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改革勇创新学堂实践详解

宗旨既定，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如何贯彻实行，这对于初出茅庐且从未主持过学校教育工作的梁启超来说，确实是个更为艰难的问题。梁启超后来谈及在时务学堂教学的情况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6]

梁启超的话是可信的。当时的新式学堂刚刚萌芽，它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个谱。虽说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所阐发的教育改革主张已是一套一套的，但新式学堂该如何办，他心中唯一的感性认识也只有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经历。但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只认定一条，新式学堂不能像传统官学那么办，那剩下的便是靠他的热情与胆魄去奋斗、去开创了。

梁启超认定学生作札记是读书的有效方法，他就将作札记定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功夫。他规定了以下几条：第一，凡学生每人必设札记册一本，每日将所读之书的页数详细注明，并将学习心得记于册上。读书心得分两种，一为引申本书之义，一为辩驳本书之义。初入学者心得尚少，可以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之论说于札记以当功课，但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札记册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第二，在学堂设一待问箱，学生读书有疑义，用待问格纸写好放入待问箱内，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凡所问必须按切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第三，学堂根据学生读书札记和疑问情况评定分数。分数分六等，最高者三分，依次为二分半、二分、一分半、一分、半分。学生每日最少必须有札记或疑问共两条，达到此标准者记半分，每日札记或疑问不足两条者，不记分，善问者另记分数。第四，评分每月统计一次，30分为及格，超出者给予奖赏，低于27分者记录在案，由下月超出部分扣补。

梁启超知道，学生札记质量如何，与教师的批答质量直接相关，而且教师的批答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很为关键，所以梁启超将教学的主要精力放在批答学生札记上。梁启超通过批答学生札记，循循善诱，引导学生接受维新变法的思想。在至今保存下来的时务学堂学生札记中处处可见诸如“所问两条，极有条理。第二条自行解析，尤见用心”，“问得极有心思”，“通极，就此例以读全书，可见记号之间，无一字无深意”，“比例精当，见地莹澈”的批语。当杨树谷谈及要及早解决众多无业之人时，梁启超批道：“崇论闳议，见识远大，安插中国乞丐有何法，汝可即作一议著之日记中。”^[7]这样的评语给学生的引导和鼓励是显而易见的。按梁启超的话说，他所批的学生札记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这个工作量是够大的了。更要命的是，梁启超白天多要忙于讲授，批答札记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进行，这样通宵达旦工作便成为惯例了。他在给上海的几封信中也都提道：“此间之忙，更甚于上海，真无可如何也。”^[8]

学生作札记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所以如何指导学生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特地颁布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详细阐述了他的课程改革主张。^[9]

梁启超将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溥通学，即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之科目，它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践者。另一类为专门学，即学生每人当深造之专业，它分设为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个门类。如前文所言，将教学内容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梁启超是第一人。这里，梁启超已注意到，个人的发展既应具有基本的知识结构，以构成人格的基本素质，又应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特长具独特的知识特长。这种课程改革思路为近代学制的改革提供了帮助。(www.xing528.com)

对溥通学和专门学，梁启超都规定了需读的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两类。专精之书指精读之书，学生阅读这一类书必须自始至终认真读完，因而要求按日分课，不许拖延。涉猎之书则指可随意翻阅之书，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达到触类旁通。梁启超的这一意见，也是别具一格的。梁启超要求，学生每日读专精之书用十分之六时间，涉猎之书用十分之四时间，两者不可偏废。

按梁启超的安排，凡初入学堂的前六个月，皆治溥通学，自第七个月开始，乃各认专门，专门学与溥通学并习。在梁启超制订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里有两个特色十分突出。第一个特色，梁启超所安排的读书内容做到了中西兼顾，政艺并举。在所规定的书目中既有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又有《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泰西新史揽要》《格致汇编》《西国政学事物源流》等书以及天文、地理、重力化汽等自然科学书籍，还有《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报刊。这样的书目内容体现了时代的需要。第二个特色，梁启超指导学生读书，十分注意循序渐进，注意读书先抓本源再求发展。例如，第一个月的读书安排，他让学生先学习《读书法》《礼记·学记》《礼记·少仪》《管子·弟子职》等，意在让学生入学首先掌握学习的方法，求学的纪律及要求，以便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二个月在布置读《春秋公羊传》时，同时在涉猎书目中安排了公法诸书。梁启超认为《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略窥公法之书乃易通也。在掌故门的读书安排中，他首先要学生学习《秦会要》，因为两千年制度多本之于秦，故必以此书为掌故学根源。在格算门中首先安排读《学算笔谭》《笔算数学》，因为这是学算的浅显易入之书。像这样的安排在读书分月课程表中有很多，这些考虑细致入微，可见梁启超办学的认真及独具匠心。

为了帮助学生读书，时务学堂规定院长每五日讲学一次。讲学前，要布告讲演题目。讲学时，由两位高材生做记录员。讲学毕，由两个记录员参与整理，写出清本，抄写两份。一份于学堂张贴，一份存院长处。

为了检验学生的读书效果，时务学堂还规定每月设月课一次。由院长批阅评定成绩，分列等第，给予奖赏，月课成绩也将作为大考成绩统计之用。每季设大考一次，请学堂督办官与绅董共同到堂汇考。季考后，将三个月内的札记册、待问格及课卷三项通同核阅，计算总分。如有功课精进，能自创新理，或自著新书者为异常高等，可另给特加分。所有学生的成绩皆张榜公之于学堂大门，并登《湘学报》《湘报》以示鼓励，对优秀的札记、问格、课卷，每季由学堂抄存刊刻。

这种新颖的教学模式，给时务学堂的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学奋进，受益匪浅。唐才质曾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回想当年同堂诸生，为学求益，事迹至多，其最大者约有如下数端：时务学堂成立，师生情谊融洽无间，诸生有事求教，可往教习室个别谈话，听取训诲，或数人集体会谈，亦无拘束，其获益一也；学堂功课以写札记为常课之一，忆梁先生初至主讲，甚为振奋，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诸生阅报听讲，看书自习，遇有心得，可抒意见，教师亦随时批答指导，其获益二也；戊戌春，吾省士夫创始设南学会讲学，假考廉堂为会所，以每星期日为讲期，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延揽学者名流，轮流讲演，是年夏历二月初一日为开讲期，官绅士民集者甚盛，时务学堂诸生多往听讲，在学问上与思想上取得极大转变，其获益三也。^[10]