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说”的争论虽然没有结论，它却交织一项重要但常被忽略的讨论：如何分辨客观的真理和一己的意见？陆九渊质疑朱熹界定传统与道统的权威。他们第二次书信往返时，更明白辩论意见是否客观的判断基础。学者一直不太注意第二次的往返书信，但是对如何决定意见是否客观，在辩论“太极图说”的初期阶段，不同的看法已经浮现出来。
辩论初期双方就表示担心对手固执己见，只想辩论获胜。朱熹指责陆九韶只要建立自己的意见，不能虚心对待他人的意见。陆九韶被朱熹指责一番，颇感失望挫折，兼以朱熹的态度严厉，又求胜心切，所以陆九韶认定多辩无益。陆九渊决定接替陆九韶的位置时，曾经写信向朋友解释：以朱熹这般高明的才智，都不能避免思想混淆、沉溺理论、不尊重他人意见以及争强好胜的毛病。但由于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只要讲究功夫修养与求知讨论，一定能够有进步。陆九渊给朱熹的信中，特别强调朱熹一直都有与朋友问难切磋的名声，但他的声名太响亮，有如“群雌孤雄”，别人不敢表达反对的意见，所以陆九渊劝朱熹要“据事论理”。
朱熹以“理未易明”为答复。若对道理有真知灼见，是非就很容易分辨；但不幸的是，真正的情况复杂得多：
吾之所谓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见，则恐其所取舍，未足以为群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则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尽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绌古书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熹相信道理终究确定不移，但不容易把握了解，所以需要一套衡量个人观点的标准。陆九渊肯定讨论可以获得共识，朱熹认为那不是恰当的标准，但没有解释标准到底是什么，只间接指控陆九渊只靠自己心中的判断，不依赖传统经典的判断。陆九渊虽然不会接受这种解释，但朱熹根据自己的理解划分明确的界限：自己对道理的理解比较客观，陆九渊则仰赖主观的心。
陆九渊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说明双方的困境，他回答说：
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言淆乱之中，俯仰参求，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间，正宜各尽所怀，力相切磋，期归于一是之地。
陆九渊所谓“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大胆提出如何判断认知是否客观的基本问题。唯有与致力追求答案的人讨论辩难，才能摆脱众说纷纭的一己偏见，因为“是非本在理，当求诸其理”。陆九渊在此强调与同道论学非常重要。
如果怀疑陆九渊所谓“安知非私见蔽说”不是讨论主观认知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追溯它的来源。陆九渊虽然没有说明它的出处，其实他引用了吕祖谦书信“与学者及诸弟”中的一段话，与原文仅二字之差：“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言诸乱之中，俯仰参犬，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吕祖谦也认为必须以“众人聪明”对抗“自任一己之聪明”。陆九渊坚定相信与同道论学，可以达到“一是之地”，吕祖谦却没有那么信心十足。吕祖谦认为不但要“先内有所主宰”，也必须关注外在的事物，不可以要求客观的事物服从主观的意志：“如目疾者，以青为红，以白为黑，色初未之变也，今惟当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从目之理。”陆九渊虽然引用吕祖谦的看法，但是吕祖谦的立场与朱熹比较接近，都以经典为客观的道理。
