均每条约二百字，而“一”之单字释义多至万一千余字。规模之大，自信迈越前古，即世界著名之《牛津大字典》亦不是过。惟以《中山大辞典》编纂处中途停办，与“一”字长编移港重排之故，成绩不能副所望者颇多，约言之：一则资料卡片全在他地，校对时未能就底片复核，错漏定难免；二则编校人星散，原拟于排版时，遇疑点或不满意处临时商榷修正者，遂亦无法实行；三则港地参考书缺乏，有怀疑处无从考证；四则笔者为应付商务印书馆目前危局，日昃不遑，原定之总校职务多未能履行；五则插图仅得一分，业随原稿被毁，仓卒不能补制。夫以如是庞大之工作，成于如是忙乱之时期，错漏冗滥，岂能幸免！顾仍重烦手民，遽予出版者，则以长编之作，系先辑各书所载与本书有关系之事实，而依次排比之，如宋司马光之编通鉴先成长编，其后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此。笔者于发排《中山大辞典》正稿之前，所为辑印其“一”字长编者，盖师此意，并借以请求海内外学者之教正，初意十年辛苦搜集之资料，既限于时地，不能公开于社会，长编所收如剔除过严，将无以示其真相，故去取之间，不敢存宁缺无滥之意。移港重排之际，复以上述情形，总校既鲜暇，助理又乏人，一切悉如原状，未及改进。因思际兹战时，原稿原片之保存，辄成问题；若不幸毁损，则笔者十年辛苦之工作，既无以就正于人，即于孙哲生先生提倡之美意，亦深孤负；于是力排万难，仍按战前计划先以大辞典之“一”字长编问世。至于大辞典本体之编纂印行，则财力人力皆非今日所许，只有俟诸异日。英国《牛津大字典》，费时四五十年，用款数百万镑，五易其总编纂者，始底于成。笔者苟能及身而睹《中山大辞典》之完成，宁非大幸，此则不敢望而固所望者也。(www.xing528.com)
王云五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写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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