陆九渊解释双方为什么会为不能确定认知是否客观而困扰。古人则不同，帝舜愿意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与人讨论后能改正错误的看法，接受新的观点，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圣人。古人的性格俭朴、讲究实质，彻底了解事实后，才着手建构理论，经典也鼓励这种作风倾向，教导人要“以其事实，觉其事实”。古人由于受这种思想指导，言论与讨论的事务都能符合一致。但“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陆九渊或许犯了将价值判断当成事实的谬误，但他的确相信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被过度的博学文饰风格取代。
陆九渊将朱熹与子贡相提并论，都坠入讲究博学和文饰的窠臼。子贡虽然是孔子的及门弟子，但不能避免博文巧辩的弊病，空有广博的学问，却不能克服自己的偏见。陆九渊提醒朱熹，孔子传道时略过子贡，口吻则近于戏谑：
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尊兄诚能深知此病，则来书七条之说，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数百里，脱或未能自克，淹回旧习，则不能无遗恨。
子贡犹且如此，朱熹怎么能对广博的学识那么自信呢？陆九渊不但挑战朱熹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还要削弱朱熹注释经典的权威地位，因为朱熹根据自己的经典诠释提出标准和原则。
朱熹不追随经典里圣贤直接简要的教训，反而谈论“无”的妙用，并称赞周敦颐以“无极”揭开千古圣人不传之秘。朱熹虽然说周敦颐的发现与古代圣贤的道一致，但是陆九渊却可以轻易用“妙”“秘”为理由，抨击周敦颐所理解的道：
尊兄两下说无说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平时既私其说以自高妙，及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此漏泄之说所以从出也。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彼此只是葛藤未说。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过。兄其母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
陆九渊将朱熹注重读书的教学方法与喜爱奥秘的理论相提并论，很值得注意。他也抨击周敦颐对太极本体的奥秘诠释很主观，朱熹却赞扬它对了解儒家的本体实在有独特的贡献。朱熹认为若非周敦颐体察天道，并将发现置于道学的文献里，太极本体仍然会是不解之谜。朱熹的看法其实不是在辩论中被迫采取的立场，而是他自12世纪70年代以来就对此持有的态度。
朱熹在1172年写给张栻的信中已经提到，“程子之秘”就是“太极图说”。朱熹与陆九渊辩论时，没有提出这个看法，但是当陆九渊说二程从没有提过“无极”一词时，他心里其实早已经有现成的答案；显然这个秘密太重要了，甚至不能轻易向道学中人泄漏。朱熹在“题太极西铭解后”说自己原来不愿发表“太极图说”的注释，表面的理由是顾虑时人会怀疑周敦颐的著作，其实是吕祖谦等人在12世纪70年代即批评朱熹以“太极”为道、阴阳为器的说法“似有形容太过之病”。朱熹是否对引人注意周敦颐发现的秘密也颇为犹豫呢？简而言之，朱熹暗示真理的一项重要组成因素从未在经典出现，而且是别的道学思想家未想出来的。
陆九渊在信结束前，回答朱熹指责他不相信经典的问题，他宣称自己只是不相信“无极”的说法：“‘尽信书不如无书’，某实深信孟子之言。前书释此段，亦多援据古书，独颇不信无极之说耳。兄遽坐以直绌古书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传”、《洪范》、《毛诗》、《周礼》与“太极图说”孰古？以极为‘形’而谓不得为‘中’，以一阴一阳为‘器’，而谓不得为‘道’，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陆九渊一转手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朱熹对他的批评回头攻击朱熹。儒家的经典没有“无极”的观念，的确不能根据它判断陆九渊是否愿意接受或尊敬经典。(www.xing528.com)
朱熹同意陆九渊的评语可以适用于许多当代人物，但不能以此批评自己。某些学者的确像陆九渊的形容，以一己的私说沾沾自喜，但朱熹说：“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并且征引陆九渊所谓的“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称赞它“尤为至当”。朱熹并未处理这个问题，只要求陆九渊实践自己的诉求，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达到正确的“一是”。朱熹在这两处都没有谈论陆九渊的抱怨，更没有反驳。朱熹承认陆九渊所提的问题“尤为至当”，却不解释如何区别道理与意见，的确令人颇为失望。
朱熹比较用心讨论陆九渊提出的解决争论的办法。朱熹劝陆九渊反驳别人的意见以前要先“平心”，但陆九渊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因为双方都要对方“平心”接受自己的观点。朱熹澄清自己的本意：“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论理，而终得其是非之实。”陆九渊当地方官时政绩良好，朱熹或许因此提醒他判决案子以前，应该放开心胸，不存偏见，审听事实。同样的道理，如果学者受个人的感情或偏见干扰，即使想要公正无私，仍然不能避免犯错。
朱熹觉得沟通交流至此似乎还不够清楚，所以进一步批评陆氏兄弟讨论问题的态度。陆氏兄弟讨论“无极”问题的立论虽然相同，朱熹却要分辨他们的动机用意。陆九韶建立理论时，充满自信，甚至没有仔细推敲研究，而别人指出他理论的问题时，又丝毫不肯退让。他的秉性本来如此，并没有蓄意欺骗别人的用意，所以他的问题只是未曾做好研究。朱熹进一步宣称，陆九渊的本意是要证明自己的理论，赢得论战，“细考其间，紧要节目并无酬酢，只是一味谩骂虚喝，必欲取胜”。他不但要超越子贡，更看不起周敦颐与二程，所以对周、程的文章吹毛求疵。由于这些错误，陆氏兄弟只能用没有根据的理论取代圣贤的本意，所以书信往返讨论已经是多余的事情。如果双方能够敞开心胸、意气平和、言而有据，就能从讨论事实中得出结论；朱熹的结论是：陆氏兄弟的态度破坏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朱熹在结束时又引用孔子的话，重申他对学问和道统的看法。陆九渊坚持孔子能够成为圣人，不只是博学的结果；朱熹承认这是当然正确的看法，但孔子好学博闻，而且能够“一以贯之”，所以能够成圣。朱熹辩护学问对成圣非常重要，并且以它为基础讨论陆九渊对道统传承的质疑：
颜〔子〕、曾〔子〕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
朱熹认为当代人物受禅学的影响，所以不如子贡，以响应陆九渊的批评，而且确定自己的权威，以及他提出的理在“博文约礼，足目俱到”的解释。郭绍虞先生（1893-1984年）等现代学者较注意朱熹用以建立哲学体系的“道”或“德性”，而不太注意他所讲的“文”，因此结论说朱熹与其他道学家似乎轻视“文”的地位。然而朱熹在此使用“文”、“道”、“礼”讨论儒家道统的传承。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标准的说法是1189年1月，如果断限可信，写作时间应该是完成“中庸章句序”前的两个月。朱熹在“中庸章句序”提出著名的“道统”一词，其实在两个月以前，他已经使用这词汇反驳陆九渊，捍卫周敦颐和二程承袭道统的观点。前后时间如此接近，若说是陆九渊的挑战促使朱熹使用这个新的词汇描述道的传承，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论断。朱熹在1181年所写的“濂溪光风霁月亭”，就开始使用“道统”一词，但直到与陆九渊书信往返辩论以后，“道统”才成为主要有力的观念。根据钟彩钧先生的判断，“太极图说”的辩论展开后，朱熹才将“理”的地位提高，而且将“理”、“气”视为一组对立的观念。这些事例都进一步证明，研究朱熹的哲学必须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要考虑他与当代学人的辩论。
总而言之，陆九渊始终质疑朱熹诠释经典与界定道统的权威，相信朱熹显然将一己的意见当做决定圣贤本意的客观标准；不但抨击朱熹探求“道”的方法有“先知”般的色彩，并且大量引用经典阐述观点，质疑朱熹的诠释是否准确、客观。陆九渊的辩论方式与学者的一般印象截然相反，他再三强调需要一套区别主观意见与客观知识的标准。朱熹的经典注解证明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并且宣示从经典发现“理”非常重要，但不能有力响应陆九渊的问题，解释如何判断个人对理和经书的理解，不仅只是一己的主观看法。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一封信显示，陆九渊指责他的见解只是“意见”，他为此困扰多年。朱熹与陆九渊争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反应显示在辩论的压力下，他很难为自己对道的理解以及经典的诠释建立客观可信的基础。
陆九渊自始至终否定朱熹了解道，例如他在辩论中强调子贡过分依赖学识，所以孔子没有授予他道统，而朱熹与子贡将传统过度思想化。朱熹渊博的学识是致命的弱点，陆九渊对学生说：“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
陆九渊指责朱熹不够客观的说法虽然一直遭到忽视，但是一些近代学者已经重建朱熹注释经典的解释方法，与他是否客观的问题。他们主要根据非辩论性质的语录及经典注解，能更系统合理解释朱熹在与陆九渊辩论时，所使用的预设、认定的事实，或是曾经短暂辩护过的观点。朱熹有一套尊重经典完整或自主的指导原则，并且以经典注释获得客观知识。他关心如何以客观的标准了解理，所以发展一套读书方法原则。这些研究提到陆九渊时，通常是要证明朱熹也认为“道问学”的终究目的是“尊德性”，而且读书是一种内在的体验。然而，朱熹将传统知识化的程度，比以前的儒家学者都要彻底，并且使知识成为道德伦理的基础。以朱熹的体系而言，陆九渊对读书与客观知识比较不感兴趣，但是学者往往轻易强调陆九渊的主观色彩，与实际的情况颇有距离。
学者几百年来一直用“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差异，讨论朱陆的异同，其实双方辩论时没有专注讨论这问题。由于本书讨论的焦点放在历史事实，只处理辩论双方认为重要的课题，所以很少触及“性即理”与“心即理”间的差异，但它牵涉到朱陆双方最基本的前提，因此并非不相干的问题。陆九渊主张“心为理”，比较相信讨论问题可以获得真理，并担心过份专心读书会使人偏离基本的理。陆九渊认为阴阳就是“道”，也反映他拒绝将“心”、“理”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也无法同意朱熹所设定抽象的理的领域，或者“性”的观念，以充当“心”、“理”的桥梁。
传统的观点素来赞扬朱熹糅合“太极”与“理”的观念，能够超越周敦颐的哲学，其实陆九渊也认为“太极”就是“理”，然而他主张它们就是“中”，朱熹则不愿赞同这个说法。而且，陆九渊主张“理”和“太极”意指同一本体时，他的哲学目的与朱熹不同，不是要强调“理”先于“气”的观念，因为他没有必要建立抽象的哲学体系。
朱陆辩论“太极图说”的问题，没有获得结论就草草结束，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朱熹获得哲学理论建构的胜利，不过也承认陆九渊的说法，相信“太极图”与“无极”的观念是来自道家。从这方面可以看出现代儒学研究的演变：学者无论如何推崇朱熹的哲学，他们不再需要否认朱熹体系中的某些因素的原始起源。
整体而言，朱熹证明自己阅读经典时，比较着重分析，富有学术研究的气息。陆九渊阅读经典的方式偏重字面的意义，比较直接、整体。朱熹甚至抱怨陆九渊“随语生释”，而“引经必书全章，虽烦不厌”。陆九渊能够娴熟引经据典，足以否定所谓他不尊重经典权威，或者不能阅读经典的假设；朱熹指责陆九渊不重视经典和读书，显然影响他的传统印象。
朱熹夸大陆九渊的学术倾向，朱熹的后学也确信不移，他们继承朱熹的说辞，继续抨击陆九渊笃信禅守思想、混乱圣学之道。前面已经提到，吕祖谦的影响力消逝后，朱熹与陆九渊的立场变得更坚定，而且双方的紧张关系漫延感染学生。两位道学先生在辩论过程中，变得更加不宽容，他们界定的“道学”范围也日益鲜明。朱熹虽然没有对陆九渊进行人身攻击，但指责陆九渊深受禅宗感染，而且读书修身的功夫都很松懈，这已经是十分尖锐的批评。辩论演变成摩擦，并且影响双方学生的关系，朱熹必须负一部分责任。朱熹的学生派别意识比老师更强烈，但他们的基础是朱熹的一些论述，都自认在与混乱大道的学者对抗。朱、陆与双方学生的对立冲突甚至延续到现代，直到最近的一些研究，仍然试图修正这种壁垒分明的态势；有些美国的汉学家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张朱、陆间的分歧对立，但并没有大多数中国学者相信的那么严格对立。
本书的讨论显示朱、陆的共同点，但更强调他们的分歧。他们的紧张关系促进道学的发展方向，所以不能忽略道学传统发展的这段历史。朱陆的辩论结束后，朱熹旗帜下的门人后学努力宣扬他的学说，并在13世纪使他对道统及道学的解释获得官方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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